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消费者立法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面临着诸多亟待完善的问题.本文撷取其中几个既具有理论研讨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代表性问题(包括<消法>的适用范围、法律责任、消费仲裁制度等),提出了若干立法修改建议和制度设计方案.     

公司担保与银行贷款的风险控制--兼谈《公司法》与《担保法》的冲突

对公司担保能力问题的探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十分重要.理论上对于公司的对外担保,在立法上除<公司法>及证监会对担保做了规定外,我国<担保法>及其司法意见也对公司的担保问题作出了相关的规定,两者的规定存在冲突.公司在经营中筹措资金需要担保,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也需要借款本人或者第三人提供担保.我国<公司法>不应该禁止公司享有担保权利能力,而要规定公司应如何来行使此项权利.     

我国外贸代理制的现状及法律对策

在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商事代理中的特殊情况,无法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代理制度的相应规定,这不仅给我国外贸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也给外贸纠纷的司法解决带来了诸多误区和困难.因此,应在我国民法体制中增设间接代理制度,加快修订<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和<对外贸易法>,构筑国际标准的外贸代理制.     

明其“法”而得其“理”——研究《尚书》的新途径

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语言学科学术带头人钱宗武先生在<<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一书中,尝试采用现代语法学理论与传统文化阐释学知识融为一体的方法对今文<尚书>进行注释与笺说,在传统笺说和注释形式中揉进新质,不但为解读<尚书>开辟了新途径,而且提出了诸如<尚书>的儒源地位、文学特性、德法兼治思想和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新观点,对<尚书>蕴涵的上古文明母题进行了多方位思考.     

《太平记》与《三国演义》的比较——论张飞的艺术形象

<三国演义>中,有关张飞的人物描写,有一些固定模式的词语.同样的词语也会用在相近人物的身上.日本的军记物语中虽多有人物的衣装描写,却很少有像<三国演义>那样的人物相貌,乃至五官的描写.作为例外,引用中国故事较多的<太平记>在人物描写方法上承接了<三国演义>的影响;而<太平记>中的定型化言语表现又影响到了日本近世翻译成日文的<通俗三国志>.追根溯源,以先行文学中的人物来比喻或说明作品中人物的方法,可以追溯到汉代人物樊哙在<三国演义>中的引用.日中文学之间的承接影响关系研究和比较研究的结合将有助于廓清两国文学之间的交流关系.     

《新唐书》、《全唐文》所载《对〈论语〉问》辨误

孔颖达的<对<论语>问>,是一篇精美的政论文,但宋代俞德邻认为,唐太宗误认曾子为孔子,而颖达竟不省,故责其告君欠谨.俞德邻的解读依据<新唐书>.根据<贞观政要>、<旧唐书>、<十三经注疏>、<全唐文>,<新唐书>所载<对<论语>问>错误有二其一,张冠李戴;其二,文体不合.同时,<全唐文>等文献所载<对<论语>问>的几处异文值得商榷.     

宏观架构与立法审思--关于婚姻家庭制度的完善

婚姻家庭制度的完善,不仅需要解决立法技术问题,更需要解决立法观念与立法意识问题.要使<婚姻法>成为具有前瞻性、适用性、科学性的法典,则须认真思考如下问题<婚姻法>以独立法典的模式出现,既可兼顾立法传统,又能顺应制定民法典的趋势;确立婚约制度,不仅是婚俗生活的要求,也是完善婚姻家庭立法的要求;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对婚姻自由原则的补充,有助于对善意当事人权益的维护;建立完备的亲权制度势在必行.     

物管职业资格"证出多门"之法制背景分析

物管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物管市场发展的必然,是现代市场准入制度的要求,对物管从业人员进行资格认定实为行政许可行为.目前国内物管行业遭遇"证出多门"的职业资格认证困惑,物管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认定冲突本质为相关行政机关之行政许可权冲突,实源于<劳动法>及<物业管理条例>均未明确规定该许可权具体应由何行政部门行使.遵循利益回避及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原则,今后可考虑以国务院行政法规形式,将该行政许可权分配给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独立行使.     

试论《人物志》对《典论·论文》的影响

在刘劭与曹丕、<人物志>与<典论·论文>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直接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典论·论文>中的诸多思想脉络和学术向度的获得,与<人物志>存在或深或浅、或隐或显的联系.<典论·论文>思想的活泼敏锐、思维方式的灵犀生动和思维视野的开阔宽广,以及思维质量的高度和深度显然得益于<人物志>.     

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传>是现存最完备的陶渊明传记.<文选>第一次以缜密的哲学与艺术思维对陶渊明的作品进行开创性的遴选和艺术价值的判断.<陶渊明集序>是陶学史上第一篇学术论文,它使陶学进入了哲学研究的层次.萧统的文学创作对陶渊明的接受有新成就.萧统的陶学成就达到了南北朝时期的顶峰.     

唐长安城的衰败——从唐诗窥其一斑

唐诗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安史之乱作为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也是唐长安城走向衰败的始点.在诸多唐诗中就反映出长安城的变化.杜牧的<隋堤柳>、温庭筠的<柳长句>、<杨柳八首>等描绘出蔚然成荫的唐都长安;杜甫的<千秋节有感二首>、杜牧的<过勤政楼>、白居易的<勤政楼西老柳>反映了南内兴庆宫自安史之乱以后的凄凉;从羊士谔<乱后曲江>看到唐代著名的曲江风景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最高额保证的保证责任额度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前,我国担保法关于最高额保证的保证责任额度问题缺少有效的解释.法学界就这一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最高额保证的保证责任额度应为累计发生的债权总额,另一种认为最高额保证的保证责任额度为债权余额.余额保证观点的存在及余额保证制度的确立有其正确性.     

论宫泽贤治文学作品的“他人本位”精神

宫泽贤治将文学、科学和信仰调和到自己的个性当中,形成了偶像化,他的作品是"自他"未分的一元论精神培育出来的感性表现.宫泽对待他人采取的是被动的"他人本位"的个性立场;志贺直哉则立足彻底的"自己本位"的个性立场.如此特色表现于宫泽的<泉边人家>、<十六日>、<花坛工作>和志贺的<某晨>、<去网走>等作品中.     

我国产品质量法若干问题的探讨

现行的<产品质量法>尚有不严谨之处,产品外延太窄,应稍宽泛一些;产品缺陷两个标准不宜并列运用,以"不合理的危险性"为基本标准,以生产标准为辅助标准较合适;就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可以积极参加国际条约或缔结区域性公约以及对我国<产品质量法>进行增补方面加以完善.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立法功能--以行政性限制竞争的消解为视角

司法解释的立法功能源于法律固有的缺陷或漏洞.我国司法性立法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也不例外,但其特殊性在于以统一解释的形式适用于所有法院的所有同类案件.在我国法制不健全、行政权主导、行政性限制竞争阻碍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历史时期,司法解释的立法功能得到彰显.<合同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两个司法解释条款,即揭示或说明了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体制中应有的立法功能,及其对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限制竞争的消解作用.     

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一大关戾--纪念《新小说》创刊100周年

文章就纪念<新小说>创刊100周年,谈到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写私情,还是写群情;是"纯文学",还是有"功利性";而是在于写的情真不真,善不善,美不美.而且,这种情,还得放在当时时代中来加以考察.文学创作的发展与观念的更新关系重大.梁启超及<新小说>所提出的一些新观念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新小说>之所以能开创了一代的风气,很重要的一点是注意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读者在其周围,为此从经营方式,到期刊的内容与形式等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与尝试.但后来"新小说"的发展走了一段弯路,这主要还是拜金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资本论》为“三个代表“提供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具有内在联系.<资本论>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方面,为"三个代表"提供理论依据,因而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源;"三个代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新概括,反过来又丰富和发展了<资本论>,因此二者是紧密联系和一脉相承的.我们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学习,才能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提高贯彻执行的自觉性,使<资本论>与"三个代表"的理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结出更丰盛的历史硕果.     

独特视角下的现代新儒家--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

柴文华教授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从一个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现代新儒家诸多人物的理论,对现代新儒家的文化问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包括见解独到的<导论>,形散神凝、多有突破的个案研究和立足当代、精当中肯的价值评判.它既是可供从事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们交流借鉴的宝贵资源,又是后生晚辈进入现代新儒家研究之境的美丽通道.     

"意淫"观和《红楼梦》性描写的以诗写小说本质

目前对"意淫"观的研究主要从思想、哲学角度入手,而对其文学价值的分析还远远不够.文章着重梳理了文学史上性描写由<高唐赋>、<神女赋>所开创的诗化传统向<金瓶梅>等小说所代表的世俗化倾向过渡的轨迹,凸显<红楼梦>面对以上两种"文学遗产"所作抉择的特点和意义,提出"意淫"观使<红楼梦>性描写诗意化、象征化,而悬置了其中的性内涵,其本质上是以诗法作小说.     

《塘沽协定》的签订与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

<塘沽协定>的签订与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冯的组军行动影响着<塘沽协定>的签订,中日谈判代表在正式协定案签字后,又针对冯在张家口的筹备抗日活动签订了<觉书>,作为<塘沽协定>附件,成为后来日、蒋联合剿灭同盟军的依据;另一方面,<塘沽协定>的签订又在客观上为同盟军的成立提供了有利条件.长城抗战的失败为冯组建同盟军提供了一部分兵力来源;参加长城抗战的一些正规部队成为同盟军的广大同情者;广大民众成为冯组建同盟军的强大舆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