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理想人格思想解析

本文从成圣之道的设计等方面论证了孔子心仪的理想人格是具有现实性可能的圣人而非君子,并将《论语》文本置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解读,认为,均以孝悌为本的为人、为仁、为礼、为政在根本上可说是融通一致的,是同一问题在不同侧面的表现:为人,其核心精神是为仁,具体措施是为礼,最高目的是为政;为人,从内在品质来说,就是要为仁;从个体行为层面言,就是为礼;从社会层面言,就是为政。进而提出,孔子期许的为人理想,就是为仁、为礼、为政的高度结合,即“仁以为质、礼以行之、功以成之”的圣人。文中还就“仁”、“圣王”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从“质量工程”的视角审视课程建设

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种高级专门人才,教学是培养人才的基本形式,是以课程为起点的。课程的设置是为人才培养目标服务的,是在学校的培养目标指引下,为实现教育目标而确定教学科目、进程和选择的教育内容,是教育目的、思想、观念、宗旨等转变为具体教育实践的中介,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基础和核心。因此,课程建设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工程,是促进“质量工程”顺利进展的重要举措和最终的落脚点。     

生活美学:21世纪的新美学形态

生活美学是以人类的“此在”生活为动力、为源泉、为内容的美学 ,是将“美本身”还原为“生活本身”的美学 ,是彻底落实终极关怀使命的美学 ,是真正的人类学美学。生活美学是 2 1世纪人类美学的重要形态和发展趋向。     

先秦饮食文化的区域特征

先秦时期是我国饮食文化的形成时期,受地理环境的强烈影响,逐渐形成了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的南北两个饮食文化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北方饮食文化区,是以旱地粮食作物黍、粟等为主食,陆地动物为辅食,烧、烤、炸为主要烹饪方法的北方饮食风味;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南方饮食文化区,是以水田粮食作物稻米为主食,陆地动物和水产动植物为辅食,蒸、炖、煎为主要烹饪方法的南方饮食风味。     

道教戊日禁忌成因及流变考

道教戊日禁忌是指道士和信徒在天干为戊的日子,不上香、不诵经、不建斋、不设醮。该禁忌从早期的禁忌戊辰和戊戌演变为禁忌所有天干为戊的日子。其形成的早期原因是在阴阳、五行的宇宙观看来,戊辰、戊戌是天门地户关闭的时候,神仙要清理众人功过。此禁忌后期演变为禁忌所有的天干为戊的日子,一方面是因为逢戊必禁更加简单易行,另外一方面,也是受到民俗戊不破土的影响。     

“以学生为主体 教材为载体 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探讨——以大学物理为例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背景已由精英教育转化为大众化教育,传统的"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教材为参考"的《大学物理》的教学模式,已不利于进一步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以学生为主体、教材为载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是优化的,是改革《大学物理》教学的重要措施。     

被动句中介词"为"的起源和发展

被动句中的介词“为”是动词“为”在“作为、成为”义位上虚化的结果。表被动的“为V”或“为NV”最早是述宾结构 ,由于“为”用在行为主体和动词前面 ,逐渐发生了虚化 ,成为引进动作行为主体的介词“为”。“为N所V”、“为N之V”、“为N之所V”、“为N见V”、“为N所见V”、“为N之所见V”等格式是“为NV”被动格式的扩展形式     

东西方权力观比较视域下的民主：反思与飞跃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体系,是在权力的博弈视域下对公民权进行保障,提出有限政府、无为而治、权力制衡、代议制、宪政民主等系列制度建构主张,但在实践中问题重重,造成全球民主的滥觞。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以“权力整体观”为特征,以民主集中制、实现共产主义为原则,实现了党的领导与民众权利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民主第一次飞跃是以巴黎公社为蓝本进行观察总结的。第二次飞跃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提出的,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为标志,是全方位、全链条和全覆盖的民主。在价值目标、理论优势、实践绩效等方面形成严密的逻辑闭环,为构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贡献。     

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涵探析

"包容性"理念是在包容性增长概念中提出和发展的。包容性发展是包容性增长理论逻辑的发展提升,是基于后改革时代出现的新问题而提出的新命题,是对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前瞻性判断。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涵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包容性发展的对象要义为社会群体之间的包容、人与自然之间的包容;二是包容性发展的增长要义为保证稳定、持续、高效的经济增长占有更加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三是包容性发展的发展要义为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包容性发展的路径要义为发展民生经济、促进社会公平。     

论邵雍先天学视野下的理性“神”思想

在邵雍思想中,神是变易之主宰,变化为神之功用表现;太极不动为性,发用为神,实则太极、道、性与神是统一的。神是一,同时也是二,“一”更多从先天的角度来讲,“二”更多从后天“乘气变化”的角度来说。邵雍说“心为太极”,这与其“人之神则天地之神”的思想实则是贯通的;天地之神、心神与太阳、阳密切关联。与神统一的“阳”是绝对的阳,是不与坤元相对的绝对的乾元。邵雍以不可分的心神为先天、可分的形体为后天,并以先天之神为用、后天之形为体,形成了其以用为本、以体为迹的独特体用观。邵雍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释为形神关系,他所说的“鬼神之情状”强调的是神以阳之功能生化万物之表现。在邵雍看来,至人之所以能感应到他人的意识活动,因为己之心神与他人之心神,实际上是共在一个“无所在,无所不在”的“神”之中。与程颢一样,邵雍也讲生生之理,并将其与神用功能联系起来。     

陈廷敬的廉政思想与清廉作风

清代康熙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在反贪倡廉、肃清吏治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和措施,他的廉政思想和主张对于康熙帝整肃吏治和康熙朝的大政方针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陈廷敬在其一生的宦途中,尽管以清廉著称,但是仍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那就是发生在康熙年间震动朝野的张沂贪黩案。陈廷敬因为和张沂是亲戚而受到了牵连,但很快就被洗雪。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陈廷敬始终奉行清正廉洁的做官准则,他的清廉作风被世人所公认,因此取得了康熙皇帝的赞赏和信任,成为康熙帝最倚重的大臣。     

清代阳湖骈文之兴盛及其原因

清代常州府阳湖、武进二县骈文作家众多,成就卓著,在整个清代骈文发展进程中独树一帜,自成流派,相对于"阳湖古文",可称为"阳湖骈文"。阳湖骈文的兴盛,离不开清代骈文整体复兴和阳湖作家自身骈文理论探讨与实践的推动,而常州学术文化的发达、阳湖作家间深厚的宗亲关系以及诸人宗亲、师友间频繁丰富的文学交游,对推进阳湖骈文发展功莫大焉。深入探讨阳湖骈文之兴盛及其原因,对系统研究清代江南骈文具有典型意义。     

清朝法政体制述论

中国封建法政体制至清代臻于完善并开始解体。清朝承袭明制,建立了比较完整、严密的法政体制,其中实行的三法司会审、秋审、九卿会审等制度,非司法官员参与司法等,都起到了慎刑的作用;但清代后期法政体制在运作中弊窦丛生、逐渐瓦解,直至1906年清政府改革官制,使司法与行政分立。     

《海殇》:晚清海军历史长篇的跨越

《海殇》对晚清海军历史长篇实现了三大跨越:一是实现了对晚清海军历史长篇创作模式的跨越;二是实现了对海战场景场面描写巢臼的跨越;三是实现了对晚清海军悲剧历史反思"根源在腐败"的习惯思维跨越。     

清代陈州府的慈善事业

清代慈善事业承袭明制,总体较为繁盛。地处中原腹地的陈州府,慈善事业在清代亦取得显著成效,主要体现为慈善组织数量较为可观、功能较为齐全,参与主体亦相当广泛。其机构设置涉及养老、济贫、赈灾、助丧、慈幼、助学等各个方面;其创办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官办、官督民办和民办;其资金来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主要有官方资助、个人捐赠和商业化运作收入等三种筹资渠道。陈州府慈善事业的兴办是官方倡设,官绅、官民互动的结果,其运作发展虽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总体是较为发达的。     

魏晋迄隋官员任期探讨

曹魏官员尚无明确任期规定,两晋始规定官员任期为六年.南朝刘宋前期行六年之制,后期改为三年制,此被南齐、萧梁和陈朝继承并有所变革.北魏早期以久任为原则.自孝文帝至北魏末,地方官任期为六年,中央官则为三年.北魏宣武帝后规定散官任期为四年.东魏北齐地方官任期不足六年,西魏北周内外官任期为四年.隋朝开皇年间几经改革,至开皇十五年文武长官任期稳定为四年.杜佑所云"魏晋以后,皆经六周"的说法值得商榷.     

困境中的改革：清末新政与社会矛盾

清政府推行新政,原想缓和国内矛盾,维持和巩固其封建统治,适应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拉拢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但实行的结果却适得其反,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加剧,官权与民权进一步恶化,改革与社会期待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清政府最终被变革引发的各种合力所推翻.     

心学与清代精英文化的凋落

从学术理路上看,清代的国学较多地具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性”,而王阳明的心学则更多地带有个人的主观意志倾向,所以心学在清代学者的心目中地位不高。从时代环境来看,清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和利用,也是导致心学凋落的主要原因。然而尽管如此,王阳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自主需要仍然隐藏在像戴震这样的正统学术大师的内心深处。与此相反,清代学术讲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却未能表达个人道德意志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人文学术的一种衰落。     

清末变通旗制处考述

变通旗制处是清政府在宣统年间成立的解决旗人生计、化除满汉矛盾的机构。在这个以旗人群体为主体的机构中,变通旗制处对清除旗弊、裁撤官缺和筹划八旗生计等事议论颇多,但多未能实施。这反映了旗人群体缺乏政治改革的智慧和魄力,亦是清末旗人群体人才匮乏的一种表征。清政府原藉以化除满汉畛域,反而使这一问题更为凸显,这反映出清末改革的某种困境。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