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制度化治理与非正式制度——对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一个难题的考察

治理的制度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制度化是制度形成、制度(价值)认同和制度践行的连续过程,可以从制度的成型化、制度的认同和执行情况、对反制度行为的处罚等几个方面衡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总体上日益制度化。但在转型时期,由于一些领域的利益关系还没有理顺,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因此这些领域的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这种制度失衡,导致地方政府大量运用各种组织性非正式规则(制度)实现其利益,影响了治理的制度化和绩效。组织的非正式制度提供了不同于已有理论的一个新的解释视角,也为新制度主义关于非正式制度及其作用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经验事实和理论发现。     

地方治理视域下反腐倡廉网络舆情信息制度化研究

近年来,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反腐倡廉网络舆情愈加引人注目。网民通过网络表达和传播对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情绪、态度和看法,既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要将其消极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基于此,地方政府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实施网络舆情信息制度化。应采取的策略为:根据舆情演变规律,在事前的信息搜集、事中的信息分析和事后的信息归纳整理的整个过程中,注重网络舆情的引导和信息技术控制;纪检、监察、司法、安全等部门密切协作,对影响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利益表达诉求进行有效整合与合理规制;塑造责任制度环境,形成从决策层、中层到基层的刚柔并济的治理路径;建立反腐倡廉网上信访制度,实现规范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以维护和提升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     

双重嵌入: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 ——基于重庆市N社区的实践

社区治理创新的实现路径是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在社区治理中,草根组织的有效参与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以及在社区层面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得以落地的关键.契合我国的制度情境和社会基础,本文构造了一种以"政治嵌入"和"邻里嵌入"为分析维度的嵌入性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重庆市N社区治理实践中草根组织参与治理的发展现状,刻画现阶段...     

价值观的制度化:何以必须与何以可能

价值观的表现形态有制度化、知识化和生活化等多种形式,具有完整的制度化形态是核心价值观区别于一般价值观的基本表现。全面推进制度化建设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方向,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包含政治价值制度化和道德价值制度化的双重内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正义性、加强具体制度和机制实施、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度化建设、推进道德的法律化及构建新型仪式制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试论法治视野下的地方官员考评制度化

制度化是法制化的基础,法治化是制度化的最高层次。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执政党对制度化的认识提高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官员考核制度化的建设开始起步,各类规章制度相继建立。官员考核的制度化过程使我国的官员考核呈现焕然一新的局面,对于推动国家法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的官员考核制度相比较于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还存在不少差距,要缩小差距,必须在已经出台的官员考评党内法规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顶层设计,开展统一的官员考评法律制度建设,推动官员考评制度与国家法的对接,使官员考核行为上升为国家法治行为。     

我国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化何以可能

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与消极双重效应。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化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个人权益、规范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方式、实现维护政治运行稳定的目标。面对目前的障碍,应从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加强互联网制度建设、完善政治参与路径、倡导高尚网络伦理等方面寻找络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现实路径。     

如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2021年百年巨变与乡村振兴高端论坛会议综述

2021年5月,百年巨变与乡村振兴高端论坛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论坛以乡村振兴战略如何有效实施为研讨主题,探究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政策制定与行动实施的相关路径.会议重点关注基层治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重点与主题,内生发展的资本、自主性与逻辑,传统与变迁的体系、机制与创新,基层治理中的督促、能力与技术,事在"人"为的...     

“法团主义”视角下政府、社会协作关系的构建与运作——基于宁波北仑“区域和谐共建理事会”制度的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利益群体之间日益增多的矛盾和冲突,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严重挑战.能否将各种社会利益主体纳入制度化管道,协调不同矛盾,形成公共政策,成为党和政府必须具备的治理能力.宁波北仑区建立的"区域和谐共建理事会制度",继承了当下国家一社会关系中的法团主义色彩,又与基层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基层政府与各种社会利益主体良性互动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两代表一委员”制度与城市基层政权的有效运转——基于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303工作室”的研究

城市基层政权既有的制度要素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加剧了社会成员利益诉求多元化与既有民意吸纳整合机制不完善之间的矛盾,增加了政权运行的成本。完善制度化利益诉求上传机制及其操作化设置,使基层治理机制有效运转起来,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以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充分履职为切入口,探索建立以"两代表一委员"工作体系为支撑的"303工作室",推动了城市基层群众利益诉求的整合与有序上传,有助于实现基层政权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有序互通关系,并促进基层政权的角色转型。     

准确把握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内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不仅事关整个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改革,更引发省、市、县乃至乡镇等各级党委政府全方位深入变革,是关乎我国基层政治生态和人民群众福祉的一件大事。本文在阐释治理、基层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并提出实现途径,论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加强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水平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论人格权的私力救济——兼论未来“人格权法”相关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人格权私力救济缘于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符合人格权固有性、防御性等与财产权相异的权利特征。人格权私力救济可以弥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普遍适用性与灵活性等的不足,克服公力救济在人格权保护与实现方面的滞后性与有限性。人格权私力救济的制度化有助于完成人格权法与刑法相关制度的对接,为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法律适用提供必要的制度依托。在民法典总则部分设立民事权利私力救济制度的基础上,人格权法总则亦应将人格权私力救济制度设立于"人格权的保护"条款,并在其项下分设专门适用于人格权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与自助行为,进而实现法律对人格权私力救济行为的有效引导与合理规范。     

“五社联动”的缘起、运作逻辑及其何以促进基层治理

“五社联动”是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基层治理创新的最新成果,本文试图厘清“五社联动”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五社联动”的由来、“五社联动”如何在基层运作以及“五社联动”何以促进基层治理。文章追溯了“五社联动”的发展历程,指出迄今“五社联动”经历了“突发事件下的自主探索—治理实践中的项目式培育—政策吸纳下的扩散深化”三个阶段。“五社联动”的运作逻辑包括如何发动及何以联动两部分,当前基层可以经由四种驱动力量发动“五社联动”,即制度倡导、项目支持、理念认可、社区内需。“五社联动”的运行机制内含因共识性需求而联合,“五社”要素延伸式培育及治理中的卷进式联动三部分,回应了“五社联动”中各要素因何联、谁来动、如何动的问题。本文还探讨了“五社联动”促进基层治理的原理,即“五社联动”通过扩展基层行动者网络再造治理结构,培育多中心治理格局以提升社区治理韧性,“去悬浮”的社区赋权实现有效治理,从而重塑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流程,提升了基层的治理能力。     

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过程,或者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者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与手段。但无论基于哪种视角,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基层治理的目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四个现实条件决定的。其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政治基础在基层;其二,从当代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因其实验性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改革风险,为社会转型发展积累经验;其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基层乡村和城市基层;其四,由于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党和政府主动地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的路径,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财政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适应变革的治理模式,这就使得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转型压力。实践表明,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推进政策过程中的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基层民众、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使全部治理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有效推动增量改革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将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治理行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网格化社会治理: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

网格化治理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探索方向,如何认识、理解以及评价网格化治理,将影响到国家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从权力运行的向度建构"纵向权力—横向权力"的分析框架,运用此分析框架,对苏南N镇网格化治理实践进行剖析,结果发现:纵向权力强化的力度大大强于横向权力的扩展与参与,以致这种"权威依赖型治理"会带来社会空间挤压、技术凌驾于价值以及治理目标抵牾等风险,造成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化解网格化治理风险的关键在于将服务功能与管理功能统合起来,加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联动的共治模式,以社区协商促进基层治理公共性增长。     

制度失范:一个土地冲突解释的新视角

因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关于土地冲突的缘起,既有的研究可以分为土地财政、 拆迁行为模式、 土地执法管理与生存道义等角度.在与已有解释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失范"概念,认为土地制度在"规则""权力"和"治理"三个层面的"失范"构成了土地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在规则层面,土地制度日渐消解其作为一种公共规则的公共性构建;在权力层面,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权力失当成为土地冲突的直接诱因;在治理层面,基层乡村治理机制无法及时回应农民对土地权利实现与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制度化建设研究

高校生态教育制度化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生态文明教育组织管理的制度化,生态文明教育内容的制度化,生态文明教育运行的制度化。生态文明教育制度化实施的措施主要包括大力提高学校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以身作则执行制度;完善生态文明教育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制度执行的监督,提高生态文明教育制度的实践效果。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以服务为本的社区社会工作

创新社会治理,基点在社区,核心在服务。以“善治”为目标,本文结合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实际问题,运用社会工作的“柔性”服务,优化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和方式,明晰各个治理主体的地位,实现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满足居民个性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需要,培育社区参与,重建居民的主体责任,依靠居民自身的力量开展社区治理;以专业的力量促进基层社会自助、互助与公助,努力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探索创新基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政治文化变革:交易费用与制度效率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和制度效率;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交易费用虽然较低,但是其制度效率也很低;实现政治文化制度化,有利于提高制度效率。     

论法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面临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多重转型,改革发展中的矛盾凸显,社会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尤为突出,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结合国内外治理经验,最为重要的是要把法治思维模式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思维模式,注重法律方法和手段的运用,确立公共权力运行的规则意识和公民的契约意识,通过法治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持续性。     

通往善制之路——互补系统论视野下中国治理制度的探索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系统治理注重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系统整体顶层设计,将治理体系看作一整套系统完备、相互关联的制度体系,注重组织目的、发展理念与制度建设的良性互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中国之治是以构建系统完备制度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系统治理。中国治理以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为组织目的引领制度建设,制度主线贯穿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协同并进的理念为国家意志指导制度变革,以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推进制度创新,通过系统善制实现系统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