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信仰之变迁

白虎信仰作为四灵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远古时期,最初是作为一种图腾被人民崇信.由图腾崇拜逐渐发展演变为神灵信仰,其中必定经历了一个由兽化神的过程.     

山何以“灵”：文明共生视角下的云南鸡足山

以“灵”作为理解山之存在价值的关键,僧侣、乡民和士人有关“灵”的观念与实践共同构筑鸡足“灵”山的多个面向。“灵”的不同观念来自不同的宇宙观传统,这些不同的传统在鸡足山交错互动,既可以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横向关联,又可以看到文明内部大小传统在纵向上的互动转化。文明的共生是通过在差异中建立联系、在冲突中寻求对话而实现的。     

白虎信仰之变迁

白虎信仰作为四灵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远古时期,最初是作为一种图腾被人民崇信。由图腾崇拜逐渐发展演变为神灵信仰,其中必定经历了一个由兽化神的过程。     

论土地神观念的产生——以民族学、人类学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在引用大量民族学、人类学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对史前时期土地神观念产生的两个阶段予以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土地神观念的产生始于原始社会自然宗教时期万物有灵思想下的土地有灵意识,但这时人类土地崇拜的对象,仍然是作为自然的土地,并未具有神的观念。当原始人类由土地生养万物联系到女性也具有土地一样的生殖功能,由单纯的土地崇拜转向“地-母”崇拜,土地神的人格化现象渐趋成型,土地神的观念到此才真正产生了。     

阿拉伯人"民族性"的历史考察

阿拉伯人的民族性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对阿拉伯人民族性的探究,需要在辨析“民族”与“民族性”内涵的前提下,从历史角度考察其演变过程,宏观地把握贾希利亚时期、帝国时期、民族-国家时期和全球化时期四个阶段影响阿拉伯人“民族性”的各种因素。     

南楚古巫学与巫学家屈原

南楚古巫学,即先秦时期之南楚巫文化。我国远古时期,混沌蒙昧,生产原始,初民对暴虐谲诡的自然威力和奇异突兀的社会事象产生了极大困惑,只能以“万物有灵”观念解释一切。印认为它们都有神灵,从而祟拜之,祭祀之,于是,就出现了“神”,而介乎“神”与“人”之间,“上宣神旨,下达民情”的“巫”,原始氏族社会中“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的这种非凡人物、大学问家,也就应运而     

舞蹈人类学视野下大理白族“绕三灵”舞传承研究

“绕三灵”是大理白族独有的民族节日，更是白族传统民间文化的大合集。“绕三灵”仪式活动中的白族舞蹈作为白族文化符号载体和民族表征，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本文以舞蹈人类学为理论基础，以“绕三灵”仪式活动中的”舞蹈”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产生、发展的历史面貌，望对今后“绕三灵”的发展与传承做出贡献。     

“部族”还是“民族”?———评人们共同体的“部族”说

“部族”论者在依据斯大林对人类语言发展阶段的分期划分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阶段时，认定俄文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的含义是“部族”，把民族共同体分为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四种类型和四个发展阶段”。他们用“部族”指称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的人们共同体，从而抹煞了人类早期民族与国家同时形成于部落制瓦解之时，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与国家是奴隶制、封建制时期的民族与国家的继续和发展这一基本事实。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的含义是“民族”，汉文“部族”是部落和氏族的简称，二者不可等同。     

论环境习惯法的环保效力

在习惯法效力日渐式微的今天,环境习惯法以其传统文化的塑化作用、群体连带关系的粘合作用、集体制裁保障方式和宗教因素的强化效力,确保环境习惯法在特定的区域内发挥有效的环保功效.而环境习惯法中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敬畏自然”的生态观则从观念上与“法理”上论证了环境习惯法存在的正当理由,强化了其环保效力.国家法应该从环境习惯法中反思自己的得失.     

西方人类学界万物有灵论研究述评

万物有灵论于1871年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是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要概念之一。万物有灵论即关于“灵性存在”的一般信仰,牵涉生物的灵魂与其他精灵、神灵。继泰勒之后,朗格、马雷特对万物有灵论进行了深入推进与修正批评。20世纪90年代,德斯科拉、卡斯特罗等人基于南美印第安人的相关研究,重新定义万物有灵论为一种本体论类型,即人们认同自身与他者在内里(灵魂)相同、相通,而外身(肉体)存在差异、区分。随后,这种所谓的新万物有灵论研究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域与其他学科。新旧万物有灵论的转换,实质是其由一种泛化的“宗教性”转向区域化、实体化的“本体论”,见证了人类学学科内部的一种重要变化。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

古迪(Jack Goody)在追忆其所亲历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变时说过以下一段话: 涂尔干的事业,对于人类学家界定其问题意识,无疑起到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埃文思-普里查德本人,而且也来自那些受牛津大学训练的学者以及诸如福忒思、格拉克曼、斯瑞尼瓦斯(Srirvivas,1916-1999)等较年长的学者,这些人像杜蒙一样,曾担任该大学的教员.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①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民族产生的根源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鞑靼模式"与"车臣道路"的比较

鞑靼斯坦与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两个自治共和国 ,它们曾分别于 1 990年 8月和 1 990年 1 1月提出了主权要求 ,但是其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前者经过与俄联邦中央谈判 ,达成妥协 ,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形成了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新模式 ;而后者却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并升级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 ,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本文试图分析 :为何“主权之路”起点相近 ,其政治结果却截然不同 ?一、历史发展道路鞑靼与车臣都是在沙皇俄国的长期武力征服过程中被并入俄罗斯的。鞑靼人早于车臣人与沙皇俄国发生了联系。“鞑靼”这一族称最初泛…     

从洁净到卫生: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嬗变

通过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学校对学生的教化作用,及田野调查的资料论述西藏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转变,以及"洁净"和"卫生"观念在藏族农村社会的整合,认为从"洁净"到"卫生"的转变过程折射出西藏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