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利法律问题思考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发明人主体资格、其生成物的可专利性及审查条件、权利归属、责任承担等方面对传统专利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与其生成物的区分是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法律问题的前提,发明人主体资格并不影响生成物中的技术方案作为专利法的保护客体。在审查条件方面,可以适当地采用综合对比原则以确保新颖性审查的准确性,调整“本领域技术人员”的拟制以提高创造性的审查标准,同时要坚持实用性的审查标准。在权利归属方面,经人工干预的发明,其专利权应当归属于发明人;未经人工干预的发明,应当参照适用职务发明和委托发明制度来确定其权利归属。在侵权责任方面,由于人工智能本身无法承担责任,应当将侵权责任分配至其背后的相关主体。     

专利法中“发明创造”与“技术方案”的翻译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专利法中的专利仅指“发明专利”．因在专利法中专利的客体仅有“invention”,而在中国专利法中。专利的客体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仅用“invention”一词难以代表三种不同类型的专利,故而用“invention—creation”这个新的复合词来表示。“技术方案”在专利法实施细则中使用了“technicalsolutionrelating”的译法。“invention—creation”和“technicalsolutionrelating”这两个术语的译法从词源追踪分析和探讨．在不违背两种语言背景与文化传真的前提下,在英译中保留汉语的指称意义。     

浅论发明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

<专利法>规定发明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专利法实施细则>规定了发明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主体、时间、方式和修改不符合<专利法>要求的法律后果.<审查指南>对发明专利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允许修改的范围、具体途径和修改方式规定得较为具体,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它属于部门规章,法律效力较低,而且它主要规范专利审查员审查专利的程序.<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可以吸收审查指南有关发明专利申请文件修改的规定,使发明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制度进一步成熟、稳定.     

世界专利体系中专利客体的演进

专利客体是衡量专利保护强度的一个重要维度。从世界专利体系来看,专利客体在天然物质、微生物、植物、动物、与人体相关的组织、与抽象思想相关的产品或者技术等领域的演进,都呈现出逐步开放与扩展的趋势。这一趋势势不可挡,主要原因在于科技发展对专利客体促进的绝对意义以及国家对于优势科技产业的强势倾斜、降低专利保护门槛等现实做法。这些因素迫使专利客体的理论向着满足现实需求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了专利制度为现实所用的功利主义形象。     

美国专利实用性审查中的程序和证据问题研究

美国专利商标局和美国法院通过专利审查和司法实践,就专利实用性审查中的程序和证据问题,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美国专利法认为:除非具有公认的实用性,专利申请应当披露发明创造的实用性;申请人对于实用性的陈述具有推定适法的效力;专利局对于实用性的否证,应当符合表面证据案件的要求;专利实用性的举证责任应当在专利局和申请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证明标准是盖然性占优势规则.美国专利实用性审查中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对完善我国专利法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价值.     

重复授权专利纠纷处理管见

所谓重复授权专利简称重复专利,是指已取得专利局授予的专利权,但其全部技术特征与在先授权的专利的技术特征完全相同的专利.从理论上讲重复授权现象是不应该发生的,但由于专利权是专利局根据法定程序审查而授予的,不可能做到绝对无误,加上实用新型专利采用不经实质审查的“登记制”,所以现实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复授权专利.对于如何处理重复授权专利引起的纠纷,目前我国学术界和司法界有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一种认为:既然获得了专利权,就应该视为有效专利,应受法律保护,专利管理机关和人民法院无权代表国家宣告专利权无效.因而处理这类涉及重复授权专利的纠纷时,应先经无效宣告,再解决侵权纠纷的“二步处理”程序.另一种认为:处理这类纠纷,可根据专利法先申请原则直接处理,而不必经过无效宣告程序.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和做法.     

基因序列的可专利性研究

本文以基因序列在专利法中的发明和发现之争为切人点,进而表明笔者在基因序列可专利性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对基因序列重新定位,淡化发明、发现之争,注重对其进行专利实质性审查.并且通过对基因序列专利“三性”审查的现实可行性以及对基因序列专利保护的法哲学基础、政策基础以及必要性方面的分析,从而对基因序列的可专利性予以肯定.     

“双碳”背景下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的法律问题及破解

绿色技术是加速“双碳”目标实现的“催化剂”,在我国构建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要环节、履行国际义务的具体要求以及构建专利生态化的关键路径。我国现行《专利法》缺失“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相关规定,现有制度还存在“公共利益”条款适用不足、许可使用费“度”难以把握以及申请强制许可主体及救济程序不健全等法律问题。据此,问题破解之道应当聚焦于：在现行专利制度的框架内增加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条款、将环境利益明确纳入公共利益的范畴、健全许可使用费定价机制以及完善强制许可主体及救济程序等4个方面。     

标准必要专利规制问题的法理思考及建议——兼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5条

标准必要专利涉及的信息披露、禁令、许可费等是学术界、产业界面临的重大难题.2015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在第85条作出了规定,引发学术界、产业界对标准必要专利规制问题的热烈探讨.本文认为,从法律制修订应坚持的立场看,专利法制在规制标准必要专利时应密切关照法律客体的属性及其变化,以本法律的宗旨及主要任务为边界,并兼顾已有的立法、司法探索.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上,应把市场认可作为界定标准必要专利的重要视角,注重专利信息披露的实效及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均衡,以有节制的方式限制专利权人的禁令请求权,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确定许可费,并对《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5条提出了修订建议.     

论宪法审查机制间的交错兼容

普通法院、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三大机构模式可归结到具体审查与抽象审查两大审查机制分析框架之中,其在组织结构、审查程序、审查对象、判决效力上构造的不同实乃具体审查与抽象审查两大审查机制作用之分野,然而随着美国与欧洲传统上的权力分立原则陷入危机,三大模式已不能就其审查者究竟是在行使司法权还是在履行政治功能自圆其说,因此由宪法审查的司法性或政治性所带来的具体审查与抽象审查两大机制间的差异也渐渐淡去,在整体上呈现出一幅交错兼容的景象。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及其完善

抽象行政行为是国家实施行政权、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它的特殊性质决定了需要对其加强监督制约。司法审查固有的公正性与正义性,较之其他监督有更多的优势,而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目前仅停留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间接审查”上,在“直接审查”上却是缺位的。从国外相关经验来看,司法审查更应重点放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直接审查”上。应借鉴这一经验,从管辖法院及审查范围、具体诉讼程序及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等角度来完善我国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对传统盗窃罪客体要件的质疑

盗窃罪的客体要件一直未引起我国学界的太多关注,本文以两个具体案例为切入口,在评析外国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运用民法中的有关理论,指出我国传统理论的缺失,提出以占有事实状态为盗窃罪的客体要件的主张,并对“新占有说”与“混合说”提出质疑。     

对中国计算机软件专利制度的审思

分析计算机软件专利的内涵,包括计算机软件专利的客体、属性、与不授予专利对象的辨析。从《专利审查指南》入手,对中国相关制度进行检视,得出结论为从名称上看,《专利审查指南》仍然避免了使用"计算机软件专利"这样的称谓;未能明确地定义专利法意义下的计算机软件;对于计算机软件专利的态度,该指南的规定是矛盾的;指南对于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计算机软件的三条标准未能将"算法"排除在外。对中国计算机软件专利制度进行思考,提出应从法律的层面肯定计算机软件的专利客体地位,设立并完善计算机软件专利制度有益于我国软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以及应合理地平衡各方主体利益。     

论外观设计专利的边界——兼评《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

外观设计不仅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而且易与发明、作品等其它知识产权客体重叠,这就使其边界难以界定。我国《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对外观设计的界定并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对排除对象没有予以规定。应借鉴美国版权法、英国外观设计法的立法技术,确立公共领域保留和功能性排除原则两项原则,对外观设计专利既予以抽象定义,又予以排除规定,以确定外观设计专利合理的边界。     

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区分在专利法上的表达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具有不同的性质.基础研究宜由政府推动,而应用研究则应由企业承担.专利作为科技进步手段的一种,更适合于应用研究而非基础研究.专利法上实用性要件的内在规定性、标准高低的可变性以及因产业而多元化的特点,使该制度能充分有效地保障和促进应用研究的发展,同时把基础研究排除在可专利性范围之外.专利实用性要件是执行专利法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一价值目标的合适工具.     

论外观设计专利的边界——兼评《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

外观设计不仅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而且易与发明、作品等其它知识产权客体重叠,这就使其边界难以界定.我国<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对外观设计的界定并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对排除对象没有予以规定.应借鉴美国版权法、英国外观设计法的立法技术,确立公共领域保留和功能性排除原则两项原则,对外观设计专利既予以抽象定义,又予以排除规定,以确定外观设计专利合理的边界.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有效衔接了行政调解程序与司法程序,确保了协议的强制执行力,有利于分流专利纠纷和纠纷实质性解决,缓解审判压力,顺应大保护格局,应在《专利法》确立。在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中一度被纳入,但《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却未能延续。从全国唯一试点实践看,其存在部门角色定位困境、法院管辖障碍、审查边界不清等现实难题。须从以下方面完善：合理定位程序性质;审慎界定适用范围,排除权属纠纷的适用;为瑕疵调解协议设置补救机制;确立专业法院、法庭管辖的规则。     

加入世贸组织与中国专利法的完善

指出加入世贸组织后 ,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将遇到挑战 ;分析了我国现行专利法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议》)的差距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专利法的法律对策 :专利法应淡化计划经济的色彩 ,大胆同国际接轨 ;专利法的修改将从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两方面出发 ,进一步增强专利权的效力 ;在专利实施方面变“计划许可”为“强制许可” ;加强对外观设计专利权人的权利保护 ;提高我国企业专利保护水平和能力的措施 ,以应对加入WTO后所面临的竞争。     

论规范性文件的程序合法性审查

法院审查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是否合法的依据包括行政规章、《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政策性文件以及正当行政程序原则；审查范围一般限于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制定程序。对于相对人提出的其他程序违法主张，除法律特别规定外，法院可视情况予以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违背“程序规范标准”或“权益损害标准”的，构成司法解释规定的“严重程序违法”。根据制定程序类别和违法程度的不同，法院关于规范性文件程序违法的确认，还需结合具体个案作出判断。     

“信息”的后现代解读

在信息社会和虚拟世界中 ,进一步解读“信息”本质有着更深刻、广泛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信息既非“纯粹物质” ,也非“纯粹精神” ,而是主观和客观内容的统一。它作为能指者不同于所指者 ,其意义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虚拟性、建构性、能动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对性、协同性及实用性 ,与人之生存状态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故信息作为人之思想和语言的构造物不同于客体算子和主体活动 ,而是代表认知的组成规律、经验的抽象形式 ,显现出人类能动地创造概念、建构理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