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学”刍议

青海地处内地、西藏、蒙古、中亚(今新疆)之间,此间发生的诸多事件,是明清交际时期中国和内陆亚洲许多决定性历史进程的源头.从雍正朝开始,青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行政区划单位,这里设立了理藩院新分支机构——驻西宁办事大臣,地位日益重要.在高度多样性的人类环境中,青海独特的历史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管理各方面都有着自我界定的中心,并牵涉毗邻的更大外部世界.青海学应该成为一项专门地域学科,其发展将促进整个中国和内陆亚洲各领域研究的深入.     

鄂伦春族影像志实践与民族文化传承研究

民族影像志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的一种有效手段。民族影像志的实践对鄂伦春文化传播和人类学研究具有很高实践价值。本文在前期对世居于中国北方中俄界江区域的鄂伦春族进行文献研究、田野调查和影像拍摄基础上,梳理了鄂伦春族现有影视人类学片的现状,对调研拍摄实践中的日趋从简的篝火祭祀、日渐消失的狩猎文化、发展日益受限的桦皮艺术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对影像深描进行学理反思,在此基础上对民族文化传承提出简要对策建议。     

差异求真——中国节日影像志和中国史诗影像志的理念与实践

中国节日影像志和中国史诗影像志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第一次发起的对节日和史诗进行影像摄制的重大研究工程。本文对这两项国家项目的基本情况、理念、方法进行梳理，综合阐释为“承认差异性真实”“注重影像场域”“让文化持有者发声”“以影音研究为导向”四种学术理念，并对其调查、记录、叙事、著录等方法进行了归纳和提炼，藉此提出影视人类学研究可借鉴的理念和方法。随着越来越多节日、史诗新资源、新类型的发现，该系列研究工作也在不断调整既定的理念和方法，这一循环论证的过程旨在表达对事实的尊重与对文化多样性的敬意。     

基于新时代文化传承的少数民族影像志人才培养研究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海纳百川，其中，少数民族创造传承的丰富文化，共同成为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宝贵财富。在现代少数民族文化创造传承过程中，影像记录具有抢救性的功能和意义，民族影像志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给予了有力支持。面向新时代，广播影视、网络新媒体等成为文化传承传播的重要平台，少数民族影像志人才培养也应成为重要内容。少数民族影像志人才培养可以通过高校院所影视人类学学科体系建设、系统专业设置、民族文化社会传承基地建设、少数民族影像志项目研究，以及开展影像志人才培养社会公益活动加以实现。     

第二次边疆学兴起背景下青海果洛藏族部落考察研究述论

20世纪30～40年代,伴随着民国政府治边理念的转变以及相关政策的实施,掀起了第二次边疆学的高潮.在此背景下,具有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形态及人文精神的青海果洛藏族部落,也受到了一些官员和学者的热切关注,他们对果洛藏族部落进行了深入全面地考察研究,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准确反映了当时果洛部落自然、历史和社会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对这些珍贵资料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全面剖析这一时期果洛藏族部落的自然风貌、社会形态、部落文化等的发展状况,同时窥一斑而知全豹,对当时民国政府对青海地区藏族部落的施政方略的探究具有借鉴意义.     

民俗志的学术定位和书写

本文对近年来民俗志书写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些新探索作了初步梳理,指出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对于创新民俗志书写模式、增强民俗志书写主位视角和对话功能的意义以及"感受之学"在探寻民俗志独特学科品格上做出的探索和努力.     

“九五”期间青海民族研究情况概述

文章从民族理论、民族问题、民族史、民族经济、文化、宗教、教育、语言文字、人物研究等方面，综合阐述了“九五”期间青海省学术界有关民族研究概况，对所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     

从媒介建构到多维表达:鄂伦春族影像志的发展脉络及思考

民族影像志作为人类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与文化书写方式,对记录、展示和传播鄂伦春族文化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首先对鄂伦春族影像志进行梳理,从中发现,关于鄂伦春族早期的纪实影像是他者视域下的媒介建构,新世纪以来虽出现不同种类的纪录片,但建构的权力依然还在拍摄者的一方。其次,论文从分享人类学视角对其进行反思并提出建议:纪录片要通过鄂伦春人的本位视角,记录其发展变迁和文化传统,才能更好地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青海“四灵”文物解析

“四灵”是我国古代先民用以指代四方方位的瑞兽标识.起源于战国初期,盛行于汉、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通过对青海地区汉唐时期出土的相关文物资料的梳理,借助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认为“四灵”崇拜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在青海高原落脚.     

青海民俗文化的发掘与青海旅游业的发展

青海拥有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尤其是民俗旅游资源种类繁多、民族个性鲜明,是青海旅游业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对青海民俗旅游资源进行了简单的分类,提出了开发中的一些思路,旨在说明,促进青海旅游业健康发展,必须挖掘青海旅游文化之内涵。     

青海方言中"我"字诸音考辨

人类交际的工具--语言始终处于运动变化状态,属于语言三之一的语音亦如此.语音的不断运动发展,形成了语音丰富多彩的特性,青海方言中仅"我"字的读音就达[nau]、[v(e)]、[η(e)]、[na]四种之多.溯其源,生成原因有三一是古音的沉淀,二是特殊环境的影响,三是其他语音的渗透.     

跨地域文化交流研究与探索——“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系列学术研讨会述要

区域学术文化交流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作为长江领域重要的两大地域文化,彼此之间从古至今交流交融都很密切.清代初年"湖广填四川"更是加剧了两地文化的联结与融合,因此,将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整合研究,举办"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不啻是跨地域文化学术研究的新探索."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已成功举办五届,现已成为地域学术文化研究的一个品牌.为总结经验,特对"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的缘起、演进、主要研究成果及未来展望做一分析梳理,以期能吸引、邀请到更多海内外学者及机构参与到论坛中来,进而将论坛推向世界,以促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青海省藏族人口生育状况的研究

藏族是青海省各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截止 1990年 7月 1日 ,全省共有藏族人口 91.2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 2 0 .5 % ,占全省各少数民族人口的48.6 %。青海藏族人口 79%分布在占全省97.2 %面积上的玉树、果洛、黄南、海南、海北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 ;2 1%居住在东部地区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青海是各民族接触、纷争、交流、融合的历史大舞台 ,而出现在这个大舞台上的民族 ,首先是后来同化为藏族的羌族和后来成为土族主体的吐谷浑人 (鲜卑族的一支 ) ,后来才有大批的汉族、回族、撒拉族…     

青海蒙藏部落地域变迁

蒙古族与藏族部落由于相同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使其部落的牧地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变化。本文通过青海蒙古二十九旗以及藏族部落的地域变迁的研究,认为导致这种变迁,除了历代中央政府治边政策的原因外,蒙藏两族部落分布地域不同的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状况,也是造成其部落地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青海历史中的“马步芳时代”

以马麒、马步芳父子为首的地方军阀集团在中华民国期间统治青海约40年,这一时期也是青海建省和推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历史转型期,由于马家军造成1936年红军西路军的失败并在1949年的兰州战役中顽强抵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建国后的官方历史叙事中赋予马步芳集团极为负面的形象.但是在这40年间,青海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有必要从以地方性为基础和以作为历史中的行动者的人为主体的视角出发,对青海历史中的“马步芳时代”给予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并应从地方社会发展需要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     

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

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在20世纪得到空前的加强.抗日战争初期,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起众多学者的论辩.顾氏提出这一命题,既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又有特定的时局环境.傅斯年、张维华、马毅等对顾氏的观点表示支持,费孝通、翦伯赞等则对顾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商榷.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这个讨论没有充分展开.但这次讨论在反映了学者之间不同意见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多趋同的认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为民族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对以后创造性地提出更加科学的民族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而进行的学术论辩做了系统梳理,论述了这次论辩的意义和影响.     

青海藏族千百户制度研究

千百户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政权形式,在青海牧区的藏族社会中存在了几百年,这种制度的实质与土司制度并无大的差异,它的出现有其内在的历史、环境、社会原因。文章利用文献资料对青海藏族千百户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千百户的空间分布、千百户的历史作用作了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