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趋势下城市广电的优势重构与融合发展

政策导引、技术进步尤其是市场抉择,促进了广电全媒体趋势形成。本已处于央视、省级卫视夹缝之中的城市广电媒体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急需依托本土化资源、借助新媒体功能进行优势重构。城市广电媒体应确立"内容为王""差异化生存"的基本理念,利用专业人才优势开发本土化资源,融合新媒体丰富内容,强化直播和互动性,外延渠道进行适配性分发。与此同时,城市广电必须改造制播流程、升级技术平台、改革机构机制并培养全媒体人才,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才能在全媒体趋势下逐渐建构起一定优势。     

基于手机媒体公益传播的和谐公共话语空间构建与舆论引导

在分析新媒体语境中公益传播所涉及“物质”、“话语”两个层面的基础上,提出了手机媒体公益传播的概念;对比分析国内外公益传播研究现状及趋势。基于话语理论,考察了手机媒体话语传播力的形成过程,探讨了手机媒体公益传播与公共话语空间构建、手机交谈与舆论扩散的关系等内容。研究发现手机媒体强大的话语传播力,为人人参与公益传播开拓了渠道;手机媒体公益话语传播对公共话语空间构建,公共舆论引导有重要影响;手机等新媒体公益传播联通了“个人思想空间”与“公共话语空间”,开辟了构建“和谐公共话语空间”的路径。     

新媒体赋权与农村绿色社区建设

社交媒体的兴起给传统的赋权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张力,也促进了新媒体赋权理论的诞生。新媒体赋权给农村绿色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启示。研究表明,新媒体的透明性、脱域性等特征促进村民信任感、成就感、归属感等社区情感的培育;媒介近用权保证村民随时随地获取绿色社区建设的信息;媒介框架塑造的媒体奇观吸引村民乐于参与绿色社区建设;自媒体促进了绿色社区有效奖惩机制的形成;媒介受众对象的设定促进了绿色社区建设的资源链接与社会支持。     

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建设

新媒体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发展最快、影响深广的强势媒体,网络技术已构成一个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和政治斗争阵地。所谓对新媒体采取"价值中立"的主张是错误的,对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更是不可取的,但应正确看待网络时代意识形态的"虚幻"化现象。网络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随着"综合国力"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出而更加突出。搞好新媒体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有针对性地认识新媒体的特点。为此,要依靠全体人民,重视对社会心理的分析与研究,提高网民的能力和素质。     

新媒体技术环境下媒体传播影响力的整合营销——以云南对东盟的传播影响力整合营销为例

新媒体技术兴起的背景下,面对媒体竞争的加剧和更为细化的受众市场,媒体需要利用整合营销思维把媒体传播影响力的产业价值开发出来,形成传播影响力和营销相互促进的双赢局面。云南由于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民族文化资源优势,使它成为面向东盟传播的前沿和平台,其对东盟的传播影响力不论是对"桥头堡"建设,还是对中国的对外传播都意义重大。考量云南媒体对东盟传播影响力营销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探讨其对东盟传播影响力整合营销的实施策略,是当前亟待研究的课题。     

新媒体时代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实效性探究

新媒体时代参政党民主监督面临着新的机遇,同时也存在着挑战。从参政党民主监督的意识不强、机制不全和自身素质不高等方面出发,着力探究新媒体时代参政党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在坚持正确政治导向的基础上,发挥特长,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从行动上注重民主监督的全过程监控,尤其是利用好媒体技术,优化民主监督常用的会议监督、提案监督等,使其能够更好地为协商民主和民主监督服务,以切实提高参政党监督的实效性。     

新媒体时代校园传媒联动建设研究——以“沪青”平台为例

校园传媒是校园文化的重要塑造主体,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传播者"的特点加速校园传媒的转型发展,创新系统机制、联动文化机制、涌现性机制等合力形成校园传媒联动建设的动力机制。"沪青"平台联动建设为文章提供实践分析基础,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线上与线下、场内与场外、校内外等多种载体、渠道、模式、层级的联动共同打造引领新风尚的立体校园文化平台。文章认为引入协同创新机制、借力新媒体发展平台、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等是新媒体时代校园传媒联动建设的有效对策。     

试论小众传播与新媒介文化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媒体的出现,当今一个传播形式的新特点就是,由传统的"大众传播"向"小众传播"转移深入,同时也就产生了与以往媒介文化有所不同的新媒介文化。对于当前的新媒介文化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机制极其规律的探索,必将成为当代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突发事件应急沟通自适应系统及驱动力分析

社会变迁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网络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支持、公民参与诉求的提升,使得突发事件应急沟通方法转向"协同治理"的"自适应"方向。借助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政府、企业、媒体、公众多主体广泛参与的突发事件应急沟通自适应系统后可以发现:"协调-处理-进化"三角稳定型应急沟通自适应系统的三大机制联合作用、契合对接,能够支撑应急管理全过程;对政府-企业-媒体-公众多主体广泛参与、系统内部主体间治理机制的驱动力分析,为多样化、聚集化、复杂化的应急沟通主体建立了有力的制度安排。     

电视媒体话语机制的构建——以凤凰卫视为个案

凤凰由华语传媒走向世界的成功之道,为我们构建电视媒体的话语机制提供了诸多启示.信息时代电视媒体的话语机制构建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及时性、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活力性、创新性是电视话语构建的基本元素.电视媒体话语权的构建确切讲要把制作和营销内容话题作为生产的最终目的,把原创节目及其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作为核心竞争力.通过信息报道的及时性、信源出处的多元性、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内容资源的差异性"形成媒体话语的权威性和独特性,通过汲取网络等新媒体的活力不断改造电视媒体话语惰性.     

新媒体传播中的链接侵权及其规制

链接作为新媒体的常态性传播技术,其在推进网络信息迅捷传播的同时,也一再引发侵权行为。新媒体传播中的链接侵权主要表现为浅链接侵权和深链接侵权两种形式,浅链接侵权的发生主要源于我国新媒体行业缺乏严格的"先授权,后传播"的版权意识,而未经许可的深链接侵权则源于新媒体服务商对"避风港规则"的滥用。链接侵权行为对新媒体传播秩序造成很大危害,亟须从立法、司法、执法和媒体行业自律层面予以有效规制。我国应加强对新媒体链接技术的制度规制,要通过典型判例明确相关行为指引,要强化新媒体传播者的自律意识。     

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责任及其路径优化

新媒体环境给舆论表达提供了一个开放空间,承担着舆论引导责任的主流媒体,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引导是其当下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新媒体环境下要想发挥好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传统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深度报道、新闻评论的传统优势;新兴主流媒体不仅要占领好、利用好网络这一阵地,而且要培养意见领袖,打造专业微博群;加强传统主流媒体和新兴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互动呼应机制;从现实角度和新媒体技术研发以及网络自身的制衡来优化网络舆论引导的保障体系。     

新媒体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践行

新媒体意指以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讯技术等新兴技术手段推动形成的复合媒体形态,新媒体的数字化生存集新技术手段和新信息场于一体,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交互模式和思维定式。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基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体层面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以多样性与主导性的辩证关系和相互转化,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由宏观向微观、理论向实践的交叉渗透和交互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与践行的数字化生存,借助新媒体技术手段"意义在场"的符号化呈现与新信息场"虚拟与实在相结合"的赛博空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基因、精神内涵、气节风貌的数字化表达,促进传播与践行的共识凝聚和物态化转换。     

新媒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马克思主义传播开始进入"E-science"时代。当前不断涌现出的新媒体不仅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关系,颠覆了大众媒体传统的传播模式和内容生产方式,而且给人类传播活动及生存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和影响,也给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渠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借助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先进成果,通过现代新媒体技术下传播体系的立体构建,将进一步彰显新媒体实践的民族品格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传播的中国特色。     

论媒介融合趋势下传统媒体记者采访形式的创新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媒体传播技术也乘势实现了质的飞跃,传统媒体中单向的传播形式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变为新媒体中双向的传播形式。虽然新媒体势不可挡地在当前的媒体格局中崭露头角,然而传统媒体因其权威性、深刻性、严谨性而无可取代,仍然在全媒体阵容中牢牢地占领着一席之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非"势不两立"的两股对立力量,而是相辅相成,取长补短地共同发展着,并且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融合倾向。这是一个媒介融合的时代,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传播形式更丰富、传播内容更多元,这要求传统媒体记者必须与时俱进,在对自己的职业定位有清晰认知的同时,勇敢地进行采访形式的创新,充分发挥新媒体工具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将传统媒体的严谨和深刻与新媒体的迅捷和新颖有机结合起来,切实提高采访的效率和质量。     

“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

"公众史学"是指公众在反思自我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生成的情形下所进行的历史表现与传播。在新媒体急剧发展、自媒体传播渐成趋势,而公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日益增强的状况下,职业历史学家面临着两种路径的选择:或者是自觉地反思和分析自我历史认识、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扬长补短,成为"公众史学"的参与者或引导者;或者是继续保持"圈内人"并且只面对内行的身份,等待公众这些"圈外人"或外行在新型知识传播方式下自我提升,然后被取而代之。以学术学科的建制与专业性眼光来建设"公众史学"学科乃当务之急。人们可以在历史认识形成过程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超越国外"公众史学"学科建设在理论设计上的零散性;同时,充分考虑自媒体传播的趋势,结合史德、史学方法论、跨学科交流、实务操作四个层次进行学科框架设计。历史知识的公众生产与传播既可以促成社会的有序和健康,也可以导致社会的混乱和病变;在自媒体传播状态下,"历史"的这种双刃剑功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转换。因此,有必要对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做出战略性思考,尽可能使之形成一个可控而又开放的健康环境。     

媒体传播力概念辨析

对"媒体传播力"概念中的"媒体""传播""力"三个子概念进行理论溯源发现,"媒体"有物质技术、组织中介、泛媒介化三种研究取向,"传播"有传递观与仪式观两种视域,"力"有能力、效力、权力、动力、作用力五种模式。三个子概念在不同偏向下形成了特定的关系组合,产生了不同意义的概念取向。由此形成的"媒体传播力"概念理论模型,可以厘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探究不同情境下媒体传播力的意涵。     

当代中国新媒体、城市动员与社会资本相关性分析

在行政改革开展了30余年的今天,"社会资本"和"社会动员"备受中国学者关注,但极少有学者关注过"当代中国新媒体、城市动员与社会资本相关性"这一问题。当代中国的新媒体在城市动员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在辨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传统城市动员与新型城市动员的基础上,本文对当代中国新媒体、城市动员与社会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及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     

“平台逻辑”:一个理解平台—新闻业关系的敏感性概念

数字平台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平台社会的形成,平台已然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渗透在各个社会领域,新闻业不过是它们涉足的其中一个领域。平台携技术与资本的优势,成为新闻场域中非常重要的新入场者,使得平台与新闻业的关系成为新闻学研究讨论平台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尝试提出"平台逻辑"作为理解二者动态关系的敏感性概念,它在媒体逻辑和社交媒体逻辑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和强化,具有技术、市场和关系三个关键特征,未来仍需对平台逻辑的内涵、形成与实践进行深入讨论,使之成为一个具有解释潜力的理论概念。     

新媒体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影响

新媒体的出现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大影响,对政府危机管理也提出了挑战。在新媒体与政府危机管理的互动中,仍然存在着信息传播不客观不真实、新闻报道方式单一、媒体人的素质缺失、对新媒体关注不足、法律保障体系不完备、信息公开和沟通机制不完善、公众容易受不实传闻的误导等问题。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媒体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新媒体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政府危机管理预警机制,完善信息公开与沟通机制,完善政府公共危机善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