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微观逻辑

当前,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社会逻辑力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政治逻辑力量.基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群众生存方式的多元化,作为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基层党建发展必须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提高党的领导的有效性作为根本政治诉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而无论是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还是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来予以承载.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为枢纽型党组织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条件,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基层党建发展的尝试实际上是为全面推动党组织适应网络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升级提供经验.     

公共事务合作治理模式:反思与探索

作为一种当前备受推崇的新型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合作治理并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诸多困境与发展瓶颈.剖析合作治理的内在缺陷及所处困境,可以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即通过提高合作治理能力、优化合作治理结构、建构合作治理机制、培育合作治理文化等措施完善合作治理模式,从而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     

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的调节作用

我国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之一。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影响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大多从单一面向分析二者关系。文章通过整合新制度主义视角与合作治理理论,构建出涵盖治理吸纳、专业性、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三者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中嵌套在56个城市的746个社会组织的多层次分析,发现治理吸纳可以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可以调节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治理吸纳是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前提,专业性是社会组织在政社互动中发挥能动性的重要保障。     

合作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中国当前社区治理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社区治理中的“三重关系”困境;二是社区治理中的“三个失灵”.而这两大问题的核心是各个行动主体间彼此分割且主体内部碎片化,难以达成有效合作.合作治理的本质就是各个治理主体间及内部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参与.所以,合作治理是突破当前社区治理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所在.     

社会化小农与乡村治理条件的演变——从空间、权威与话语维度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小农快速社会化,逐步从传统小农演变为社会化小农。小农的社会化或社会化小农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不仅改变了治理的基础、治理的资源,也改变了治理的条件。通过对小农社会化对乡村治理的空间、权威、话语的影响来考察乡村治理条件的变化可以看出:小农的社会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空间、削弱了治理的权威、建构了新的话语体系。     

论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府际合作治理机制

流域跨界水污染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基于属地原则的传统治理方式已经陷入了困境,进而催生了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的制度安排需求.分析当前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流域跨界水污染存在的问题及困境,可以发现制度创新是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府际合作治理的关键所在;必须从制度环境、组织安排和合作规则等方面全方位着手,才能促使地方政府合作更为高效和有序.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论社会困境的治理模式——兼论地方政府合作治理公共物品的限度

个人利益最大化与群体利益最大化之间的这种矛盾就被称作社会困境。治理社会困境,就是用规范的制度、控制体制和组织模式,促进群体内合作及抑制个体间的竞争。在合作治理公共物品时,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地方政府并非是最好的治理公共物品的方式。因此,可以考虑选择与其他治理方式相结合,寻找更好的治理路径。     

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网格化治理以信息网格技术为栽体,推行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在制度机制上实现了行政权力的下沉和整合,对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厘清网格化治理的发展脉络,结合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典型案例,阐述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分析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各主体的行为逻辑,总结归纳网格化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通过挖掘当前基层网格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解决网格化治理过程中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并存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趋向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向,如"能人治村"、"大学生村官"、"一肩挑"设置和"三资代理"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治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治"扩大的过程.在村民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在不断地改进对基层自治组织的监督与管理.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的一系列新趋向表明,农村治理正在由原来的"村民自治"走向政府与村民的"合作治理".     

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治理意蕴与实践进路

从政策规范层面来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取向是要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高度协同。从治理实践层面来看,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业已成为各级政府和组织治理创新的主要抓手。文章试图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来考察基层统战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耦合的学理基础与实践路径,从组织嵌入、机制供给和能力引领三个层面来看,基层统战工作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有三个基本路径：第一,以组织嵌入为基础,实现基层统战工作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覆盖;第二,以机制供给为核心,实现基层统战工作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型塑;第三,以能力引领为抓手,实现基层统战工作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提升。     

乡镇政府治理职能完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而乡镇政府作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层级,是各项改革政策落实的前沿,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府在基层治理职能的现代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治理职能定位与基层治理实际存在偏差、公共服务职能扩张与财政投入不匹配、基层治理力量下沉不足及治理理念未转变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完成乡镇政府治理职能的现代化转变,应通过治理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治理重心向基层下沉、构建协同合作的乡镇治理模式以及完成治理理念的现代化转型四个方面的调整与实施,层层递进,以期实现乡镇政府基层治理职能的现代化转型.     

合作治理与城市基层管理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走向社区制的制度变迁.加强和完善城市基层治理,有必要坚持政府主导,同时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依靠合作治理提供社区服务,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其中,政府负责提供公共服务,市场主体提供商业服务,非营利组织提供公益服务,三者又通过一定的嵌入机制而在对方领域发挥作用.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优势与优化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对解决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结构短板问题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是对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基层治理之间存在的治理枢纽的补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结构性优势、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性优势以及协调区域发展的整体性优势,对于破解县域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构建连续贯通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市域视野下的新型市县关系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价值驱动、结构优化与主体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主体通过合作参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需要建立价值驱动，使治理主体明确责任并筑牢信任与尊重的基石，增益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性；实现结构优化，厘清治理主体间关系与利益结构，以完善的规则体系保障合作参与，增进基层治理共同体的规范性；进行主体赋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要素融入基层治理，创新合作参与的协商机制，提高治理主体的治理效能感，增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持续性。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再造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再造了大量的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服务,这类再造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合作方式,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资金,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委托经营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体现了社会转型期间国家社会化治理的尝试,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但这一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运作过程中依赖政府,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表明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官办社会组织的合作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技术,进而促进了社区和谐.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走向软治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构的路向

基层社会生活的转变形塑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生态,催生了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的新变化。从治理能力来考察,以往基层政府所运用的硬治理工具和技术已经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实践中涌现出的诸多新问题,进而会阻碍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发展。在基层政府硬治理日渐受阻和治理能力弱化的情境下,以社会文化价值共识的形塑能力、社会心理的干预疏导能力和社会合作共治的沟通协调能力为主要内容的软治理应该成为基层政府治理能力重构的主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