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仪式:乡村社会的结构与反结构——一项来自村庄祭祀仪式解读基础上的分析尝试

在已有的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与仪式象征研究中,研究作为草根文化的民间信仰,"祭祀圈"、"信仰圈"等理论模式不仅是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体系的重要分析框架,而且还是乡村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研究范式.但面对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和混合性,尤其是乡村社会自身结构的变化,这些理论模式往往又显得力不从心,以至于在现代学术视野中,运用这些分析框架来展现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或多或少地违背了乡村社会的生活逻辑.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权力重组与关系演变

乡村权力结构问题是我国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研究乡村社会的重要视角。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地区权力结构经历了多次的重大变革,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前,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央政策的支持,城镇化在我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乡村权力结构在城镇化浪潮的影响下,处在一个"二元权力"为主、权力多元化趋势的形势中。然而,乡村社会只有在一个优化的权力格局和关系中,才能真正的对乡村各个权力主体共同利益的实现起到积极的作用,更能切实的改善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促进我国乡村社会的长久健康发展。     

乡村民间宗教与村民自治:一项社会资本研究——兼论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观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的民间宗教迅速恢复和重建,对在广大农村开展的村民自治产生了多重的复杂影响,然而现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在乡村社会的现状及其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影响,认为乡村民间宗教作为传统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论文还讨论了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相关理论,并对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及其社会功能和作用进行了具体分析。     

论文明前夜民间社会的出现与民间信仰的生成

在远古时代,社会结构较为单一,社会分层尚未形成,原始信仰与崇拜自然也就未有分野。在文明前夜的文明形成过程中,城乡分野出现,社会结构也显现出以权力人物为核心的上层社会和以普通劳动者为主组成的民间社会。权力人物与上层社会垄断了与天地沟通的种种崇拜与信仰,那些与社会生产和生活较为密切的信仰则由民间社会所传承。     

青海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

民间信仰在特殊的空间和时间内对民众的生产生活有着一定的控制作用,并产生一定的内聚力和认同感。在青海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不仅表现在精神道德规范层面,还决定着不成文的程式化规则,影响着乡村社会舆论和文化秩序。     

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

在宋朝乡村社会中 ,乡里和都保甲制的头目 ,宗族和家族的族长、家长和房长 ,一部分居住于乡村的形势户、士人和一些僧道 ,构成宋朝的乡村精英 ,并成为介于专制政府和乡村广大民众之间的中间枢纽 ,填补了国家行政和广土众民之间的“权力空隙”。这一社会群体在两宋时期的社会控制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既体现出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的努力 ,又显现出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强化 ,而所有这些都对赵宋王朝的长期延续和社会发展影响极大。     

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与新农村建设的再组织化

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历史场景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历史形态,并对乡村社会发展产生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深入分析社会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趋势及其社会动因,有利于理解、归纳乡村权力结构演变的特性.乡村权力结构的现代重塑已成为新时期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不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成为实现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的根本保证.     

试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动(1937 - 1945)

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是“晋西事变”后 ,在打退国民党顽固势力进攻的基础上正式建立的。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于 1 941年通过民主“村选”方式对基层政权进行重构 ,力求通过基层权力结构的转变 ,使得新的乡村政权成为抗日民主政府与基层社会上下沟通的“桥梁” ,进而获取民众的支持 ,达到对社会资源控制的目的。从对乡村权力主角的重塑和基层组织的再造这两个视角来审视 ,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时期晋西北乡村社会基层权力结构的变动及其影响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人群: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地方拳头势力,此四个群体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乡村类型;但其共同的"四种人结构"是稳定的,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即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公共权威的虚拟化.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已深陷于"权力异化"的处境,并且失去了自我塑造公共权威的能力,"整合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话题;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乡绅治理"方式予以实现,而更加依靠宏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完善.     

乡村关系对村民权利约束问题探讨——以行政化和放任型乡村关系为例

相对健康型的乡村关系而言,行政化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属于非典型性的乡村关系,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行政化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制约了村民的政治民主权利、经济自主权利和其它权利.要充分实现村民的各项权利必须转行政化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为健康协调的乡村关系,其主要对策是完善法制、深化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方式、提高农村干群的思想观念及素质.     

重新认识村民自治的政治意义

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普遍实施20多年来,正在、并且将不断地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村委会干部直选对选举制度的影响;村民自治后的乡村关系对中国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的影响;村级党组织“两票制”对党内民主的影响。可以预见,村民自治的实践和创新将会对中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论乡政与村治间的博弈

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之一。在现实的村民自治过程中,乡政与村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博弈性冲突。乡政与村治间博弈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双方的权力竞略和利益诉求造成的。解决乡政与村治的博奕问题,其目的就在于达成双方共同受益的合作博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良性的权力对接机制,构建合理的利益流通渠道。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法律制度创新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经历了由农民自己创造的村民自治到政府推动下的村民自治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村民自治实践促成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创新,国家以立法的形式肯定和推动着村民自治的发展。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进行,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创新,加快与村民自治相关的立法工作,使村民自治进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规范化健康发展的轨道。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乡镇政府作为国家依法设置的一级地方行政建制,已经成为国家管理农村行政事务和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基层组织.现行的乡镇政府职能与当前农村发展的政治、经济形势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新公共管理对我国乡镇政府改革有启示意义.我们应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视角,确立转型期我国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     

多元主体参与的农村养老贫困救助体系构建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和贫困问题的加剧使农村养老贫困问题亟需得到关注和解决。养老贫困问题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要负担主导作用,但是单独靠政府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养老贫困问题。以合作治理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为基础,寻求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市场、个人等社会力量合作,构建起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动救助网络体系,可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试析我国渐进式村民自治的现实困境

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是我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优选之路,作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起点和重要建设内容的村民自治也应该遵循渐进式的发展道路。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渐进式村民自治仍面临许多现实的困境。如村民民主意识和能力缺乏、政府过多干预村民自治、农村社会自治组织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的社会基础等等问题。要促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就应当逐渐地提高村民的参与意识和自治能力、政府逐渐放权以扩大村民自治的空间,培育农村社会自治组织以巩固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     

中国农村民主管理机制:形成机理与逻辑整合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推进农村民主管理实践、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关键就是要建立并整合四个机制,即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推进以保障农民权益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依法治理机制和构建以完善社会自治功能为导向的农村社会组织机制,并在探索实践中围绕乡镇治理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扩展的趋向、村民自治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发展的核心、农村社会组织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提升的基础以及农村依法治理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成长的保障等四个方面不断改革创新,实现农村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促进农村民主管理质量的全面提升。     

“组为基础,三级联动”:村民自治运行的长效机制——广东省云浮市探索的背景与价值

本文以广东省云浮市的组为基础,三级联动的探索实践为基础,从村民自治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未来走向的角度,对这一实践的价值进行探讨。这一机制解决了中国村民自治运行中的三大问题:一是通过组为基础,保障国家政策和乡村治理的落地而非悬空在村级的问题;二是通过三级联动实现了乡镇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对接而非脱节的问题;三是解决了在村民自治运行中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群众参与管理的互动而非互斥问题。它有助于选举性民主向参与式民主深化,有助于乡村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官民共治深化。     

农村公用事业市场化：动因、困境与机制创新——基于安徽省S县乡镇自来水供给的调查分析

从政府、企业、农民三个维度分析,农村公用事业市场化动因在于乡镇政府财政压力与招商引资任务目标下的抉择、政策激励下企业资本逐利动机的驱使、农民公共服务需求意识的不断提高。鉴于目前面临的政府监管责任缺乏持续性、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矛盾的协调不到位、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与公共事务参与机制缺乏有效保障的困境,应强化政府在公用事业市场化中的责任,实现多项政策间整合;构建多元筹资主体、互动合作的运行机制;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与服务需求之间的协调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