官僚制的潮汐与我国行政组织体制的理性构建

70年代以后 ,西方各国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 ,与其相应的官僚制陷入了困境。于是 ,西方各国掀起了旨在否定官僚制的行政改革浪潮。而处于国际大背景中的我国必将受此浪潮的影响 ,但我国的处境又极为特殊。本文从我国的特殊国情入手 ,透析我国现阶段经济基础、组织及其文化的劣根性 ,从而判定我国尚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 ,必须强化官僚制的优点 ,弱化其缺点 ,并借鉴别国成功经验 ,对我国行政体制进行理性构建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体制     

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成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官僚制的精神与转型时期我国组织模式的塑造

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的组织形态是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模式。作为近现代社会中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形态 ,官僚制以其形式合理性和技术化的设计在西方社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官僚制在当代也因其自身的某些局限性而面临着改革 ,但是 ,官僚制中所包含的理性精神、民主意识以及科学化的设计思路和要求 ,对于转型时期我国组织模式的塑造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官僚制行政:理论溯源、经验反思与现实适用性

官僚制行政在现代政府的发展历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典范地位,也是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核心标的。溯源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合理性"与"合法性"是韦伯建构官僚制行政的两个前提要件。但由于理性二律背反的逻辑特质,官僚制行政具有无法克服的内生矛盾,并引发了学界对官僚专政的批判性反思。在我国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期,对官僚制行政的审视及借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略论行政伦理的价值重建

随着人类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历史转型期,即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统行政管理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方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官僚制行政模式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运行和社会结构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官僚制体系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技术性体系,所体现的是与近代资本主义一道成长起来的工具性理性原则,并以科学和技术的名义,将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出去。在实践中否定了人性、人的价值、人的个性、人的主体精神等伦理文化因素。20世纪后期,官僚制行政的各种弊端逐渐暴露了出来,官僚制的适用性受到普遍的质疑。行政伦理也正是在对官僚制的反思中获得有力推动的。一、官僚制行政的价值缺失威尔逊和古德诺等人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原则,成为官僚制行政的逻辑起点。威尔逊认为,“行政管理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1]可见,传统公共行政学把公共行政视为远离政治的纯事务性技术领域,而把“价值”与“德性”领域归于政治。因此,在传统公共行政中,效率成为行政存在的主要理由和“价值”标准。官...     

传统官僚制与理性官僚制的比较及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传统官僚制高度发达的国家,封建社会构建了一套非常完备的组织管理体制。然而,在现代社会,传统官僚制已经暴露出低效而又缺乏理性的弊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现代组织的一种基本架构,尽管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却以其理性与高效的核心精神符合了当代中国特殊的行政环境,体现了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     

官僚制:危机与超越

官僚制是以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意指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但随着各国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官僚制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官僚制在现代社会中的专业化危机、服从危机、民主危机、信息危机,使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与质疑。对官僚制进行全面的审查与解析,以澄清人们对官僚制的看法,目的不在于全盘否定官僚制,而在于正视官僚制并从复合型官僚、道德猜想、顾客驱使及规制重塑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重整,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公共管理的改革取向作出一些前瞻性的设想。     

——齐格蒙特·鲍曼对现代官僚体系之道德检视

现代官僚体系是当今世界各国及各种社会组织所通用的组织管理形式,它体现了科学理性精神,对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看来,现代官僚体系的科学理性精神却具有内在的道德破坏力,它使管理者的行为过程与行为意义分离开来,以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导致了技术的道德化,从而使管理者道德责任意识模糊,消解了管理者的道德责任能力。鲍曼认为,走出现代官僚体系的道德困境,防止非道德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关怀他者,重塑管理者的道德责任。鲍曼对现代官僚体系的道德检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官僚制组织制度的认识,对于我们改进和完善现代官僚体系及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齐格蒙特·鲍曼对现代官僚体系之道德检视北大核心CSSCI

现代官僚体系是当今世界各国及各种社会组织所通用的组织管理形式,它体现了科学理性精神,对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看来,现代官僚体系的科学理性精神却具有内在的道德破坏力,它使管理者的行为过程与行为意义分离开来,以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导致了技术的道德化,从而使管理者道德责任意识模糊,消解了管理者的道德责任能力。鲍曼认为,走出现代官僚体系的道德困境,防止非道德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关怀他者,重塑管理者的道德责任。鲍曼对现代官僚体系的道德检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官僚制组织制度的认识,对于我们改进和完善现代官僚体系及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而全球化和知识革命的兴起又将正在进行这两种转型的我国推到了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的门槛。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西方理性官僚制与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取向

官僚工具理性与官僚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现代官僚制是近代西方工业化发展的产物,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当今世界公共行政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官僚制的困境,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应用到中国应当慎重。现实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我国公共行政发展可以借鉴西方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的某些合理内容。     

传统官僚制的现代遗存与中国政府的现实应对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和法制精神,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当代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虽然西方新管理主义呼吁摈弃现代官僚制,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官僚制而言,现代官僚制的优势是显著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中国实际情况,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分,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弘扬理性精神与中国社会现代化

中国要实现社会现代化 ,必须依靠理性精神的支撑和弘扬。弘扬理性精神 ,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 ,不断地对人民群众进行理性文化的启蒙 ,并正确看待西方社会出现的后现代思潮。     

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弊端解析——以韦伯现代官僚制为比较对象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理性精神和法制原则，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虽然西方新管理主义呼吁摈弃现代官僚制，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官僚制而言，现代官僚制的优势是明显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中国政府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实际，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略论新社会风险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区别

当代社会、经济和科技产生了许多新发展,而现代社会的这些进步也同时带来许多风险与危机。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新社会风险”作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新视角逐渐兴起。新社会风险视角不仅给社会政策理论带来了新的转变,而且对各国的福利改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工业国家都开始强调在知识经济和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应该重新审视福利保障制度原则,加强社会包容,建立一个以应对“新社会风险”为主的福利国家。基于此,研究新社会风险的概念内涵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区别,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西方发达国家福利改革的新动向,而且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也将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诸多借鉴。     

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

创新理念、人本主义理念、效率理念和服务理念是推动世界各国在政府公共管理中普遍应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因素。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实现跨部门业务与服务的整合,再造行政业务流程,提高行政效能与政府服务质量,是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信息技术应用与行政改革一体化的集中表现。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家们对政府管理创新与信息技术应用之间的相互影响应进行重新思考,不仅要重视信息技术对于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而且更要重视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观念、行政理论、行政官僚体制对于信息技术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信息技术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政府公共管理发生深刻的结构变化,信息技术只有在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的行政理念的支配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深刻阐述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科学内涵、发展目标、应用原则与具体任务,并探究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官僚主义的涵义、形态和马克思的认知

当前官僚主义及其与之相联系而产生的一系列现象成为各国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对社会现象的概括,其边界一直很模糊,它与官僚制、官僚政治、官僚体制有着密切联系,只有完成对这个概念澄清,从历史和逻辑的关系上对现代官僚主义概念和内涵及其形态加以梳理,才能明确马克思提出的消解途径。     

"善治"视野下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府治理

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既是全球化时代西方步入后工业社会行政管理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西方传统文化奠基、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公民社会充分发育的现代结果.尽管善治体现了人类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但缺乏社会发育并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尚不具备多元治理的前提条件.当下中国应该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为重点,加大政府治理,通过建设透明廉洁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权威政府、民主法治政府,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解读官僚制“悖论”与中国的抉择

20世纪以来,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尤其是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引起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众多问题。基于实践中公共行政体制的重重困境,笔者着重解读了官僚制理性化进程中的诸多“悖论”,并从中感悟到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取代和湮灭了其实质合理性,各种摈弃和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并不能涉及官僚制背后深层面的问题;官僚制自身的“二律背反”体现为:官僚制管理是必须物的同时又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在反思官僚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共行政体制的现状,提出应在行政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体制。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背景下的中国公共服务改革

公共服务市场化是 20世纪 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核心主题,该项改革在有效改善公共服务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政府的治道变革提供了新的视野。目前,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经验采取有效改革措施,加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市场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