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先秦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对内圣外王思想的讨论最具活力、最有代表性的要属儒家和道家。原始儒家在道家关于内圣外王思想论述的基础上通过吸纳、认同进而使得这一思想理论最终成为整个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精神内涵、架构理想和践行追求。这一理想和追求直接决定了中国学术两千多年的运思理路和治学旨趣。因此,我们从源头上来理清先秦儒家对于内圣外王思想的体认、洞见对于内圣外王思想的当代转语,传统哲学的现代转进无疑都将具有积极而又深远的意义。     

原始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儒家学说的精神实质可以用“内圣外王”一语概括。它表现在创始者孔子那里,就是“修己安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它表现在“亚圣”孟子那里,就是以“性善论”为基础、以仁政为依归的仁学。它表现在荀子那里,就是以“化性起伪”的性恶论为基础、以“尽伦尽制”的圣王为最高理想的礼学。而儒家早期经典《大学》所阐发的以修齐治平为基本内容的三纲八目表现的正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纲领。同样,《中庸》所阐发的以“诚”为本、以“成己成物”为主要特征的“合内外”之道更是从天道人道相贯通的角度发挥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略论儒家“内圣外王”境界

“内圣外王”是“德性”文化的体现，是追求“天人合一”的心灵境界。儒家“内圣外王”是从“天人合一”内化为“天人舍德”始，中经人的心性修养外化出王者天下，即“内圣外王”的自满自足，最后再返归到天人合一的理想。本文旨在探索儒家核心命题“内圣外王”的真谛，以求教方家。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的悖论和困局

先秦儒学作为伦理———政治型的观念形态 ,内圣外王既是其最高的理想人格、价值观念 ,也是其最高的政治目标和现实关怀。迄今为止 ,学界多把这一命题置于现实层面上加以考查 ,而疏于从学理层面上检讨其本身的圆融和可靠性。内圣外王在理论上的矛盾 ,在孔子的仁德、德治那里就已存在 ;而到孟子提出仁政、王道 ,裂缝越来越大 ,矛盾也愈来愈尖锐 ;至《大学》 ,其虽然取得了成熟的理论形态 ,却更潜伏了打为两截的可能性。理论上的悖论导致现实中的两难和困局 ,而现实中的跛脚、断裂和强弱失衡 ,直至变质、异化和堕落不过是其自身演化的逻辑结果。历史和现实都没有给“内圣外王”之道提供发荣滋长的土壤 ,内圣的追求固不易 ,外王则始终悬浮在理想的天空 ,它的耀人眼目的外表极易牵起人们的道德真诚和热情 ,而与君主政治的藕断丝连 ,更遮蔽了人们从理念上对它进进行审视和反省。内圣外王始终是一个带有政治神话色彩的乌托邦。     

全球化视域中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全球化使得普世价值的本土化和本土经验的普世化问题日益彰显。儒家的内圣外王能否建设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近代以来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相较于西方的理性精神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内圣外王始终是统一的,构成儒家丰富的文化资源。其内圣思想不仅是伦理学,更是天道人心的贯通。外王作为内圣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内圣依据。这种智慧结构在近代却遭受到严重危机。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从内圣到外王政治考虑,包含着不同于西方民主发展的特质。如果说西方的民主问题实质上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则在于如何给最高权力以限制。我们拥有丰富的内圣和外王资源,理应在合理参照西方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现代新儒家视界中的梁漱溟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余英时等对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予以较多关注,包括对梁漱溟新儒学的核心义旨、理论建构和梁漱溟的人格特质、学术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厘清和思考。熊十力、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对梁漱溟及其思想的解读、评价不仅与他们的学术旨趣相契合,而且浓缩了他们对整个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态度和立场。剖析现代新儒家视界中的梁漱溟,既提供了一种解读梁漱溟新儒学的样式,又成为一面呈现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学术理念的镜子。     

内圣外王之道与儒家文论话语构建的原初向度

内圣外王之道是对儒家理想的表达,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以六艺为养”的儒家从内圣工夫看待“诗”、“礼”、“乐”、“言”,不仅从创作方面为文艺树立了高远的理想,更赋予文艺一种切关存在意义的根源性。从外王事功视野看待“诗”、“礼”、“乐”、“言”,则文艺被纳入制度文化论域当中,对其功能价值的判定也就自然以制度文化建设为准绳,其最终指向便是通过文艺整顿人心、和合天下,造就上下有序、协调和睦的理想社会秩序。不过,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存在论断裂也造成儒家文论的结构性冲突。     

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研究

内圣外王是先秦儒家为改变历史上战乱局面提出的修身与治国的理论方案。这一思想在先秦儒家《大学》首章得到系统阐述,三纲八目将道德与政治、修身与治国、身与家国天下形成合内外之道的完整建构,以修身为本,并将人内在德性向外扩展于客观世界中。党的十八大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对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起到重要辅助作用,不仅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承文明的源泉活水,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提供内在动力。     

儒家的荣辱观与教育理念

在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理想中,蕴藏着通过推行教育来传播儒家荣辱观的思想;孟子则分别从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和改善道德教育两个致思向度上加以引中和发挥.与荣辱观教育关系比较密切的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是孔子所说的"内省".羞恶之心的"义之端",往往容易被外界的物欲所"汩没";而内省或省察,则是对这种被物欲所汩没的一种警醒和提防.在道德教育阶段论中,儒家学者主张荣辱观的教育应从幼儿开始,并贯彻人的终生.南宋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则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均卓有成效.     

现代化的儒家回应:梁漱溟的新儒学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当今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

梁漱溟的家族身世以及儒家内圣外王、积极入世的精神对他的儒家政治人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其对传统文化、中国命运的感悟 ,他对于乡村建设孜孜以求的实践活动是其儒家思想对现实社会的积极探索     

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和谐理念

与西方近代哲学遵循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存有较大的差异，中国本土文化源头的先豢儒道两家却在天人舍一思维模式的导引下，强调通过主体修养以提升人的德性，实现内在的精神超越，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先秦儒道两家的致思路径虽有所不同，但它们倡导的人与自然共存互融的价值旨趣不仅对往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现代社会疗治人与自然渐趋疏离的紧张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从内圣外王看儒家理想人格的两种类型及其衍变

从内圣外王的视域看,先秦儒家包含主体的自我创造的理想人格和主观的自我认同的理想人格两种类型,即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内圣外王。汉代儒家把主体的自我创造局限于纲常名教之内,对于主观的自我认同的道德修养也持戒备态度。宋明新儒家在理想人格上呈现出由主体的自我创造向主观的自我认同转变的趋势,并进一步强化内在德性及其超越依据。现代新儒家重视内圣外王,在理想人格的论述上受时代影响表现出推崇主体的自我创造的倾向。确立个体的独立地位,主体的创造与主观的认同相互为用,是儒家理想人格实现现代转化的必然路径。     

梁漱溟：在历史理性与价值理念之间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知识分子由社会关怀与人文激情的纠葛，而导致历史意向与价值理念的紧张，是百年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而耐人寻味的思想现象。梁漱演关于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艰难求索，及其在现代化与儒家传统之间的苦苦徘徊，典型地表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之惑和中国文化的百年难题。     

儒家治国理念浅析

儒家的治国理念,在中国封建社会起着主导作用。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宣扬内圣外王之道。推行以德服人的王道,排斥以力服人的霸道。其治国方略是威德并施,礼法并重,选贤任能,以建立稳定强盛的社会。儒家的许多至理名言,对于当今以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着现实意义。     

儒家慈善意识与现代慈善理念

儒家"仁"、"仁政"、"人本"、"留余庆"的思想及儒家"灾害观"、"贫困观"、"财富观"中的"慈善意识"经常会在引用中与现代慈善理念混淆。事实上,"博爱"与"等差之爱"、"君王之惠"与"公民权利"、"慈善特权化"与"公民责任"以及"明哲保身"与"爱之慈善"有很多背离之处。认为"宗法"与"礼教"两大思想是导致"人本源"的儒家"慈善意识"与"神本源"的现代"慈善理念"发生冲突的关键所在。建设中国特色慈善文化必须扬平等、弃等差,扬责任、弃恩赐,纠正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越位"现象,克服"明哲保身"思想的局限,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营造"团结互助"的社会新风尚。     

略论梁漱溟在广州实行的教育理念

1927年5月-1929年2月,梁漱溟受聘来到广州,期间,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一职。他提出教育改革,倡导全新的教育理念,使人人享有教育的机会,让学生获得身心等全面发展。他提倡的教育理念在该校得以实行,成效明显。这些教育理念至今仍值得学习和借鉴。     

论经济法理念与儒家精神的耦合

吸收中国本土资源,从中国传统儒家精神角度对经济法理念进行新的解读有利于经济法在中国土壤上的迅速发展.经济法理念主要体现为"社会本位"、"平衡协调"与"以人为本";儒家精神主要归纳为"仁义中和".尽管它们产生于不同的时代,然而将两者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它们存在诸多耦合.同时,从现实的表现看,经济法理念中蕴涵了丰富的儒家精神.儒家精神对经济法建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早年推崇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希望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和良好的国民道德修养改造社会,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新文化运动后,李大钊扬弃了“圣王”思想的奴性消极面,把其积极面和西方民主思想融合,构成了他的新“外王”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同等重要,把传统“圣王”思想改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