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转型的综合创新路径——以张岱年哲学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视阈下,张岱年先生把哲学史诠释和哲学创新相结合,主张以"析古"态度分疏中国传统哲学的浅层思想与深层奥义。他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最早建立了比较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文化哲学和人生哲学。他发扬中国传统哲学重视价值和人生等优长,反拨西方现代哲学本体论、人生论、价值论的某些偏向。张岱年的哲学实践,对当代中国哲学继续坚持中、西、马思想资源的多样性、面对现实凝练问题意识的创造性、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原则的系统性相结合有着重要启迪。     

“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

张岱年在中国新哲学建构方法上所提出的“综合”之说，本质上是“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受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说所影响，是对张申府“三流合一”说的深化和发展。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有一个发展、深化过程：从以新唯物论为基础“综合”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新哲学，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国哲学、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中国新哲学，再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西哲学之优长之处，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熔铸理想主义精神的“创造”的“综合”，最后归结到建构新哲学的方法和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统一。     

张岱年学术思想的六大理论创新

张岱年的主要学术贡献概括起来说 ,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这一条红线的指导下 ,在中国哲学史与哲学理论研究、文化走向与民族精神研究、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研究这三个层面上 ,产生了六个大的理论创新 :中国哲学史论 ,中国哲学理论 ,综合创新论 ,民族精神论 ,新道德论 ,新价值论。正是由于这六大理论创新 ,使得张岱年成为 2 0世纪中国有独立学术思想体系的大家大师。     

张岱年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

张岱年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三四十年代创造了中国现代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扬方面,他开辟了与现代新儒学迥然不同的“继续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的唯物主义哲学方向;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的独辟蹊径的探索,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不应忽略的重要一章;他是昙花一现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学派的主要理论代表,其实这派哲学亦颇适切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需要;他倡导的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代表了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新世纪中国哲学继续前行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融合——评张岱年的新唯物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对话的过程中,张岱年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观念和范畴"综合创新",成功建构了一个由宇宙论、方法论、知识论和人生论构成的新唯物论哲学体系,较好地解释了当时的现实世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对话和融合的经验,对于我们当前思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张岱年先生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

张岱年先生从其青年时代起,便很注意对中国哲学总体的倾向、特点做出总结。他对中国哲学基本特点的总结,大致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即《中国哲学大纲》著作的时代,但《大纲》的各部分提法有所区别:自序所说的基本倾向、序论所说的根本态度、结论所说的根本倾向,这些概念是相通的,但如何确定中国哲学的根本倾向,这三篇的提法有所不同;后期即1956年以后,而张先生在后期不同阶段的提法也很有不同:总起来看,张先生晚年对中国哲学基本特点的揭明,更多地从中国哲学基本观点自身来加以总结。就其中后两点来说,张先生晚年对这一类问题的分析,已经是把文化和哲学的分析结合在一起,把价值和哲学的思考结合一起,而不是纯就哲学的特色而言了。这也表明张先生的思想已经从早年注重本体论转到了注重价值观。     

中国现代文化主体性之重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文化主体性思想之比较

中国现代文化主体性之重建主要围绕文化的独立性与主导性两个基本维度而展开,以张岱年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和现代新儒家为此做出重要贡献。二者虽都反对"全盘西化",但现代新儒家表现了比较鲜明的文化决定论倾向;张岱年则主张以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而实现社会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体变革。现代新儒家表现出融合中西的开放姿态,但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而以"中体西用"作为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基本模式,主张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张岱年立足于中西马文化的良性互动,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之"体"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之"体",主张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创造"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具有民族的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     

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切入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民族精神、优良的传统哲学、通俗的群众语言融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要求。     

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艾思奇的一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相结合的过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它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二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20世纪上半叶哲学观论争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道路

探索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道路, 从根本上说是探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关于哲学观的争论, 从“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哲学作为反思人生的思想”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探讨为我们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启示, 那就是: 在当代中国, 作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说”或“学术”而存在,而且是作为人民愈益普及的“学养”而存在的。     

《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理论成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这种成果早期的重要贡献,艾思奇青少年时代就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于上世纪30年代出版了《大众哲学》一书,风糜一时,不胫而走,因为他在理学内容,研究方法,成果形式方面,都是有创新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现实化的道路。《大众哲学》对我们今天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对我们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方法与对象

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这是由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和全球化资本主叉发展这一外部条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建设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当前遇到的问题所决定的.开展这一研究,我们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同思想流派兴衰的内在逻辑,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等不同理论动态的性质和价值作出准确的评估,从而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论文化哲学的本质及其意义

文化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已成为当代世界哲学关注的焦点 ,对文化哲学的本质、研究对象及其意义进行探讨 ,在批判的基础上吸取、改造、消化文化哲学的积极成果 ,作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借鉴 ,为我国文化和哲学建设提供一种合理而又坚实的基础、理念和方式 ,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

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是中西文化比较导致的产物。这个学科在发展中出现种种偏向,从而未能相应地促进哲学创作的繁荣。要扭转这个局面,必须扩展哲学视野,立足于解释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经验。经典解释的传统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两个论题,表明了以经典为中介反思思想文化经验、发展中国哲学创作的可能。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史与反思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历来有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优良传统。大致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建立前;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大革命;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至今。这三个阶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呈现出一个整体的面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认识正在不断地深化。总结其特点,反思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理论自觉与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问题意识的凸显,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强音,但却因理论能力、学科壁垒、视野局限等因素的制约,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理论自觉,因此,应积极推进从学科建设为导向的研究模式向理论自觉为导向的研究模式的转变。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自觉的根由在于,中国道路或正在生成的中国模式与同样变化了的世界历史时代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新的把握与阐释。中国道路是现代中国选择并借助于马克思学说所成功开启的世界历史的新的展开方式,是一条异质于西方资本主义、物化逻辑及其民族-国家模式但又展现人类未来文明方向的新型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是本质同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从问题意识到理论自觉转化的结果。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面临更为复杂的时代课题,尤其需要理论自觉,并在创构与中国道路及其中国模式相匹配的实践哲学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形态、问题与思潮: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本文着重从方法论上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形态、问题与思潮进行了探讨与思考,指出20世纪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的发生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不同层次的哲学问题,环绕这些问题形成了不同层面的哲学思潮及其互动。以问题为中心,以思潮为线索,可以较好地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之网,深入展开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     

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主要探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重点涵盖四组基本问题,即历史学中的"史实"真理性问题、解释问题、预言问题和客观性问题,质言之,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本文将这四组问题与科学哲学中的同类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进一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中共同的基础性问题。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历史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就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