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安排对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影响研究

尽管所有权安排将通过所有权的性质、控制方式和结构比例等主要特征影响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攫取行为,但在不同国别和公共治理模式下却存在着利益目标抉择和诉求的相对差异。本文结合分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制度背景下,中央和地方国资委分别掌握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基本特征,着重从所有权的控制方式和结构比例两方面阐释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能力和实际效果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股权分置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中配套法规的建立提供经验依据。     

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投资与利益攫取研究

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权收益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收益的自利动机和市场风险分析,本文以2001-2005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发生了非流通股交易的公司作为考察对象,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攫取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大股东不仅通过资本投资形成了控制权收益,而且资本投资规模越高,增加等量资本投资所攫取的控制权收益越低;尽管通过股权投资攫取控制权收益的隐秘性较高、成本较低,但由于增加了控制链的代理层级,控制性股东的收益占有程度也较低;大股东的自利性资本投资行为不仅挤占了中小投资者的共享利益,而且形成了从增加资本投资、形成更高控制权收益到损害企业价值的传导机制.根据经验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契约、控制权配置与企业过度投资

以金融契约理论为基础,从控制权视角考察了企业"核心控制权"、"一般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交互关系及其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效应,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管理者利用控制权地位攫取私利是引发企业过度投资的主要诱因,随着管理者控制权强度增加,过度投资水平明显上升;(2)投资者拥有的核心控制权能够对管理者一般控制权行使产生有效约束,相比较于股权分散、负债较少的企业,股权集中、负债较多企业投资者拥有的核心控制权更集中、干预动机更强,因而企业过度投资水平明显降低。     

公司章程中的反收购条款：价值创造还是私利攫取?

运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中国上市公司反收购条款数据库，从企业投资的视角出发考察反收购条款可能存在的价值创造假说和私利攫取假说.研究发现：总体上，反收购条款的私利攫取假说成立，即设置反收购条款的企业管理层倾向于谋求“帝国建造”的过度投资而非享受“安逸生活”的投资不足；机制检验发现，反收购条款会加剧企业内部人控制进而影响企业投资行为；进一步地，当企业设置反收购效应较强条款、事前防御条款和巩固管理层职位条款时，反收购条款的私利攫取效应更为显著；在家族企业中设置反收购条款存在价值创造效应，而在其他民营企业、股权分散企业或无实际控制人企业中设置的反收购条款却发挥着私利攫取效应.本文揭示了公司章程条款对实体经济行为的影响路径，为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和推动公司治理完善提供了新思路.     

股权控制、投资规模与利益获取

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权收益的理论阐释,实证考察了不同国有股权控制特征下资本投资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 1)整体而言,投资规模与控制权收益正相关. 2)资本投资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在不同股权控制分类下呈现显著差异,但对大股东持股比例不敏感;3)地方企业集团所控上市公司,其控制权收益对固定资产和股权投资规模的敏感性最高,分别为央企上市公司的10倍和6倍,为地方国资委上市公司的3.3倍和1.9倍;4)地方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在形成高控制权收益的同时,侵害了公司价值.上述研究为进一步完善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上市模式选择,加快市场化进程以促进资本投资的私有利益外部化等方面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研究

当家族利益与上市企业利益相分离时,家族有动机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采用控股股权转让与非控股股权转让的溢价差来度量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企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达到30.56%;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与企业规模显著负相关,与控股股权转让比例存在不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与股权离散度和大股东制衡不相关。研究结果说明我国家族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存在着结构形式完整,控制权配置不合理的缺陷。     

新投资机会对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新投资机会存在假设,构建两期投资下的大股东利益侵占模型,剖析新投资机会、现金流权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产生的背景,以2000-2008年间沪深两市A股市场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经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新投资机会与控制权私利显著负相关,新投资机会对于抑制控制权私利具有重要作用;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私利水平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与控制权私利显著不相关,再次验证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低效性。     

终极控制权与资本结构的选择——来自沪市的经验证据

很多公司中存在着终极控制权现象,终极控制人通过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控制公司并以此获取控制私利,资本结构作为公司的重要财务决策必然会受到影响.以资本结构为对象研究终极控制权对公司财务的影响,构建一个全新的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的替代变量,结果表明在中国终极控制权比控股股东更能反应控制的实质和掏空的本质,终极控制人控制上市公司进行债务融资是为了通过举债获得可控制的资源;相对于国有的终极控制人,民营的终极控制人的上述动机更加明显;尽管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较低,但是独立董事的存在确实能抑制终极控制人的掏空行为.     

控制权私利下的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资本配置的理论阐释,以固定资产和长期股权的组合投资为研究对象,构建出有无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资本配置模型,理论分析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的控制权私利行为是导致企业偏离最优资本配置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偏离程度随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度的增大呈非线性变化.该变化趋势主要由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和长期股权投资收益率的大小决定.     

公司实际控制权、社会资本控制链与制度环境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剥夺问题的原发机制除"股权控制"的经济性因素外,还应该考虑许多复杂的社会性因素,其中社会资本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视点。承续前期的研究,本文以"股权控制链"和"社会资本控制链"为引,将影响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制度变量引入研究。通过构建"社会资本控制效度模型",阐释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社会资本强度与企业实际控制权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当企业的社会资本强度一定时,企业的环境越以非正式的制度为主,则越有利于实际控制人利用社会资本控制链对公司进行控制,实际控制人拥有的剩余控制权越多,其可操纵企业的自主行为空间也就越大。当企业的环境越以正式制度为主时,则越不利于实际控制人利用社会资本控制链对公司进行控制。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与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

基于行为公司金融视角,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现实表现及其与企业投资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四分之一左右的高管人员具有过度自信行为特征。(2)同适度自信行为相比,高管人员过度自信行为不仅与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且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更高。(3)过度自信高管人员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随股权融资数量的减少而上升。(4)在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安排和治理结构下,过度自信高管人员在公司投资决策中更有可能引发配置效率低下的过度投资行为。     

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积极性的分析

在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发展的研究中,机构投资者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基于机构投资者与公司治理间的相关性和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数理模型的一般分析阐释了影响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积极性的四个因素:持有单个公司的股权比率、资本市场中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概率、所投资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以及监督成本,并得出了有关的研究结论.最后本文,对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专用性投资、信任与创业企业控制权治理

基于控制权收益交互作用视角,研究创业投资模式下的异质性创业企业控制权治理问题,分析控制权共享收益和私人收益综合影响下投资家投资专用性和合作双方信任度对创业企业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治理的作用机理,以193家不同产业类型创业企业为样本,运用混合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投资专用性、信任及其交互作用对异质性创业企业两类控制权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异质性企业的控制权收益类型和大小存在差异,导致投资专用性和信任对不同产业类型创业企业控制权治理的影响存在差异;创业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较大、创业投资家的战略收益较小时,创业投资家获得的剩余控制权与其投入资本的专用性、合作双方间的信任度呈非线性倒U形关系;创业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较小、创业投资家的战略收益较大时,创业投资家获得的剩余控制权与其投入资本的专用性、合作双方间的信任度呈非线性U形关系;投资专用性与合作双方信任度的交互项与创业投资家拥有的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负相关,在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样本中交互效应尤为显著。     

期权在资产组合管理绩效报酬设计中的应用

论文提出了满意绩效期权的概念,采用无套利假设下的风险中性定价方法,给出了满意绩效期权的详细定价推导,分析了如何将满意绩效期权应用于投资基金和一般资产组合管理的报酬设计中,同时探讨了满意绩效期权在一般公司治理中的可应用性。     

美国风险投资业中的制度创新

在美国高科技企业与风险投资互动发展的背后,存在着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包括金融制度、公司治理和管理创新,正是这些创新活动提高了风险投资的效率,形成了富有激励性和生产性的投资机制。     

时间偏好不一致下控制权私利与最优股权结构

引入时间偏好不一致，基于实物期权框架构建控制股东谋取私利的动态模型。运用均衡定价方法，得到不同类型控制股东财富价值的显示表达，并在最优股权结构的基础上给出内生化的投资时机、投资规模以及退出时机所满足的代数方程。研究结果表明，时间偏好不一致控制股东持有的最优股权比例大都集中于区间20%-30%，且成熟型控制股东较幼稚型控制股东持有更低的最优股权比例。与无代理冲突情形相比，时间偏好不一致控制股东表现出延迟投资，但投资规模随着时间偏好不一致程度的增大而先增后减。最后，在最优股权结构下分析投资者保护程度对控制股东决策的影响，为公司治理提供新的视角。     

政治治理、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本文以2011-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政治治理、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起抑制效应,减小了管理层权力较大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董事、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高管分别对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抑制效应,而党委书记任董事长与党委书记任总经理的政治治理模式则分别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协同效应。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地方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较之中央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政治治理的对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关系的抑制作用在中央国有企业中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在2015年新文件发布之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不再显著,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的抑制效应较新文件发布前更为显著,降低了管理层权力较高的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     

美国企业竞争力超过日本企业之探究

20世纪90年代国际企业管理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是美国企业竞争力再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之首。本文列举了美国企业竞争力超过日本企业的表现,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由表及里的理论分析,认为美国企业竞争力再度上升的根源在于：硅谷机制催生新兴企业、企业重构使老企业重新焕发活力、采用信息科学技术、制造业重获竞争力、给经营者施予变革动力与压力的治理结构,以及迅速应变的管理模式。     

国际经验与企业实践——制定适合国情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

本文从公司治理这一国际性前沿课题的核心入手,论述了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不仅要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更要培育科学运作的公司治理机制。面对各国、地区、组织制定公司治理原则的热潮,在分析世界各国、组织的公司治理原则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我国企业进入公司治理改革新阶段的时候,良好的公司治理既需要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对治理结构进行规定,还需要制定与公司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具有指导性、非强制性和灵活性的公司治理原则的观点。文章最后分析了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介绍了由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原则研究课题组”研究完成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草案）》的内容、特点和创新之处。     

政府治理、产权偏好与资本投资

本文从投资机会和融资约束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治理水平,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融资渠道,扩大企业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以我国2005-2007年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会提高公司的资本投资规模;政府治理影响企业资本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敏感度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