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美学思考

(一) 在西方的文学艺术创作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表现主题,即灵与肉的对待与冲突。对这一主题,在近现代的西方文学艺术作品中有许多成功的表现,至今仍在振撼着人们的心灵。可以说,灵与肉的对待与冲突作为一种艺术现象,从一个十分特殊的角度展示了西方美学思想的一大特征。但是,灵与肉作为人类所共同具备的本质属性的两个方面,并非仅仅为西方民族所独有。实际上,一切作为“人学”的文学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回避不了这两个方面。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灵与肉的内在矛盾,只不过是其表现形态不同罢了。而这点正好体现了中西民族迥然有别的文化性格。中华民族文化是人类文化史     

论琼瑶小说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学的关系

作者论述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学从三方面对琼瑶小说产生深刻影响,即:主题上追求创作理想的爱情天国,人物塑造上追求外貌美与心灵美的统一,情节上吸取“传奇”的特色并将诗词插入关键情节中,强调情景交融等.作者还进一步从琼瑶个人身世上寻求形成其艺术风格的原因.     

发乎情，止乎礼义——论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思想

近几十年来关于王实甫《西厢记》思想的看法,基本上众口一词认为《西厢记》是反封建的。这种矛盾、含混的说法显示了人们在《西厢记》的主题思想认识上所处的困境,也透露了人们需要对《西厢记》的主题思想重新认识。在王实甫《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珙二人从相爱到结成婚姻经历了一个在"礼"的约束中挣扎、以"义"为支撑冲破"礼"的约束而结合,到最终结为婚姻——也就是回归"礼"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最初的情与礼的冲突"、"婚姻与礼的分裂和婚姻与义的结合"、"义与礼的冲突"、"冲破礼对心灵的束缚,走向情与义统一"、"情义与礼统一"五个重要步骤。通过这些情节安排王实甫《西厢记》清楚地展现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主题思想。     

发乎情,止乎礼义——从“临川四梦”看汤显祖的至情论

通过对＂临川四梦＂的细读以及相关著作的研讨,发现汤显祖的＂情论＂一方面肯定了人自然的情欲的价值及其合理性,另一方面认为情与欲都应该受到＂理＂的制约。汤显祖对＂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感情观是非常认同的。     

金庸小说中的复仇母题与爱情

金庸小说复仇母题与爱情的关系,可分出四种类型:1.爱情遭拒,变态复仇;2.利用爱情复仇;3.爱情消解复仇;4.为了爱情而复仇。爱情遭到拒绝后的变态复仇,可见环境对性格影响;利用爱情达到复仇目的,和以爱情消解复仇者心中仇恨,为爱情而复仇,均体现了爱情与人性关系。复仇与爱情相互作用下流动着个体生命体验,即金庸一再强调的"写人"、"写人性"的武侠文学审美理想。在对复仇与爱情关系的重新整合中,金庸小说对传统武侠小说模式的突破在于,以"反武侠"精神对武侠小说进行了"现代化转换",找寻其中蕴涵的人性启迪意义与文化反思价值。     

试析新时期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在结束了“文革”无情文学后 ,新时期小说中的爱情描写绚丽多姿 ,本文将其分成几个时段 ,并结合具体作家作品对各个时段的描写情况进行概括和分析。在充分肯定其历史演进的同时 ,也指出某些探索的不足。     

爱情,在生存的夹缝中销蚀--世纪之交小说情爱主题的沉浮与流变

纵观新时期文学,新写实小说、新都市小说中爱情主题的沉浮与流变,在探究爱情理想化、爱情市俗化、爱情商业化的转变过程中,作为爱情主体的人,在生存环境的夹缝中是怎样从对爱情的信仰,到对爱情的无奈,以至于爱情的被销蚀,探索人性嬗变的过程与实质,企盼与呼唤洗涤人类灵魂,提升人性精神的情爱在新世纪的文学中诞生。     

论严歌苓小说爱情悲剧的成因

作为北美地区最具实力,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之一,严歌苓凭借其细腻的笔触位居文坛。严歌苓在创作中,以女性的敏感触角探究了爱情,挖掘了人性,对爱进行了力透纸背的书写,成就了一段段佳缘,也唱出了一首首悲歌。动荡的乱世、艰辛的寄居者身份、命运的不确定,三大成因交织在一起,铸成了爱情的悲剧。在爱情绚烂盛开的背后,却是点点泪痕。     

方方爱情题材小说的诗意追求

方方是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但其作品并非都是客观地原生态地反映现实,“零度情感”地观照生活.在其系列爱情题材小说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小说“诗意”的追求,这种“诗意”主要表现在小说中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具有象征性和丰富涵义的意象的选用、人物形象的简化以及语言的诗化等方面.     

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情爱模式及其文化语境

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情爱描写模式经历了爱的觉醒、革命 恋爱、商品化游戏性的爱情、田园牧歌式爱情、革命与翻身解放中的爱情、作为生命力象征的爱情等历程,不同的爱情描写模式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     

毛姆小说中独特的婚姻爱情景观

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有着不幸的早期人生经历和比较特殊的婚恋生活,这些带给了他情感上的严重伤害。他把这些痛苦辐射到他的作品中去,反映为他笔下形形色色而触目惊心的婚姻爱情景观,表达了他对婚姻爱情失望、否定等的灰暗态度和观点。     

20世纪20年代追寻爱情小说热探源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大量追寻爱情主题小说。这类小说起源于当时作家们对自身生存困境的解决方式,也受到“五四”人道主义思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影响。读者群本身就热衷于阅读爱情主题小说,又将阅读这类小说作为宣泄“五四”影响退潮而产生的焦虑的途径。再加上出版商为了迎合读者,追求利润,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热潮的出现和发展。在作家、读者、出版商三股力量的合流下,20世纪20年代追寻爱情主题小说的热潮逐渐形成。     

革命"克理斯玛"信仰的隐喻性书写——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阐释

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通过爱情"得"与"失"的叙述来体认和确证革命的超验性和权威性,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无处不在的革命"克理斯玛"信仰,因而充满了"布局的欲望"。恋爱话语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表述功能,这既是"革命的艺术化"叙事理念展示,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渴望再生的普遍文化心理再现,更有隐身其后的现代文人追求"圣道"传统心态的在场。     

劳伦斯小说性爱描写的一种理解

本文简析了包括《恰特莱夫人的情人》在内的２０世纪英国作家Ｄ·Ｈ·劳伦斯的４部长篇小说,结合作家对“性”和“爱”的论述,认为劳伦斯小说中的性爱描写的本意,是作家认为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以男女性关系最为重要,并对它进行多角度探讨,对国内学术界劳伦斯研究的一些看法,提出不同的见解。     

论金庸的女性崇拜及其小说中的爱情模式

对金庸小说中众多美女围绕一个男性英雄的爱情模式,研究者多持批评态度。本文认为,金庸小说的这一模式乃是由其进步的女性崇拜情结决定的。这一模式使女性情怀、女性之美在金庸小说中成了与英雄胸襟、英雄侠义并驾齐驱的一个看点。     

唐代人鬼相恋故事的几种模式

根据故事情节发生的特点,唐代人鬼相恋故事大致可分为类冥婚型故事、禁忌型人鬼相恋故事、亡女复活型相恋故事、路遇型相恋故事四类。类冥婚型故事依附于冥婚习俗,多发生在人间男性和女鬼之间;禁忌型人鬼相恋故事的经典模式是“禁忌～惩罚”,故事中男子或是气色有异或是暴亡,不具备重情之特色;亡女复活故事表现的足追求爱的力量强大以至于死而复生,给人以很强的震撼力;路遇式人鬼桕恋故事重在对男女两情相悦的描摹和歌颂,是义人幻想爱情的白日梦的载体。庸代人鬼相恋故事不但丰富了古典小说的题材,其人物形象刻画和故事的发生模式,对后世同类小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女性主义看路遥笔下的贤妻良母形象

路遥作品中,塑造了一些贤妻良母式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无私奉献,是符合男权观念的女性形象。在女性主义的审视下,这些贤妻良母过的却是丧失了自我与个性的生活,并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     

唐代人鬼恋小说情感特征初探

人鬼恋题材经由六朝志怪的发端，到唐代，已日臻成熟。唐代小说中形形色色的鬼们，脱离开六朝志怪中的恐怖怪异，人情味儿已很浓厚。对他们多加看顾，便发现这也是一个可憎、可爱、可鄙、可叹的多情世界。     

历史小说：在家庭文化的认同与互动之间

家庭文化对于历史小说家的审美趣味和历史观念具有重要影响,家学传统给予历史小说家的文化熏陶对于历史小说写作具有重要意义,情感的苦乐体验使作家对历史小说如何以史鉴今重塑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有着独特理解,但家庭文化的负面因素也造成了历史小说的缺憾和不足。     

客家山歌“情誓”与“情咒”考

“情誓”与“情咒”是民间歌谣中表达爱情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考察中外民歌和客家山歌的一些个案 ,分别探析了“情誓”与“情咒”的不同表现形态、潜在心理、文化内涵、相互影响以及历史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