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性分析

以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为依据,基于陕西省交通运输业和经济发展数据,分析了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与陕西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性。实证分析表明：交通运输业与地区经济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交通运输业是地区经济增长的成因,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能给地区经济的增长带来显著的推动作用;铁路运输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性最大,航空运输贡献性最小;交通运输业的改革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但加剧了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竞争。     

陕西高技术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一、陕西高技术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现状 （一）陕西省经济发展的现状2004年陕西经济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全年陕西GDP为3175．6亿元，比上年增长13．2％。其中，第一产业372．3亿元，增长9．3％，一产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7％；第二产业增加值1553．1亿元，增长16．7％，二产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8．9％；第三产业增加值1250．2亿元，增长10．4％，三产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4％。2004年人均GDP达8543元，约合1032美元，比上年增长12．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陕西要实现2010年经济发展翻一番，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发展成西部经济强省的近期目标，任重而道远。     

浙江省高技术产业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研究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以浙江省高技术产业为例,运用卢卡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1995-2011年间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浙江高技术产业模型符合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增长有积极贡献,但其贡献率略低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等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     

关于高新技术统计认识的几点思考

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是我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从国际经济发展的背景可知,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已成为一国综合国力的发展标志。高技术从总体上会对一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进步等诸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已成为经济大国争夺发展战略制高点,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技术升级的重要举措。高技术发展还是解决传统产业更新换代的创新手段。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重视高技术发展,研究高新技术走势,适时调整高新技术发展政策…     

级数突变理论在贸易竞争力评价中的应用

文章运用级数突变理论,构建了高技术产业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高技术产业15个行业贸易竞争力进行了定量评价。结论表明行业规模和市场绩效对贸易竞争力强的产业贡献突出,而行业规模和技术强度对贸易竞争力相对弱的产业贡献则更为显著,文章最后结合高技术产业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给出了对策建议,为高技术产业贸易竞争力提升提供借鉴。     

陕西省能源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基于菲德模型的计量检验

根据菲德模型的构造思想,将国民经济部门分为能源部门和非能源部门,并且假设能源部门和非能源部门边际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构建出能源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模型。利用该模型测度了陕西省能源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     

高技术产业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本文分别运用灰色关联法和计量模型测算了浙江省高技术产业总产值与GDP的关联度及高技术产业对浙江省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度,并进一步测算了高技术产业内部的行业贡献度.研究发现：浙江省高技术产业与GDP的关联度较低;与传统产业相比,高技术产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不同行业对高技术产业整体的贡献度差异较大,发展不够均衡;目前浙江省的高技术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等,最后提出整合现有高技术产业人才资源、优化技术创新资源投入结构等建议.     

我国高技术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

文章基于C-D生产函数建立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模型,对我国1995～2005年间,28个省(直辖市)的高技术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进行测算,并作结果分析.     

浙江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

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是经济实力增长最强劲的推动力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素质和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八五”期间，我省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正在成为全省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一、高技术产业界定方法目前，国际上大致有两类比较典型的方式来描述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一种是基于产业的方式，即界定高技术产业（行业）；一种是基于产品的方式，即界定高技术产品进而划分产业（行业）高技术产品类别。从产品界定方法来描述高技术产业，其优势在于将非高技术产品排除在外，即使它是高技术产业所生产的。这种方法为贸易和政策…     

高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随着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高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互动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根据199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理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对我国高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检验.     

陕西油气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分析

研究油气资源开发与陕西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对陕西油气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以及陕西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利用陕西省2007年投入产出表,对陕西油气资源行业的投入效应、产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以及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油气资源开发行业特别是下游的石油化工行业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效应,能较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陕西能源产业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首先将国民经济部门分为能源部门和非能源部门,利用Feder模型阐释了能源产业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然后利用成分分解法对陕西能源产业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统计检验.研究发现,陕西能源产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在水平序列、波动成分和趋势成分等方面变化高度一致.最后通过二阶自回归方程对陕西能源产业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能源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系数为27.20,间接溢出系数为0.26.这说明,2000年之后能源产业对国民经济直接贡献呈逐步上升趋势,而间接贡献呈现先降后升的L型变化特征.因此,必须大力提高能源产业的间接溢出效应,以推动陕西区域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城市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研究——以陕西省渭南市为例

城市发展联系着产业发展的微观面与国家战略的宏观面,是经济增长的中观桥梁。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分析渭南银行贷款对城市经济的结构化效率,并将其与产业结构联系起来,搭建起金融支持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桥梁。基于以上认识,研究以银行贷款为主要形式的渭南金融资源是否推动了渭南市经济的发展。同时,研究渭南金融资源是通过何种途径支持渭南市经济发展的问题。研究结果显示,渭南市银行业贷款投放所产生的活动效应对GDP变动总效应的贡献最大,效率效应次之,结构效应则对GDP变动效应作用不明显。     

基于最新统计分类标准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由于缺乏权威的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学者们一直面临"数字经济研究缺乏数字依据"的尴尬境地。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并实施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的分类标准,对各省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重新整理,利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了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时空特征。研究发现,2009—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猛,各项子产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比较而言,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速度略低于其他三个子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东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南方优于北方,而且区域不平衡有持续扩大趋势。     

陕西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度研究

以陕西省为样本区域,选取了23个反映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有序发展水平的指标,运用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对2000—2010年陕西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之间耦合协调有序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可知: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耦合协调关系;二者耦合协调发展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属于耦合发展优质协调良好的状态;旅游产业的发展一直优于区域经济,但旅游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一直逊于区域经济对旅游产业的支持作用。     

技术进步对陕西省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技术进步是国家与各省经济增长的关键。运用CES生产函数模型和泰勒级数估计法，对技术进步及各要素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劳动力的价值不能被资本的价值完全替代，总体经济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仍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资本基础存量低于劳动力基础存量。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资本、劳动、资本劳动力组合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1978～2003年分别为95．26％、24．01％、-24．17％和4．9％，说明陕西省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是以牺牲综合效率为代价的。而在体制、管理、技术、工艺、经营意识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     

非正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非正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还讨论了正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知:地下经济金融部门净金融投资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有长期的正向关系,地下货币资金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负向关系,而地下信贷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显著。因此,对于非正规金融收益和危害的判断不能一概而论,应区别对待,引导其健康发展,趋利避害。     

区域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基于陕西省1998—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目前已经进入到从要求"量"增长到追求"质"提升的新阶段。基于此,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区域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提出评价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三大指数和区域经济综合发展的两大指标。利用陕西省1998—2014年的数据,定量分析陕西省经济的发展态势,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陕西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分析

在前人研究FDI时忽略其时滞性和累积性特点的前提下，利用陕西省1985—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实际利用FDI存量对陕西省经济发展的作用作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在这段时间里FDI对陕西省GDP的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西部大开发后的作用明显大于开发前，FDI是陕西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进行分析，发现陕西省利用外资规模水平长期严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影响陕西省经济增速的一个原因；通过潜力指数分析发现，陕西省吸引外资的潜力居西部首位，并得出科研支出和高等教育人才是陕西省吸引外资的优势，出口少和人均能源消耗少是吸引外资的瓶颈。最后提出进一步吸引外资、促进陕西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与产业、就业结构演变的实证研究——基于经济转型期陕西案例的研究

在经济转型期背景下,通过建立VECM模型来研究陕西经济增长与产业、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陕西产业结构演变带有明显转型期特征,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演变几乎不产生影响,在经济转型期,外生的产业结构与市场化改革的冲突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内在原因;经济转型期产业、就业结构的演变对经济增长分别呈现“负效应”和“正效应”,但影响并不十分明显;从VECM模型的短期动态部分看,产业结构成为就业结构改善的显著障碍,产业结构的所有制性质及重型化特征,限制了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