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明理学理欲论看儒家伦理重心的转向

伦理思想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在儒家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伦理思想同其它别的思想一样,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从其中一个方面———伦理标准,论述从先秦到宋明,儒家的伦理标准的变化。先秦儒家以“仁、义”为最高伦理标准,而到宋明儒家以“去欲”为最高伦理原则。从“仁、义”到“去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体现了儒家伦理重心的偏移。     

浅谈当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如何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

新儒家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是对中国文化建设指向的恰当把握。通过新儒家和新儒学概念的比较分析确立新儒家的基本特征。对不同时期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思想的分析,归纳出当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为把握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实质起到积极的诠释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方向性的选择。     

“儒学第三期发展”重思

以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为使命,并相信儒家才是国家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和准绳而形成的一个儒学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之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学第三期标志着其处境和使命的转移。就时段而言,目前所处的阶段依然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开端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当下的最典型代表人物则是大陆新儒家群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使命是对儒家价值的支持和其符合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其具体的任务可以分解为几个方面:第一,儒家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支撑;第二,以公民宗教为导向的儒教建构;第三,制度创新是儒家参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使命;第四,儒家要积极地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     

台湾当代新儒学研究概述

台湾一直是现 (当 )代新儒学的大本营。现 (当 )代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先生等曾经长期在台湾著述讲学。现在 ,大师均已逝去 ,新一代的大师尚在形成之中 ,学说仍待开展。台湾当代新儒学正处于调整与转型时期。笔者有幸获得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的资助 ,于 2 0 0 0年 10月至 12月在台北东吴大学哲学系做了近三个月的当代新儒学研究。在此期间 ,笔者专门访问了“第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刘述先先生以及目前在当代新儒学领域表现极为活跃的李明辉、杨祖汉、林安梧等先生。以上诸先生学识宏富 ,思想开放 ,视野开阔 ,堪称牟宗…     

傅伟勋对当代新儒家的批判性超越

在当代的著名学者中 ,傅伟勋是新儒家最为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他对当代新儒学所面临困境的一系列分析和论说 ,在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文章分析了傅伟勋与新儒家之间的关系 ,对他批评新儒家的主要观点作了梳理 ,从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 ,提示了这些批判的独创性价值和超越性意义 ,从而使学界能在更深入的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这些争辩性问题的内涵。     

丘濬礼乐思想中的政治伦理意蕴——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

丘濬是明代政治思想家。《大学衍义补》是其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誉为“集儒家治国平天下言论之大成”。书中对礼乐问题非常重视。丘濬将“明礼乐”定位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并把“明礼乐”归属于传统儒家的“德治”内容,指出了“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的不足,论证了“礼”与“乐”的辩证关系和“礼乐”的精神内涵。他还详细论述了“礼仪之节”,即礼仪的要义和基本内涵;从可操作层面提出了“乐律之制”,即“乐”的政治伦理功能、最高境界和“乐”的制作原则与方法等。丘濬礼乐伦理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总结与完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贾谊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转化和创新

汉代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定型时期,包括贾谊在内的汉代思想家对儒家传统伦理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推进了中国伦理思想的进程。贾谊在伦理思想上的独特贡献是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高度提升和深度挖掘。他高度重视道德建设,对50多对道德规范做了界定,从形而上的角度论证了德的"六理"和"六美",并对仁义与礼的关系、君臣的行为规范等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为先秦伦理思想在汉代的转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意义

儒家伦理思想作为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主流,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对中华民族的道德追求、行为方式和人格塑造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十分丰富,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主张＂顺应天常＂,强调＂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寡欲节用＂,强调＂取有度用有节＂。儒家＂天人合一＂＂顺应天常＂＂寡欲节用＂的生态伦理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相符的,是实现自然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源泉,对当今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一学说启示我们,在环境治理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切实增强使命感,培养全民生态意识;增强责任感,推动社会协调发展;增强危机感,实现资源持续利用。     

儒学如何走向世界?——试论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说

杜维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说从儒学第三期的多元背景、如何走出儒学第三期发展误区、从回应中发展儒学第三期、儒学第三期发展之可能性途径等几个方面,为儒学回应现代西方的挑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应,为儒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可能性的途径。杜维明认为,儒学第三期发展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多元背景:首先就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前提,其次是儒门淡薄的现实,第三是要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最后是要弄清儒学的渊源。在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问题时,杜维明强调有以下误区是必须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中西对比时的强人政策,儒学传统与儒教中国,儒学复兴,汉字文化圈,普遍与特殊的问题。杜维明认为,当我们讨论儒家传统能不能继承发展的课题时,必须回应由西方文化提出来的以下问题:科学精神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问题,宗教情操的问题,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对启蒙心态的反思问题。在讨论儒学能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时,杜维明认为有以下的可能性途径:思考模式的问题,学科合作研究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文明对话的问题,培养儒家公共知识分子,儒家传统的社会基础。现在讨论儒学第三期的发展问题,就是在全球化与世界化的背景之下来设计儒学如何走出东亚,成为世界的儒学。在回应现代性危机之时,要拿出儒家的资源,开出儒家的药方,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     

评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说——兼谈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现代新儒家的所谓返本开新,就是反传统儒学之本,开科学、民主之新。返本开新说提出的主要原因,是近现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和现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推崇。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和致思途径,是与现代新儒家的整个价值系统密切联系的。返本开新说的提出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有其缺点和局限。我们应该在审视现代新儒家的文化思想的同时,引出借鉴和教训,从而搞好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中国文化与人类前途——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1958年元旦,生活于海外的四位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在香港《民主评论》上,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出路乃至人类前途的根本看法。可以说它代表当代新儒家共同的愿望、理想、情调和心境,在当代儒学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今天读来,仍值得我们深思、玩味。一、“同情”和“敬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当代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严峻挑战的一种回应。它的渊源,在我们看来,可以上溯到康有为的儒学改造运动。康有为试图借资产阶级之尸,还儒学之魂,大胆地将封建圣人孔子塑造成资产阶级的教主。实质上,他努力想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儒教之国。故当时他有“孔教之路德”之称。但他的儒学改革     

“兼爱”与“功利”下的家庭伦理何以存在——墨子家庭伦理思想的悖论式建构

从墨子思想的整体看,“兼爱”、“功利”的主张与家庭伦理之间确乎存在诸多差异,致使其被孟子直接斥为“无父”。但实际上,墨子吸收了儒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人伦思想,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沿袭了儒家“家国同构”的路子。同时,墨子把“兼爱”、“功利”作为家庭伦理的思想基础,力图消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使之相融合,从而完成了墨家家庭伦理思想的悖论式建构。这就为古代家庭伦理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中国家庭伦理思想史上颇具特色的篇章。     

儒学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儒学社会指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为依归。从形式上说，儒学社会的正式起始，则在儒学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时，即在汉武帝确立“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而其正式结束即在于“儒家法”的被终止之际。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前儒学社会和儒学社会两个阶段。儒学社会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分析的社会学概念，有其学理的根据和社会学意义。     

儒家伦理与当代职业道德建设

职业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儒家伦理的视角出发,探寻其中有益于当代职业道德建设的内容。通过分析指出,儒家伦理对道德人格的培养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起点和切入点,为当代社会提供了职业道德理念,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其现代价值不可低估。     

试析先秦儒家之“信”

“信”是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中重要范畴之一,真实无妄是其基本内涵,循物无违是它的基本道德要求,恪守“义”是它在社会实践中的行为准则。“信”以其特殊的道德功用,在先秦时期为儒家所重视,并在汉代被列入“五常”之中,成为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中国古代佛教伦理思想的儒家化转向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我国,逐步融合实现中国化发展至顶峰,而后渐渐衰败.作为独立的文化系统,其思想价值体系必然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价值体系存在矛盾冲突.佛教思想家们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实现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在不放弃根据的思想和价值原则的前提下,必须附和儒家思想,论证二者之间的共通性.儒家思想的伦理化特征,使二者伦理思想的共通成为必然,因此佛教伦理积极融会儒家伦理,实现自身伦理思想的中国化转变,准确地说是儒家化转变.     

韩愈伦理思想新探

宋明道学先驱者韩愈伦理思想由道德价值实体——性情三品说与道德观两大部分组成。性情三品说的主旨是，性和情共同是人的一切伦理行为的原动力，所不同的是性是终极原动力，而情是表层原动力，从而使现实的伦理行为有上、中、下之别。道德观认为，道德起源于圣人博爱怜民之心理，其目的是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及个人需求的满足。为此，韩愈把纯粹利他奉为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唯一且最高的标准。其理论上的偏颇和对实践的误导与儒家伦理思想十分相似。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泛化与界域--论当代新儒家的定性与定位

自 8 0年代以来 ,当代新儒家 (又称现代新儒家 )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热点之一。随着这一研究的展开 ,出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一是对当代新儒家的泛化 ,一是对当代新儒家的简化。泛化是指模糊新儒家的界域 ,任意扩张新儒家的谱系 ,以至将一些与新儒家关系不大或者自己都不承认是新儒家的人物强行纳入新儒家的研究序列 ;简化是指对新儒家谱系作简单化处理 ,如有的学者将当代新儒家等同于熊十力学派。所以 ,清理当代新儒家的谱系 ,划定其界域 ,仍具有重要意义。一、正名 :当代新儒家研究的当务之急旅美学者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 ,概…     

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研究

儒家传统伦理中的合和思想,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是历朝历代的治国方略,更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思想渊源,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合和思想,对构建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