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学的进程与走向

在当代历史科学的百花园里,社会史学独秀一枝,成为最光彩照人的花卉。从1929年始,社会史学在西方就日渐发展为历史学的一个“新方向”;而中国史学界近年来也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热潮。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学由“灰姑娘”变成了“历史研究中的皇后”。历史学领域内这一历史性变动不仅促使我们去积极开拓“社会史”研究领域,而且也诱使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去探视这一史学“新方向”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其趋向。自然,对于社会史学历程的科学审视,将给予我们开展社会史研究以更多的理性力量。     

山西大学一九八七年校外发表文科科研成果(二)

历史系行龙在《光明日报》1987.11.11“史学”副刊,发表《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史》全文约1,200字。文章认为,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使这一研究更加深入,有必要把人口史放在社会史的广阔范围内进行考察。因为社会史与人口史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史,不仅应当研究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人口的分布和迁徙,而且应当注重对人口各种构成及影响人口发展的婚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场争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回顾

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国新史学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农村性质问题开展了一场论战.在这场辩论中,以理论斗争的形式反映了政治路线的斗争,也是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斗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农村性质的问题已由民主革命的胜利实践作出了结论;中国社会史的具体分期虽然还有较大的分歧,但是以马克思     

田汝康与中国的新文化史研究

学习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实践,是推动中国史学进步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最受国内史学界关注的当代西方史学趋势莫过于新文化史。但学界知之甚少的是,早在1988年,已故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田汝康先生,就已在新文化史方法与中国史研究的结合上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探索,而与国外史学前沿相一致。     

新世纪以来的国内唐代儿童史研究概述

儿童史在国内史学界属于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和西方史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古代的儿童,发表了许多相关的论著。不过相对于宋元之后的儿童史研究,唐代的儿童史略显零散与薄弱,主要在一些社会史的论著中稍带提及。儿童虽是弱者,但并不是卑微的势力,他们在方方面面影响着家庭的生活和社会的变迁,不应被史学所忽视。     

序言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史学已发生了两次变化。第一次变化发生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史学界在保守思潮影响下,对“进步学派”的史学观进行了攻击,结果产生了新保守派、新自由派占统治地位的“一致论”史学,其特征是围绕美国史的连续性和美利坚民族的特殊性展开广泛的综合。第二次变化发生在60年代中期。在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等民主运动洪流的冲击下,“一致论”史学宣告破产,激进派史学家异常活跃,“由下而上”的历史学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在相邻的社会科学、计算机技术以及国外史学界的影响下,以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为主体的“社会科学派”成长起来。至此,“一致论”史学让位于“多元论”史学,后者的特征是反对综合,强调专业化和各自为政。但近年来,“多元论”史学已引起许多不满,要求恢复综合的叙事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预示着美国史学面临着新的变化。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是美国最大的学术团体之一,它的机关刊物《美国历史杂志》堪称美国史学的晴雨表。这家杂志最近进行了改组,并革新了版面。它抓住美国史学的最新趋势,于1986年登载了本德的《整体与局部:美国史需要综合》的文章,引起了史学界的强烈关注。去年,它又开辟了“论坛”专栏,试图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通过下面的一组文章,我们可以大致看出美国史学的现状和动向,也可以看出美国史学家在历史综合的目的、意义、方法、内容、前景等问题上的分歧。无庸置疑,这些争论既反映了美国史学家自我批评意识和历史科学意识的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史学的弱点和困境。     

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变动时期.陶希圣在北京"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气氛中,鉴于社会史论战理论之争的空泛,在学术上调整思路,整装重发,创办<食货半月刊>[1],潜心收集史料,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在19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异军突起.但这一中国近代史学颇具意义的学术史却因诸种原因未被充分认识.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传统

毛泽东酷爱历史,熟读史籍,曾有志于史学研究。虽然他未成为专门的史学家,但他的史学思想却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史学的发展。中国史学传统悠久而丰富,其中不乏耀眼的精华。毛泽东从指导中国革命出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对史学的关注,使“通古今之变”,“以古为镜”等史学传统得以光大;他提出的“读史必重近世”与“实、事求是”等主张, 也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改造和继承。     

史学危机?思想启蒙?学术建构——试析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史学主潮

百年中国史学可以说是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这一明显特征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几乎有一全程展示。八十年代初是史学无所适从的年代,旧有范式的失落使历史研究者转而引进了各种宏大范式来填补史学研究的空白。九十年代是中国史学真正发生危机的年代,危机的发生来自乾嘉传统的大步回归,乾嘉传统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陈寅恪热”的出现即可看做是史料考订派“硬想回到乾嘉去”的载体。史观与实证的“兼容并包”是未来史学的不可争议的正确取向,任何一派的一统天下都将重蹈史学研究的闹剧。随着新实证研究方法的兴起,彻底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还历史以丰富多彩的原始风貌,可能是解除目前史学危机的一种新的尝试。     

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路径

中国的历史研究自古以来甚为发达,尤其是政治史的研究,但在清末民初时,由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史学革命,对政治史提出了挑战,但对政治史研究的本质并没有很大改变,它仍然是对中国古代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的机械描述,从而让人们无法领悟到中国政治运作的那种诡谲以及其与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政治史在实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宿命。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史式微,而社会史则进入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并俨然成为了一种史学范式,但当下的社会史研究好像为自身规定了一条准则——摆脱政治史。这也是社会史的一个致命缺陷,它忘记了人类自产生以来就撇不清与政治的关系,脱离政治史的社会史,无疑是缺乏高度和深度的。而事实上恰恰相反,社会史不但有能力去研究政治史,而且相信能更好地研究政治史。     

《中国社会史论》笔谈

由周积明教授与宋德金编审主编、郭莹教授副主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论》(上下卷 ,1 2 0余万字 )被史学界推为近 2 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总结性成果 ,是“当代新史学思潮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出版后 ,学术界反响热烈 ,本刊特约几位著名学者以笔谈形式谈谈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喜读《中国社会史论》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的开拓之作     

“五四”运动与史学革命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次以民主、科学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次新文化运动中,不仅在我国思想界、文学界……等方面发生了伟大的变革,同时也在史学界发生了有史以来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史学界的这次伟大革命,就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许多先进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研究中国的现状。这种景况不仅使史学研究摆脱了传统的史学研究羁绊,而且使史学研究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使我国史学研究逐渐走上科学的道路,是史学的一次伟大革命。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新史学》第54页)然而两千余年中国之封建史学,实质上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梁启超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他明确地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对于二千余年的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系     

傅斯年与“史料学派”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傅斯年的名字和“史料学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他的明确倡导下,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领域内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派别,而这一派别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无疑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使他成为本世纪初史学界的名流,因此,提到傅斯年,就不能不提到“史料学派”,而谈到“史料学派”,也不能不注意到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渊源,以及他的史学思想对这一学术研究派别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博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史料学派”,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因他们曾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所以,也有人称其为科学派。但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以学派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迁,社会史在这一时期复兴。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研究特色、学术传承、学术期刊等方面逐步出现了分化与整合的学派化趋势。"华南学派"深深扎根历史人类学之中,并开始跨区域研究;"华北学派"以北京、南开学术群体为代表,逐渐多元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且团队合作优势明显;"新社会史"派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步扩大在社会史学界的影响力。各学术团体及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使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分化与整合,这不仅推动着该研究领域不断细化、深化,也推动着该领域的重新定向。     

史学的专业化与大众化刍议——“易中天现象”的史学解构

兰克新史学标举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重视社会的历史。科学与理性成为新史学专业建设的指南。对社会史的重视结束了"帝王家谱"的话语霸权,纵横结合的社会史为史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新史学对科学与理性的过份强调,与"史学本质里"的文学元素产生了内在的冲突;后现代史学因运而生。"易中天现象"既是新史学社会史的延续与发展,也是史学文学性要求的必然表现,其大众化趋势正反映了史学发展的必然。     

当代中国史学思想的特征与发展创新

当代中国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时代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体现。当代中国史学经过6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为资政育人的历史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特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史学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当代中国史学的基本特征,并指导着当下中国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整体史的诉求,个性化的选题——《中国社会史教程》述评

上个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摆脱“左”的枷锁,步人了自由探讨学术的新时期。它带给历史学的勃勃生机是明显的：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僵化模式被打破,经济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各个方向的研究全面展开,多学科共同繁荣的局面逐步形成。其中,社会史的研究在史学界逐渐成为一种“显学”,甚至被冠之以“历史研究的皇后”。     

浅析新文化史特征——以《屠猫记》为例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学堪称史学界的重大转折。它批判了旧有"新史学"的研究方式,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着力于对文本的分析来重构当时的历史环境。它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为史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达恩顿《屠猫记》一书便是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所著。但同时这一理论的弊端也不断显露出来。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当代史学界值得注意的发展方向。     

吕思勉史学思想研究综述

吕思勉,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近年来研究他的史学著作、论文有40余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吕思勉严谨的治学态度,灵活多变的治学方法,全面且不乏亮点的史学思想。本文把史学界对吕思勉史学思想的相关论文做一整理,使我们对吕思勉及其史学思想有一个直观系统的认识,这对于更好地继承、发扬他的史学思想,科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推进当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史学盛会─—记中国史学界第六次代表大会

1998年9月14—18日在扬州市举行的中国史学界第六次代表大会,是我国史学界最高层次的学术盛会。这次会议,总结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明确了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对当前大中学校、研究机构的历史教学与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