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亳州赈灾研究——以光绪《亳州志》为考察中心

清代亳州地区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给亳州地区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面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清代中央及地方政府积极应对,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救灾。亳州当地绅民商人及在亳经商的地商户亦慷慨解囊,通过捐物捐钱、降价出售粮米等方式积极参与救助。政府与民间在救灾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两者的结合在救灾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其中的一些举措对现代社会抗灾救灾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刑法为中心的考察

知识产权法和行政法规或措施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措施,但刑法的保护作用不应被忽视。刑法通过知识产权罪刑规范和附属刑法规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该文认为应完善我国刑法中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罪刑规范和非刑事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以更好地发挥刑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     

民国以来皖北教育滞后原因的概述——以亳州为主要考察对象

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得到长足发展,逐渐拉近了与世界教育的距离。但全国教育发展极不均衡,皖北地区的教育明显滞后于全国教育发展水平。其主要表现在初、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在全国和安徽地区的排名靠后、在校生人数少、出国留学生人数不多以及师资力量的短缺和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等。皖北教育滞后的原因,既有历史的、经济的、军事的等原因,又有地区人文环境落后的因素。受历史因素的制约,建国后皖北教育仍没有赶上全国教育发展的步伐。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的思考与探索——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怀梆为考察对象

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久发展的关键是拥有一套有效的传承机制和传承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败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传承机制和传承模式的衰败。怀梆长达几百年的发展所依赖的正是其有效的传承机制和传统的传承模式。＂文化大革命＂后怀梆迅速走向衰败,其中传承模式的衰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借鉴传统的传承方法,吸收其中有益的成分,恢复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机制和传承模式,对当前的保护来说非常重要。同时,充分利用大学等现代教育资源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新模式也非常必要。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民族自治立法模式研究——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为实证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行法律框架中,国际公约、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具有不同的优势和作用.民族自治立法是我国地方立法的特殊形式,对保护和传承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珍贵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具针对性和天然优势,易于形成利用特色立法制度调整和规范特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特契合"的最优效果.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繁荣高校社团文化——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已经成为法律规定的范畴.高校作为培养未来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如何发挥思政教育舞台作用,让非遗走进每个高校生的生活,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既是高校思政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保护、传承与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举措.本文以福建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探索以非遗为载体,创新高校社团活动新形式,繁荣高校校园文化,以期达到提升非遗保护意识,达到传承、创新的目的.     

皖北清音艺术的比较研究——以亳州清音和太和清音为例

清音是由一种坐唱曲艺形式逐渐发展起来的地方稀有剧种之一,主要流行于皖北地区,分亳州清音、太和清音、利辛清音和蒙城清音等流派,其中以亳州清音和太和清音影响最大。各流派清音艺术在音乐与表演上有一定共性,但又各具特色。文章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以亳州清音和太和清音为例,从历史源流与沿革入手,进而比较两地清音艺术在唱腔、曲牌、伴奏乐器、剧目、表演形式等方面的异同,以厘清各自的艺术特色,进一步推动皖北清音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深层思索——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

本文通过研究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现状,以及淮安市民对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问题及其根源,并思考对淮安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层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静态的保护,必须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制、体系,让其自身的生命和活力能够在适当的土壤中得到彰显,使其能够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其真正的价值,这才是真正保护之道,才是文化遗产存在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定量评价研究——以徐州市为例

在调查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借鉴相关分类标准对其进行汇总和梳理,并运用旅游资源综合评价方法,从资源价值、保护现状、旅游开发条件及潜力三个方面,筛选出16个指标,构建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构建判断矩阵,得出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评价指标权重。运用这个评价指标体系对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实证研究。     

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以滇南建水为例

文化遗产是先辈精神与物质财富的创造与遗留,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冲突的事件屡见不鲜,如何实现二者的共赢已为很多学人所热议.文章以滇南古城建水为例,以其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得"与"失",对如何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作了辨析;最后结合建水当下的城市发展建设,指出只有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方能实现共赢.     

大学城：文化建设与区域社会发展--以杭州大学城与仓前镇为例

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大学城”建设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杭州大学城位于江南风格鲜明、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余杭仓前镇,大学城的建设必将造就新的文化内涵,并推进区域社会的发展。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以大学城建设为契机,通过与区域社会传统历史文化的有机结合,培育一种新的创新文化,形成一个新型的现代社区。     

非遗保护实践中的社区参与能力培育研究——以湖南江永勾蓝瑶洗泥节为例

文章以勾蓝瑶洗泥节为例,探讨非遗保护实践中社区参与能力培育的相关问题。由勾蓝瑶寨人民群众自主成立的表演合作社具有民间组织的雏形,且寨子中已有一批具有较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地方人士。从瑶寨目前情况来看,当地政府可以转变角色,为地方人民群众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笔者认为,地方人士在培育民间组织中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当地人民群众以“家族”为单位轮流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地方政府积极构建洗泥节人才教育与培养机制。这是目前增强作为勾蓝瑶寨民间组织的表演合作社的活力、创新民间组织制度和吸引更多当地人民群众参与非遗保护实践的重要举措。     

财经院校日语专业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单一的专业知识已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财经类院校日语专业学生受到的压力更大,而培养复合创新型日语人才才能适应社会要求已成为迫切要求。文章从财经类院校日语专业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与方法等不同角度出发,研究新形势下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路径。     

生产性保护模式下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业之路研究 ――以重庆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为例

以重庆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为例,探讨如何在生产性保护模式下开辟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业之路。重庆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目前存在传承人数量减少、实用价值减弱等问题。通过分析发现,问题产生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修建难度大、社会需求少、城市建设发展、人民经济条件改善。对此,文章提出了开辟旅游市场、餐饮市场、文化市场的生产性保护建议。     

乡村文化建设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以西府民歌为例

乡村文化包括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乡村文化内涵的调整不可避免,乡村文化建设内在要求其内容和形式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对于以西府民歌为例的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既要做好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又要做好实践方面的传承和发扬工作。     

论文化素质教育与创新人才的培养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知识经济时代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通过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为学生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完善学生思维方式,建设民主的、进取的、开放的文化环境,转变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树立多元人才观,发展个性教育,培养创新人才.     

怀宁牛灯戏的传承现状及保护对策

牛灯戏是安庆怀宁地区独有的稀见戏曲剧种,2010年被安庆市人民政府列入安庆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面对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包括牛灯戏在内的稀见戏曲剧种普遍生存状况不佳。基于实地调查,文章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关注和考察怀宁牛灯戏:梳理其历史渊源,总结其文化功能,分析其传承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保护对策。以期对安徽省稀见戏曲剧种的传承和保护路径进行初步探讨,为研究安徽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和促进地域文化和谐发展提供更多资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空间研究——以锦州“吹糖人”和“糖画”为例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保护好其生存空间是发展非遗项目的基本要素,起到了维系其生存状态的重要作用。合理安排其生存空间可促使非遗项目更好地发展。但随着社会发展,锦州“吹糖人”和“糖画”的生存空间屡遭挑战。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销声匿迹,到如今非遗保护浪潮使其再获发展,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出现导致这些民间传统手工艺者开始变得茫然失措,社会认同感持续下降导致其生存空间愈加狭窄。如何保护这种民间传统手工艺的生存空间是当下我们能否发展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因素。通过介绍锦州“吹糖人”和“糖画”的基本情况,探寻民间传统手工艺的生存空间,并为这些传统手工艺者探索切实可行的生存之路,以期进一步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