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辞教学中的思索

中国古典诗辞中 ,情和景的关系非常密切 ,几乎所有的诗歌都追求情景结合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所有古典诗辞都能达到“情景相生”、“情景交融”的境界 ,即便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 ,也会因情景结合的程度不同 ,使诗歌的审美意向表现出不同的艺术形态。王夫之的“妙合无垠”当是古典诗歌所追求情景结合的最高审美形态 ,达到此艺术境界的应为“神于诗者” ;而“情中景”、“景中情”则次之 ,为“巧于诗者”。可见 ,“情景交融”中也有洞天。     

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传播与诗歌史意义

魏晋南北朝文人结集风气盛行,歌辞集、存于文人总集别集中的辑录歌辞等歌辞文本传播方式的产生, 使歌辞的文化功能出现分化与转移：文人歌辞音乐意义之外的诗性特质开始受到重视,歌辞离开音乐而独立生存于社会的价值得到认可。文本传播作为传统的音乐传播方式外的新生之物,所带来的文人歌辞从音乐意义向歌辞诗性意义的转移尤其引人注目,于是在诗歌创作内容、生存方式、诗歌创作观念等方面均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从而使中国诗歌发展获得诸多创新变化的历史机遇。     

周代正歌考论——先秦诸乐考之一

周代完整的正歌,包括升歌、笙入或下管、间歌、合乐四节。其“工歌”之外,主要是琴、瑟、笙或管、钟、磬、鼓、鼗、埙、、箫、木兄、吾攵等众乐器的伴奏、独奏、间奏、合奏。演奏乐章不出《诗经》。周代正歌受“礼”的严格规范,过于程序化,过于繁琐,不利于音乐的发展。但逐渐程序化、逐渐完善的正乐,却代表了那个时代大型组合音乐(主要是器乐)发展的最高水平,并极大地影响了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宫廷和官方音乐。这也反映了《诗经》对民族音乐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     

古代歌辞起结程式化特征及其音乐意义

将上古与中古文献中所见歌辞起结诸类程式化因素进行全面清理,通过比较发现:歌辞起结反映的引子和尾声均与一定的曲体结构相对应,不同的曲体结构决定其引子和尾声独有的位置特征及其功用;音乐处理方式在尾声的运用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中古郊庙歌辞中的太一信仰与政治、社会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太一信仰在民间流传甚广。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郊庙歌辞,发现太一分别在宋、梁、陈国家祀典中占据重要位置。晋时,太一为六十二神之一,不复汉时尊崇。刘宋统治者宣扬其刘汉后裔的正统身份,追溯西汉以太一为至上神的神权体系而加以改造,通过以“太一”名“天”、尊“太一”为至上神,证明其政权的合理性。萧梁时期,将“太一”作为北极星名写入郊祀歌,并以之为至高神居所,是梁武帝出于弥合三教差异、建立国家层面统一的信仰体系的目的,结合社会各阶层太一信仰情况做出的调和之举。南陈承继梁代对太一的神位设定。太一的衰败、复起与其时政权的频繁更迭、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白居易《新乐府》的"歌辞造型"——兼论其艺术性的评价问题

白居易的《新乐府》有入乐之动机,却无入乐之事实,故本质上属准歌辞。本文提出"歌辞造型"的概念,认为白居易在《新乐府》中十分注重"歌辞造型",并以《七德舞》、《法曲》、《海漫漫》、《天可度》为例进行了分析。后世的许多研究者往往从评"诗"的标准出发,对白居易《新乐府》的艺术性提出一些批评如形式刻板、直白浅俗、冗长繁复、不合规范等,其实如果从歌辞的角度来看这些恰恰是其佳处。     

《诗经》句尾气词的原始性质──《商周句尾语气词》专论之一

《诗经》中众多的各类句尾语气词究竟是原诗中固有的,还是被后人所掺入的？本文从“歌的本质是抒情的,句子末尾加语气词是原始诗歌的主要形式”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分析了《诗经》、先秦民谣逸诗和《楚辞》利用句尾语气词以构成歌辞的节奏和拖腔的特点,并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句未带语气词的歌辞形式,是从《诗经》到《楚辞》整个先秦时期诗歌独具的语言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上述原始诗歌主要形式的一种残迹。据此,本文认为：《诗经》中大量句尾语气词是原诗所固有的,所谓“掺入说”是站不住脚的。     

黔东南黎从榕地区侗族大歌田野调查与研究

对黔东南黎从榕地区侗族情歌音乐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多种形式举例分析了侗族大歌的音乐特征,并指出侗族大歌音乐文化作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殿堂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应促进侗族大歌音乐从田野走向社会,进一步提高音乐文化的研究层次,实现传承与发展的有机结合。     

今文《尚书》断代研究综述——先秦传世文献断代研究之一

对古文献的分期断代研究,向来是研究古文献的政治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的基础和风向标。前者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将对后者研究的成败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对今文《尚书》中《尧典》、《吕刑》等七篇文献的写定时代的研究,一方面就前人的断代研究作了历史的回顾,另一方面就当前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了扼要的介绍。     

中国古代神童诗现象研究之一——宋代寇准《华山诗》、汪洙《神童诗》的个案分析

中国古代童蒙教育中出现了不少的神童诗,一部分神童诗及其故事又成为童蒙教育中的案例,也是当今研究古代童蒙教育的文献材料。然而神童诗中部分材料的真伪问题值得考虑。如寇准《华山诗》比较有名,但是考察寇准别集、《华山诗》流变及文献来源,此诗很值得怀疑。据传为宋代汪洙所作的《神童诗》有时成为神童诗的代名词,然而《神童诗》既不完全是汪洙童年所作也不完全是汪洙个人所作。《神童诗》是神童诗现象的代表,也是问题的集中体现。有鉴于此,当运用众多的神童诗作为研究材料时,应该慎重。同时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存疑的神童诗,只要适当运用,都有作为研究古代童蒙教育的价值。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研究的探索——《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的启示

新出土文献的层出不穷,使学界在对新资料的不断增加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为很多典籍传世文本的文字差异产生了学术反思。如何辩证地认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的关系,做到不偏废任何一方,不纠结于孰是孰非的漩涡,就成为学术研究者思考的问题。曹建国先生《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适时出版,可以说为出土文     

论宗教文化对古代东方文学的影响——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之一

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东方一些国家的人民笃信宗教,具有浓厚的宗教感情,因而这些国家的文学受宗教文化影响较深,主要表现为原始宗教、印度宗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对文学的影响,这是古代东方文学的一大特点。这种影响有一个演化过程,我们应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宗教文化对东方文学的影响。     

三维视野中的古代文化研究——评《古代思想与诗的世界》

古代文化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在经历了八十年代关于方法论热的喧闹之后,复归于理性思考的平静。而在这平静的背后,是很多学者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着沉潜涵泳的功夫。郭杰教授的《古代思想与诗的世界》一书,就是近年来古代文化研究中的精心结撰之作,体现了视野宏阔、摈弃浮言,思辨与考证相融通的鲜明特色。     

修辞中的自然意象与文化——壮族嘹歌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修辞对比研究

《平果壮族嘹歌》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虽然在艺术形式、主题和形成发展时期上相似,但是由于二者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二者在比较性修辞方法中使用的自然意象表现出了不同的文化内涵。     

黑色声音的呐喊——解析《所罗门之歌》中的女性意识

托尼·莫里森的作品不仅仅是单纯反映美国黑人的悲惨处境、揭露广泛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和对种族平等的渴望与抗争,而是以女性特有的视角探索美国黑人的整体命运,开创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新天地.<所罗门之歌>是一部有关黑人男子奶娃的成长史.化解两性之间的对立、找到处理种族问题的办法、恢复传统中的生命活力正是莫里森创作<所罗门之歌>的初衷.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华北一景——越南如清使臣纪行诗中的雄安书写研究

越南燕行使臣有创作中国纪行的传统,其形式则包括纪行散文、纪行图和纪行诗。由于雄县归义驿是18世纪中越贡道上的重要驿站,越南如清使臣在奔赴北京途中往往取道雄县,形成了对雄安地区的观察与接触,催生了越南使臣纪行诗中的雄安书写。以文学地理学的视角考察现存的四首雄安地区纪行诗,可见越南使臣的雄安书写具有鲜明的地理风格,不仅从交通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等多个角度,生成了交通枢纽、北方胜景和历史文化名区的文学地域形象,还以地理元素及其多种排列组合方式起到传情达意的作用,实现了多元化的使臣形象自塑。     

军称娘子惊飞将,国倚夫人胜筑墙——古代诗文戏曲楹联中的冼夫人文学形象研究

冼夫人崇拜已升华为一种民间信仰,但学界在冼夫人研究上呈现多重史学性而轻文学性的倾向,冼夫人文学研究比较薄弱.通过采用“以文证史”法,选择古代诗文戏曲楹联中的冼夫人文学形象作为研究对象,还原建构冼夫人集女军事家、女政治家与慈母形象于一身的真实生动文学形象,用“文”证“史”,能极大丰富研究冼夫人的史料.     

《西游记》中的南北丝路历史地域原型研究——兼论中国古代景观附会中的“地域泛化”与文本叙事

明代话本戏剧和小说演义中有关流沙河的故事地域可能受宋元明文献中四川汉源流沙河与三藏的传说的影响,也可能受明代文献中将西北唐代大流沙沙漠、沙河戈壁荒漠演变成流沙河的影响。明代西北和西南的火焰山见于记载,但将其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的首先是在明代戏曲、话本之中,并不是在历史文献之中。火焰山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反而是受《西游记》等明清戏剧话本、小说演义的影响才附会到景观上的。通天河的地名出现较早,曾特指有三条河流,早期并没有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更没有晒经石的传说和遗存,在西南地区反而是早在明前期就出现唐僧取经的晒经石的传说和遗迹。历史上很早就有白马驮经的历史与传说,后来在元明以来文学叙事中开始出现白龙马的传说,而在历史叙事与民间景观附会中,明代前期以来白马同时也演变成白马和尚山和白马护经的故事。《西游记》的白马和白龙马故事,可能受此影响。《西游记》女国主要是受汉唐历史语境的葱岭以南的东女国和文学语境的宋代女人国的影响而来。通过唐玄奘取经历史的演绎个案,发现中国古代的景观附会呈现地域泛化和情节神化两个特征,其中地域泛化对中国古代文本叙事、景观附会的影响很大。历史事实的源文化会直接衍生出真实的历史景观、民间口述传说、民间附会景观三种前文化,进而影响到文本叙事,而文本叙事又会产生新的景观附会和口述传说,形成后文化,反过来又会再影响文本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