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证明——读《朱陆之辨——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而这一问题的提出,与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危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本没有"哲学"一词,也没有与西方对应的哲学学科,近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是胡适、冯友兰等人参照西方哲学范式(实际是某一派的范式),取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方相近的材料建立起来的,用冯友兰的话说,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来而叙述之"(<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8).     

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变迁——以Ronnie Littlejohn的《中国哲学概论》为中心的考察

如何书写中国哲学史?一般来说,有以人物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两种书写方式.长期以来,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方式是以人物为中心,并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成中国哲学史,而2016年Ronnie Littlejohn出版的《中国哲学概论》则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书写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该书的出版显示了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变化,展现出他们在哲学普遍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新理解,肯定了中国哲学存在的普遍意义及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质疑.     

安乐哲比较哲学方法论简论

本文探讨安乐哲的比较哲学方法论.安乐哲的中心问题意识是纠正西方思想界尤其是西方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的误读,围绕这一中心问题意识,他的学术事业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西方传统对中国哲学的误读,另一个是向西方哲学界论证和宣传中国哲学的深刻内涵.其理论主旨是通过三个学术研究系列来体现的,即中国哲学经典翻译系列、中国哲学思想评论系列、中文与英文的中西比较论文系列.这几个研究系列都基于四大理论资源:港台新儒家对中国哲学的解读,西方的汉学训练,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资源,以及当代中西比较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在此本文分别论述他的比较哲学方法论的各个侧面.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力作——《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评介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是李维武教授近年来从事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致思理路。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除了运用逻辑的方法以外,还更应该重视历史的方法。所谓逻辑的方法,重视的是哲学自身的内容和线索,着重对哲学思想的内在演变进行考察;所谓历史的方法,强调的是哲学思想的具体的历史生成与演进,着重从哲学思想与历史文化的联系上对哲学史进行考察。如果说,李维武教授于15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对哲学史研究的逻辑的…     

哲学创作的贫乏与哲学的"限度"

本文是对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一文的回应.把"哲学创作贫乏"作为一种现象予以评论的各类观点背后,有着不同的哲学观基础;而一种哲学观虽然在作为哲学批评之依据的时候会有其针对性,并且以此为准则的哲学创作局面也可能产生出极大的新鲜性,但在更广泛和复杂的批评对象面前,以及在将其作为哲学创作之根本立足点的时候,此种哲学观同样可能表现其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为了克服哲学创作贫乏的状况,而从哲学观上把哲学树立为一种"究极"性的学问,那也可能意味着对哲学自身品性的背离.①一文的回应.把"哲学创作贫乏"作为一种现象予以评论的各类观点背后,有着不同的哲学观基础;而一种哲学观虽然在作为哲学批评之依据的时候会有其针对性,并且以此为准则的哲学创作局面也可能产生出极大的新鲜性,但在更广泛和复杂的批评对象面前,以及在将其作为哲学创作之根本立足点的时候,此种哲学观同样可能表现其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为了克服哲学创作贫乏的状况,而从哲学观上把哲学树立为一种"究极"性的学问,那也可能意味着对哲学自身品性的背离.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力作——《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评介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是李维武教授近年来从事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致思理路。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除了运用逻辑的方法以外，还更应该重视历史的方法。所谓逻辑的方法，重视的是哲学自身的内容和线索，着重对哲学思想的内在演变进行考察；所谓历史的方法，强调的是哲学思想的具体的历史生成与演进，着重从哲学思想与历史文化的联系上对哲学史进行考察。如果说，李维武教授于15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对哲学史研究的逻辑的方法的最好诠释的话，那么，他的新著《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则是对哲学史研究的历史的方法的成功尝试。     

评胡适和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特征”论

胡适和牟宗三两人对“中国哲学的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具有 “名学”特征, 整个中国哲学史就是由 “正名”方法与 “无名”方法联合建立起来的; 牟宗三认为, 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于它特重“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胡适从哲学方法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哲学内容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胡适从中西哲学之同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尽管如此, 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研究中国哲学之特征的, 都属于“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现代性研究。     

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

发端于《易经》的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既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也与那些业已“对根的遗忘”的晚出的中国哲学(如“理学”、“心学”)相异,其实质上是一种旗帜鲜明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理论。这种宇宙论的身体性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把整个宇宙视作是人身体的化身,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通过一种身体的发生学把男女交感视作是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而且还表现在其对作为宇宙之道的“时”的概念的一种不无独特的机体主义的理解上。显然,这一中国古代宇宙论哲学中的身体性思想的揭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不容低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它可被目为是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更为彻底的还原,并且同时也代表了对以“以身为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最早的批判。     

爱知之学与成人之教-中西哲学现的歧异与会通

就其主要倾向而言,虽同为"形而上学",但中西哲学一为爱知之学而一为成人之教,二者在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及其功能上均有重大的差异.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主要是以自然界为其研究对象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主要是以人为其研究对象;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主要是以思在关系为其研究内容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主要是以人我关系为其研究内容;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主要是以知识批判为其文化功能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主要是以社会批判为其文化功能.实际上,这两种哲学之间的差异并不妨碍二者根本上的会通,因为正如自然与人本身须臾不可分离那样,科学主义的哲学与人本主义的哲学亦始终处于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中.     

"中国哲学史"的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建设要处理如下一些问题: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国概念中包含的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地理和阶级性的关系;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当代史和本来的历史的关系等问题。     

“实学”概念刍议——从顾宪成的“实学”概念说起

通过对顾宪成的“实学”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已有的研究中,大多只触及到“实学”概念的第二层含义,即认为实学既包括形而上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形而下功利之学。对于实学的第一层含义,即道体、性体之善未曾深究过。通过对实学这两层含义的追究,我们看到,“实学”不是相对于儒学的一种独立存在,也不是儒学的一种次生品,它是儒学在遇到挑战后的一次本能反应和自我凸显。在与其他学说尤其是佛学的对抗中,儒士们看到了儒学不同于佛学的显著特征,便给了它这个看似新奇的名字——“实学”。     

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主要思想来源

近代“社会契约论”对国家性质的解释虽然武断但却是成功的。从理论上分析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来源无疑对认识其真正的价值有着深刻的意义。我们认为 ,伊壁鸠鲁的“原子”的“社会契约论”为近代的国家起源理论提供了一个范式 ,而斯多葛派的自然法为近代的国家起源理论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近代“社会契约论”以斯多葛派自然法理论为基础 ,以伊壁鸠鲁的“社会契约论”为范式 ,建立了一个以人的独立性与人的普遍性相结合的理性世界。     

《诗》"兴"与六朝后诗歌"兴"之比较

关于诗歌的"兴"的界说,不同历史阶段有所不同.从大处看,以六朝为界,分野显然.<诗经>兴体诗的"兴"其本质是"起";六朝后的诗歌,"兴"的本质则是"感".<诗经>兴体诗是借物起兴,较单一;六朝以后诗歌则是感物兴情,较复杂.<诗经>兴体诗中情与景大都只是局部交融,六朝以后诗歌的"兴",其情与景渐趋"融彻".但是从总体上说,作为美学范畴的"兴',其本质都是物对心的感发和心与物的相互契合.     

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

宋明"理学"作为我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特定的概念,其思想内涵在发展历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文章主要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这一根本的思想转变入手,分析论述其转变的过程及重大意义.     

论中国哲学中的"不言说"与"言说"

中国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究竟何在?其中的一个回答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最主要差别在于中国哲学以"不言说"的实践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西方哲学则以"言说"的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中国哲学虽然也有"言说",但其"言说的"的价值最终要由这"不言说"的实践来决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哲学对于用以"言说"的文字就不甚重视,往往有"得意忘言"的情结。中国哲学因其以"不言说"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表现为一种非逻辑的心灵体验哲学或实践学。     

傅斯年对"中国哲学"的看法

傅斯年对“哲学”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3个不同的时期:北大学生时代、旅欧时期和回国以后,相应的对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学术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之看法,也经过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过程,这种不确定性表明了早期“中国哲学”之边界的模糊和内容的歧义。     

汉语中“五”及其组合的文化理据

从古人数的概念的形成,探讨"五"的起源及演化为文化哲学符号的文化理据,并试图揭示以"五行"为代表的有关"五"的文化渊源。     

先秦两汉的著编体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读后感

先秦两汉的著编体例有三个特点:一是篇名从无意义到有意义,二是自序习惯上置于全书之尾及内外篇分类的编辑架构;三是汉代学者将先秦诸子的单篇论文整理为著作总集。     

论罗汉图像的“世态相”和“野逸相”

五代两宋时期出现的“世态相”和“野逸相”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的罗汉图像,折射出这一时期特殊的国家宗教观念和社会文化形态,以及罗汉图像与宗教世俗化以及罗汉信仰的关系.     

“魏晋文学自觉论”的迷思

文学史上流行已久的"魏晋文学自觉论",其理论支撑不外乎"纯文学"、"人的觉醒"以及"审美"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无一例外都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魏晋六朝时期不可能产生这些现代性的观念。用现代性支撑起来的"魏晋文学自觉论",不过是一个虚构,一个自觉不自觉使用西方观念改造中国传统的伪命题,它本身是经不起学理的检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