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生存与审美救赎——论克拉考尔思想中的“现代人”形象

克拉考尔从生存语境、生存状态和生存救赎三个方面展开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研究。理性至上导致现代人的感性萎缩,理智取代情感成为行为准则,进而切断了维系情感的纽带,使人们成为孤独的个体,最终导致人生意义的虚空。克拉考尔围绕着"碎片"、"世俗"与"复原",展开了关于现代人生存救赎的思考。在他看来,只有从碎片出发,才能串起历史脉络,把握现实生活。而从"碎片"与"世俗"出发,最终是为了丰盈人们的感性世界,实现"复原物质世界"这一审美救赎旨归。     

现代性的审美救赎——西方审美现代性诸问题

西方审美现代性与理性现代性既依赖又对立,是现代性内部的自我协调、校正和补充。审美现代性从现代性中分化出来,它在批判理性现代性的过程中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发挥了超越性的救赎作用,但其局限也不容忽视。概括归结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概念、分期、特征、超越功能及其局限,有助于深入地认识西方审美现代性。     

齐美尔的现代性:现代文化形态下的心性体验

从生命哲学和文化社会学的立场视角,齐美尔说明了主、客观文化走向分裂对立的"文化悲剧";从日益扩张的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结合与之交织的劳动分工的发展,齐美尔揭示了"文化悲剧"在现代社会的展开即现代文化形态;从对货币经济所主宰的现代外部文化形态的顺应、反弹、逃逸等不同反应方式中,齐美尔描述了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和心性结构.     

货币之桥上的迷失者：齐美尔论货币与现代性体验

对现代个体生存体验的关注是齐美尔现代性思考的重要特征。随着货币经济在现代社会的日益繁荣,货币逐渐将其自身的品格渗透到现代人的心理层面,影响现代个体行为,塑造独特的现代性体验。可以说,货币成为“货币”的过程,就是现代人获得其现代体验的过程。都市体验是最为典型的现代性体验,都市人是“忧郁的栖居者”,厌腻态度构成了现代人“忧郁”的内核。而在冒险体验与陌生体验中,蕴藏着现代个体保持独特个性、对抗货币逻辑的可能。通过“货币”,齐美尔试图揭示的不仅仅是现代人的生存问题,更是关乎人类终极价值的问题--在看似碎片化的现代性体验与人类的总体存在方式之间,齐美尔提供了一条经由“货币”的解释路径。     

差异性体验与审美中国范型--宗白华美学的现代性路径

体验是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其根基在于他对世界“差异相”的本体性把握。他的美学研究正是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来确定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差异感和位置感。通过对中西方绘画艺术“神游”与“逼视”两种艺术经验的分析,宗白华发现了中西艺术美学各自独有的路线与境界,提炼出诉诸听觉感受,并极富包容性的“流韵”范畴,它华彩流丽、端庄有序,是独具本土特征的审美中国范型。他以此反观西方近代以来的艺术和美学,突显了审美现代性的中国图式。这种探索在中西文化矛盾依旧尖锐的今天,无疑具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正面的力量。     

汉语语境中的审美现代性问题

本文试图突破将中国等同于传统、将西方等同于现代的学术范式,以中国近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为主要考察对象,从浪漫主义与审美现代性的密切关联入手,揭示了审美现代性在汉语语境中产生的文化渊源、具体内涵、历史意义。以此说明审美现代性问题不仅仅是西方独特的文化现象,而且也是内在于中国美学发展的历程之中的。而在考察中国审美现代性问题的时候,就不应该仅从西方着眼,还应该考虑到中国文学自身因素,不仅要看到中国浪漫主义作家所受到的外国文化的影响,还应该注意到本民族文化的传承性在现代作家身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所表现出的文化姿态。     

当代审美现代性的困境与出路

揭示审美现代性在现代生活中的悖论性命运,并以唯物史观的立场对这一悖论性命运的发生进行批判,从而昭示审美现代性可能的发展前景.     

审美现代性的革命颜面--革命主义简论

革命主义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颜面之一.革命主义在其审美化过程中回荡着修辞张力,暴烈的革命具有诗意的颜面.革命主义具有最广义、广义和狭义三层含义或形态.中国审美现代性中的革命主义应当是一种由政体一文化革命、传媒革命、以及阶级趣味革命合力驱动的"三轮革命".审美现代性航船总是必须悬挂着鲜艳的革命旗帜,而革命主义也需要插上审美的翅膀在知识分子和普通工农兵民众心空高扬.革命主义的发生其实主要来自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现代性变革需要.由于中国人的固有的宇宙模式和中优外劣心态等的束缚,中国现代性一再处于低于理想水平的缓慢变革或危机状态.这种非常局势竟实际上充当了中国现代性变革的常态.对这种非常性常态的痛切体验煎熬着现代知识分子,逼迫他们采取激进的革命姿态并把它诗意化,导致现代性长出一副革命主义颜面.革命主义在现代具有其合理性.每当中国现代性处于动荡状态或危机情势时,革命主义总会适时地登场亮相.     

审美现代性视域中的形而上学重建——从思辨艺术理论到马克思哲学

现代性是西方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概念,对现代性危机中传统形而上学的命运进行思考是近现代哲学共同关切的主题。作为对话形而上学的核心领域,现代性的审美批判话语开启了思辨艺术理论重建形而上学的诸多尝试。然而,这种理路却使其对形而上学的扭转陷入了困境。超越此局限,马克思哲学对艺术之思与思辨之思进行了双重审视,并在更高的理论平台上为形而上学的现代建构寻找到了出路。     

现代性的三个向度

现代性是一个多元与复杂的概念,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开拓对它的理解,也相应地存在对后现代反思的三个视角:作为历史意识的现代性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线性进步的、受普遍规律支配的且具有终极目标的历史过程与时间感.这种现代性忽视了差异的存在,对应的后现代主义则突出了空间因素的价值,肯定历史的特珠性与偶然性.作为启蒙的现代性确立了进步、理性、普遍性与主体性等原则,痴迷于客现性、精确性、明晰性、统一性与绝对性.在后现代主义批评中,启蒙现代性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自由与解放,反而变成了披上进步与真理外衣的压迫与控制.而作为审美的现代性是对前两种现代性的反叛,渴望模糊性、多样性、混乱、瞬间、短暂与相对性等价值,凭借与日常生活经验的分化,追求救赎、拒绝平庸与体验瞬间.后现代主义艺术则呈现为去分化、无深度、无中心、无根据、游戏、模拟等特征.现代性的内在繁杂性,不仅要求反思视角的多样化,而且本身也构成思考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动力之一.     

"为艺术而艺术":一场审美现代性的扩容运动

“为艺术而艺术”观念在发展流变过程中表现出了审美现代性的努力方向和内在矛盾性。它首先是在艺术自律过程中出现的,具有艺术的独立性精神和否定立场;其次它是在反抗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中提出来的,其对应面是为艺术而生活,因此体现为一种艺术的实践方式;最后,它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审美观念。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当下语境里,重提“为艺术而艺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留学生与民族国家的想像——从《新中国未来记》看梁启超小说观的现代性

《新中国未来记》中表现出来的未来与现实的强烈对比,表达出作者对追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焦虑;小说中“留学生构建民族-国家”的主题,开创了具有历史现代性的留学生小说类型;梁启超把小说用于宣传历史现代性,即将小说作为构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现代性话语,以推动民族建设与革命进程,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乃至20世纪的中国文学潮流有着前瞻性的引领作用;此外,从留学生主人公的角色设置到叙事时间的倒叙手法,《新中国未来记》均仿自西方政治小说,显现了梁启超试图调和历史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矛盾冲突的努力。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构成

现代性有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等三个层面。感性现代性是被解放的享乐欲望 ,理性现代性是理性精神 ,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反思—超越层面的现代性包括艺术、哲学以及宗教等 ,是对感性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的批判。中国现代性的历史 ,存在着感性现代性没有充分发育、理性现代性缺乏科学精神和对个体价值的肯定 ,以及反思—超越的现代性即哲学、审美以及宗教的缺失等根本性的缺陷。这些问题 ,在当前的改革开放中必须解决     

冒险与现代性 齐美尔思想与生活图景的冒险内核及其现代性意涵

“冒险”在齐美尔研究中一直未受到太多的重视。本文尝试在阐明齐美尔冒险概念意涵的基础上,以冒险视角审视齐美尔的核心议题和日常生活,揭示齐美尔思想和生活图景中的冒险内核。从冒险的角度看,齐美尔的“文化”实际上是精神生命的冒险,文化悲剧意味着冒险的阻断,绝对生命自我超越的本性表明生命的本质就是不断地冒险与更新,冒险在绝对生命的力量之下必然持续不息。齐美尔的研究方法和生活方式同样富有冒险意味。思想和生活图景的冒险内核让齐美尔成为了波德莱尔意义上的第一位现代性理论家、福柯意义上具有现代性态度的启蒙者。     

交往理性:寻找现代性困境的出路--哈贝马斯重建现代性的思想路径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始终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哈贝马斯无疑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并没有止于悲观性的批判,而是在反思现代性问题时,试图寻找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出路,以达到重建理性之目的.     

重建经验、审美与实践的内在关联——杜威审美经验论的现代性反思意蕴

杜威的审美经验理论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处干极为重要的地位.杜威发现,审美因素在元经验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种指引作用,它使经验获得了一种内在的张力,发展成为具有开启性的艺术经验,这种经验已经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经验,而是涉及了人类生存实践的维度.杜威的审美经验论因此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案臼,使审美的超越性与日常经验、生活实践重新结合起来.     

滕尼斯与齐美尔: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

作为德国社会学的两位奠基人,滕尼斯和齐美尔奠定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现代伦理生活格局。伦理世界观的分流源于他们各自对时代处境的体验以及对思想史的独特解释。从近代自然法的角度出发,滕尼斯的社会伦理的核心是重建政治社会的秩序与风尚,一切价值最终都要融入社会;与此相反,齐美尔的社会学思考从一开始就以对社会伦理的批评作为前提,他将超越社会的个体生命视作伦理的目的,对他来说,生命不仅意味着身处社会之中的个体具有饱满个性,而且从自身孕育出客观的、适用于他自己的伦理责任。从帝制时期到魏玛时期,德国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交织与合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德国社会学史的清晰主线。     

现代性悖论的消解与社会技术的创新——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技术哲学思考

现代性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问题之一。现代性是一种价值取向,标志着现代化运动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是对现代化运动所倡导的那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价值的提炼、概括和张扬。现代性的根据和基础是现代化的历史运动。而现代性一经形成,又规范、制约着现代化运动朝着“现代”的方向去演进。人们对现代性的关注已经从关于现代性的事实判断转向关于现代性的价值判断,这正是“现代性”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只关注现代性的正面功能,而忽视现代性的负面影响,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持续,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就可能成为泡影。“后现代性世界”,实际上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现代性之外的某种力量使然,而是现代性内在的超越本性的必然结果。因此,所谓“后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的自我否定,而是现代性的自我完善、补充与提升。从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关系看,解决这两种技术的“滥用”和“误用”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技术创新。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中国的现代性意识是促成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具有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社会,在矢志不渝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真正探寻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道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体现了中国的现代性意识。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不仅要综观不同学者对现代性视域的理解和把握,借鉴西方社会现代性发展的经验,更要注重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自身过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自强不息、奋力拼搏,在践行马克思所推崇的现代性所追求的一个理性、自由、解放、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目标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为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打开了理论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