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新路径

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在“全域旅游”这一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对于市场乱象的整治、旅游环境的改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传统的政府综合监管模式因缺乏协同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而难以应对层见叠出的旅游纠纷。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理念更新和规范调整，检视了现行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在立法、执法、司法、行业等方面的不足，引入协同治理思想形成政府、司法、行业、公众、社会多方共治的新时期治理模式，找准协同治理的最大公约数、最佳连接点，本土化建构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新模式以发挥内外部多元化模式协同效能与效度，助力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度融合，积聚各部门优势推动协同治理的实现。     

食品行业产品伤害危机的社会危害与政府治理机制更新

我国政府治理食品行业的成效主要由食品安全法规、监管人员的执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公众参与的意愿以及辅助监管执法的技术设备等因素共同决定,各因素协调配合、相辅相成的健康运行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机制.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丧失其应有功能,就可能助长厂商生产经营不安全食品的行为进而引发伤害危机.产品伤害危机,对企业仅是一场“突发”危机,对社会却是一场“人造”灾难.本文在分析食品行业产品伤害危机的社会危害基础上,明确指出食品行业政府治理机制的缺陷即《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不利于维护消费者权益、执法部门疏于日常监管或监管缺失、监管人员整体执业素质不高、监管技术设备落后以及社会公众检举黑心厂商的主观意愿不高等导致产品伤害事件频发,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更新和健全政府治理机制的制度安排,以减少乃至避免危机的发生,消除其社会危害,保障食品安全.     

基于“逆选择”和博弈模型的食品安全分析——兼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管制的思考

食品安全问题（包括转基因食品安全）与食品生产企业的“逆选择”行为密切相关,政府需要出台相关政策矫正“市场失灵”,为供求双方提供充分的市场信息。博弈分析表明,政府需要在以下方面加大力度,即健全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实施严格的质量认证体系;加强对执法部门的监督和激励、明确监管职责;加大对不法企业的惩处力度等。     

论公司治理中的政府监管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公司治理引入政府监管有其必要性,政府监管体系包括法律监管、行政监管,市场环境监管、媒体监管、党纪监管等,完善公司治理必须完善政府监管体系。     

数字市场经营者集中的质量效应评估：以成瘾性为例

质量是价格之外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数字市场中，零价商业模式的盛行，使得反垄断执法中关注特定行为对质量产生的影响日趋重要。质量具有多重维度，鉴于成瘾性通过削弱消费者自决能力破坏竞争机制、市场已出现低成瘾性竞争等原因，数字市场反垄断中的质量效应评估应给予产品成瘾性适当关注。质量效应评估面临内涵不确定、水平难量化、质量价格难协调等挑战。反垄断执法部门应在个案中甄别质量效应评估的前提条件，结合不同因素展开具体评估，权衡价格效应与质量效应，同时留意反垄断执法与算法治理等其他监管措施的衔接。     

公众感知视角的互联网平台监管机制研究——政府监管、市场环境及监管主体框架

在分析互联网平台双边市场特征的基础上,将政府监管、市场环境和监管主体纳入监管机制的分析框架。分析来自全国5 610份用户调查数据,结果发现：加强反垄断治理措施能够提高监管的公众感知度,且该影响存在年龄异质性;价格歧视和反垄断治理对于监管公众感知度的作用呈现相互增强效应;企业承担主体责任能够提高监管的公众感知度。     

可持续发展视域下旅游资源产权制度安排研究

旅游资源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产权安排是保障其利用效率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石.我国已在实践层面对旅游资源产权变迁有所尝试,但国有旅游资源所有权主体虚置导致“公地悲剧”现象难以遏制,监管者责任虚化带来旅游资源公共管理失范,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所有权虚位,面临着消亡风险,严重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资源产权制度的创新设计在应用层面还需一系列更为具体的制度设计来加以保障,具体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干预的理性退让;完善法制建设,理顺产权体系;发展“中心缔约人”管理体制,搭建信息沟通平台、建立监管执法的权利机构,协调各个部门的业务行为等.     

药品价格放开后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的监管

我国药品价格放开后,由于药品市场存在市场势力、信息不对称、药品价格作用机制弱等市场失灵问题,政府仍需要介入药品市场进行监管。分析了药品价格行为监管的难点,即监管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药品市场势力的强势、信息不对称等,提出药品价格行为监管体系创新建议,包括监管制度创新、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创新性的监管方式等。     

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研究——以新疆喀纳斯社区为例

从社区的角度出发,综合社区治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相关理论,在梳理新疆喀纳斯旅游区的喀纳斯社区旅游发展历程和商业化表征的基础上,对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过程及成效进行分析,以探求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尝试寻找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对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往往引起社区对政府的敌意或反抗,引起这种敌意或反抗的原因有三:一是缺乏事前治理,事后商业化治理不能弥合社区在治理前后的经济收益落差.二是缺乏有效的协商沟通机制,社区及主管部门的意见不能有效沟通.三是社区过度关注经济利益,旅游管理部门“管制”角色明显,社区治理难以形成公共利益基础和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政府介入配合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才能保证社区治理旅游商业化的有效性.     

从广东“镉大米”事件看我国粮食质量安全的监管

广东的“镉大米”事件,折射出我国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在生产环境保护、风险监控与评估、追溯机制建立、信息公开等方面的缺陷,亟待加以完善.未来我国粮食质量安全的监管应立足于粮食安全法的“社会法”属性,厘清政府监管部门的角色定位,避免职能错位,建立起一套体制科学、责任严明、执法严格的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