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群体、边民与他者——贵州穿青人的族群形成和认同

穿青人是包含有多种族群成分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上属于华夏边缘的中间群体,形成了一种中间化的心理和认同.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由于忽略了地方文化的复杂性,穿青人被官方识别为汉族的一支,导致族群的外部分类和内部认同呈现出较大的张力.族群关系紧张的内部原因和边疆国家化的外部动力,使穿青人的族群认同逐步提升为民族观念.穿青人少数民族化的诉求,是边缘族群逆转边缘地位的选择.本文从族群形成的概念出发,通过长时段的观察,梳理穿青人从中间群体、边民到他者的形象变迁,表明在边疆国家化背景下,地方族群如何展开实践,维持自己的社会文化疆域.     

社会人类学的都市族群研究

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对都市族群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回顾,并对我国都市族群研究的可能性方向和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指出我国都市族群研究至少包括三个领域:(一)海(境)外华人在中国都市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表述研究;(二)少数民族融入大都市之后的族群、文化与社会认同表述研究;(三)新移民进入都市之后的族群性地域认同研究。都市族群研究内容包括认同建构研究、文化表述研究、大都市人意识与身份的形成过程研究。在研究中应注意族群内心情感问题、族群形成过程问题、认同的理性选择问题和历史记忆在认同建构中的作用问题。     

明清时期河湟地缘社会多元组织结构探析

明清时期的河湟,因族群新格局的出现,其社会力量与组织结构呈现为复合性和多重性.这时河湟各族群因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各自具有其社会组织形式.他们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形成中央、地方、部族和宗教等多元结构,长期以不同类型并存于河湟,持续影响着这里的社会进程.可以说,河湟多重地缘组织形式的建构,是区域内部诸族群不同社会归属及地方与中央关系影响的结果.     

族群身份的论述:石门坎花苗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

探讨了贵州石门坎第一代的花苗知识分子,如何在20世纪面对西方传教士、国民政府和当地的强势族群时,通过教育的途径,建构其族群身份,并从中为花苗族群获取更多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资源和权力.从中反映出族群精英如何在历史中对个人和族群作出抉择的艰难历程,并指出族群身份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进行协商和抗争、分化和整合、响应和调适的过程.     

青海东部“家西番”的机缘与形成——以清代牌楼沟碑刻为中心

西宁浅山地区的牌楼沟村是一个汉、番混居的村落,在清中后期经历了从陈氏“汉行番俗”到马氏“番汉二礼两相并行”的变化.作为“番”、“汉”家族所具有的族群意识,是在不同的语境中,针对不同的对象,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借以地城变迁为背景,通过对牌楼沟村汉、番两个家族的考察,再现他们因应国家的边疆政策及其开发、社会环境的改变,调适自身的族群意识与身份认同的过程,揭示省藩中间地带国家、地方/族群精英与乡村社会形成和变迁的互动关系.“番”的身份标签被利用来参与乡村社会权力与资源的竞争.“家西番”的形成既受国家治边理念与实践的影响,也取决于当地以“寺族”为主的社会结构.此外,内部双方的竞争及其外在公共认知的变化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卷首语

历史上,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族群迁徙频繁,族群互动一直是边境民族社会生活行为的常态表达。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互动交织着族群记忆、国家制度以及国家关系等多重因素,多样的互动关系构成了西     

民族旅游文献中的文化认同研究

文章对近年来国内外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发现国外对于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变迁以及民族艺术品的转化与复兴等四个方面.而国内对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复兴等两个方面.文化认同既有来自主流社会的建构,也有地方族群的自我认知.在旅游发展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中,频繁的人员流动和文化之间的交往接触引起地方民族对我者和他者的文化判别,进而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考量.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下)

运用马来西亚的事例强调了族群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涉及不同族群的政治程序的重要意义.族群的形成涉及一系列的过程,这些过程使人们在一国家内意识到一个共同想象的社群.创制族群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重要部分.在一国家范畴内,不同的族群对国家认同有不同的憧憬,因此有必要将国家认同与族群性相关联思考.论述了马来人和华人的族群划分问题以及沙捞越土著人复杂的族群认同意识和族群形成问题.     

民族主义思潮与近代中国边疆社会研究前沿综述

民族主义思潮是改变中国历史上各类差异共同体关系的最根本的思想。对于多民族中国来说,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不仅意味着从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转型,而且关系到各民族人民对新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国民身份的确立。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主张经过了从汉族国家、同质化国家到多元一体国家的递进性转变,反映了国人在构建民族国家认识上的不断深化。而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地方社会在撕裂中实现着重构、整合。近代中国的民族与地方社会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和国族构建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上)

运用马来西亚的事例强调了族群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涉及不同族群的政治程序的重要意义.族群的形成涉及到一系列的过程,这些过程使人们在一国家内意识到一个共同想象的社群.创制族群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重要部分.在一国家范畴内,不同的族群对国家认同有不同的憧憬,因此有必要将国家认同与族群性相关联思考.论述了马来人和华人的族群划分问题以及沙捞越土著人复杂的族群认同意识和族群形成问题.     

晚清甘青民族走廊的族群互动与社会治理——基于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的考察

民族走廊地带若干民族多元共生、彼此交融的局面由冲突与沟通共同促成,尤其是地域相连带来的冲突,往往转化为一种更为深刻的“糅合力”。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是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因争夺公共资源、生存资源而产生的群体性社会纠纷的一个典型缩影。其产生与解决暴露了人口增长、环境压力、族群互动等社会变迁带给国家治理的诸多考验,亦展示了地方政府与民间权威如何同时引导和塑造地方层面的变化。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界限、范围得以不断调整和重申,二者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该区域的社会治理体系。由此,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的互动互容性不断增强,国家权力日益绵密,逐渐形成稳定的地域文化共同体,为后续政权的边疆统合、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地理—文化基础。     

论跨界民族的历史记忆

跨界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其民族集体认同的记忆形式,表现为族群群体对祖先的历史的追忆以及其社会建构行为,本身具有的集体性、变动性、差异性和承继性的特点.研究发现,跨界民族的保守性历史记忆对族际关系甚至国家间关系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积极引导历史记忆有助于跨界民族问题的解决.     

国家构建中的族群身份转换--以保安族为例

将以保安族为例,尝试探讨国家建构过程中人们的身份意识发生的变化,并认为民族(minzu)是中国特有的介于传统族群与现代国民身份之间的本土概念."民族"(nation)不是本土概念,人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并不具备民族身份(neither nationality nor minzu).这种身份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深入社会,为人们所意识并付诸实践.     

“邕”水叙事与家园遗产——多元一体格局视域下南宁博物馆器物叙事研究

民族地区地方博物馆对促进多民族地方历史、族群认同乃至建构“多元一体格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理念和实践是意义非凡的。地方博物馆借助“器物展览”对地方历史进行重新书写过程中,其表述往往面对双重的矛盾张力而不可自拔,或受限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或囿于华夏传统大国叙事的桎梏。南宁博物馆在“国家历史—地方族群历史”整体框架下凸出邕江地方记忆和家园遗产,重塑地方史与建构多民族国家认同。     

剪发易服的身体政治——红瑶身体装饰的文化表达研究之三

身体装饰是身体的文化表达的重要方式之一.一个特定群体的身体装饰的文化表达至少包含四个层面:社会身份标记、族群文化记忆的身体再现、个体情感和自我的经验表述、历史和身体政治的折射.就第四个层面而言,红瑶的身体及其装饰不是固着不变的存在,其在近现代的生成和发展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过程,受到国家权力、历史与社会语境的规训和建构.     

泰缅边境达拉昂人的迁移、族群裂变与跨国民族治理

民族的跨国分布是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现代国家建构与实践的结果。面对日益多元的动因促使下的跨国民族迁移与流动,跨国民族的研究必须直面民族的感性生活和现实问题,从本质论转向实践论、过程论的角度来分析跨国民族的内涵及其生成过程。文章通过对泰缅边境Nor Lae（诺雷）村Dara-ang（达拉昂）人(1)的跨国流动及其族别身份的获得过程的研究,试图提出族群裂变与人口治理是促成跨国民族形成的内生与外在动力,而民族跨国迁移的社会过程、现代民族国家整合与治理的需求以及国家的治理差异、族群的身份认同意识的差别则是跨国民族形成的动力机制的社会情境。     

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民族历史构建与现实社会因素(续)

保安族在50年代被正式识别为一个民族,对其族源曾有多种观点。但是在建国50年后,保安族的历史和族源观被再次重构,这个过程既反映了现实民族关系对历史书写的映射,也反映了民族精英在历史重构中的能动性。对保安族的这个实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社会因素能够如何影响民族历史的构建,这个案例所反映出来的族群历史建构模式对于研究我国的"民族历史建构和族群群体的认同结构也颇具启发意义。     

民族历史构建与现实社会因素

保安族在50年代被正式识别为一个民族,对其族源曾有多种观点。但是在建国50年后,保安族的历史和族源观被再次重构,这个过程既反映了现实民族关系对历史书写的映射,也反映了民族精英在历史重构中的能动性。对保安族的这个实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社会因素能够如何影响民族历史的构建,这个案例所反映出来的族群历史建构模式对于研究我国的“民族历史建构和族群群体的认同结构也颇具启发意义。     

多维的矛盾:中国图瓦人的族群建构差异

族群进行的＂划界＂行动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族群精英因应某种利好利用学术精英的研究成果及族群文化实践而在族群内外展开的族群建构行动。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图瓦人的＂图瓦人＂族群建构肇始于学术精英对其族源的研究以及外界的持续关注,并在族群精英、地方政府以及文化精英等的助推下延伸到了普通大众。为期一年的参与观察及问卷调查证明：中国图瓦人的族群建构有着明显的区域、性别、年龄等维度上的层次差异,并因族群建构中去蒙古化乃至试图通过国家层面吁求＂图瓦族＂民族身份的确认而引发了族群内外的多维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