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历史文书弟吴宗教源流

吐蕃历史文书 《吐蕃历史文书》,系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中的一件古藏文文书,故又题称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整理本以流散在英国和法国的两件文书拼接而成,首尾残阙,无年代标识,据推测,当书写于公元728——848年吐蕃占据河西时期。 敦煌17窟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书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在1907——1908年间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庋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斯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     

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续)

在《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之一)》中,我们简要评述了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隋唐五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突厥史、回鹘史与薛延陀史的研究状况。接下来,我们将述及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和党项历史的究研意见。 一、对吐蕃史的研究 (一)关于吐蕃史料的考订最早在史料方面进行补阙正误的,当推陈寅恪。他在1923年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文,根据敦煌写本题记考证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吐蕃僧人法成大师的史迹,使这个不被载于正史,久已湮没无闻的吐蕃重要历史人物重现于世。1930年他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则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证出彝泰赞普的名号和年代,指出了两《唐书》等史籍所载有关时间的讹误。解放后,有关吐蕃资料研究的著作有明显增多。1958年,王忠利用汉文典籍,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以及13世纪后的藏文典籍,写成《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近些年,王尧、陈践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吐蕃简牍综录》等,此外王尧还出版了《吐蕃金石录》。这些著作,或为翻译,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

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的文献,对于吐蕃王朝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以书写文字划分,古藏文文献及汉文文献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敦煌文书中的古藏文文献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庋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时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 (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一、二、三集分别于1939、1950、1961年出版)。以上两份目录题录的古     

西藏西部新发现《吐蕃铁券文书》之“结辛”(■)家族考略

有关吐蕃历史方面的史料，主要有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石刻碑文、简牍以及后期的历史典籍等，鲜有其他。近来西藏西部阿里一带发现民间传抄之《吐蕃铁券文书》一份，内容涉及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为其家臣结辛·赤旺觉布支拉珂家族授予的敕文，以及该敕文后期在其家族的传承情况。敕文虽提及吐蕃赞普达日聂斯、囊日松赞、松赞干布及赤松德赞时期，该家族的历史人物及其相关事迹，然此等事件未见于其他史料，不便随意揣测。     

从《吐蕃大事纪年》论唐代吐蕃的史学

文章利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吐蕃大事纪年》与《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汉文史料,通过相互印证和比对唐蕃双方对于同一事件或相关事件的记载来比较双方对于历史的记录方式,指出《吐蕃大事纪年》的写作方式呈现出我国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体例,其记事简陋,只是作为彰显王权、纪录统治阶层活动使用.同时,《吐蕃大事纪年》中的多次纪录征收赋税为吐蕃王国的年度大事与吐蕃独尊于天下的世界观等.从唐代吐蕃史书的写作方法及特色来看,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而逐渐使用固定词语的历史纪录方式,显示出其发展已有一段进程,亦已初具国史规模.     

1990年日本西藏史研究概况

去年(1990年)敦煌史料的利用使文献学的基础研究得到充实,令人注目。其中上山大畯氏的大著《敦煌佛教研究》的出版堪称是阐明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教教育和学术历史状况的不朽的业绩。该氏认为,阐明敦煌佛教对以敦煌文书为研究对象的人来说是最基础的研究课题(序言,第4页)。著者在第一章《西明寺学僧昙旷与敦煌的佛教学》和第二章《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其人及其事绩》中通过对所称昙旷和法成二位当时敦煌的代表性学僧业绩的论述,还有第四章《未传中原、古代散伕的汉文佛典》中对敦煌文书中经典类的研讨,讲述了敦煌佛教学的实际情况。更值得注意的是著者认为敦煌文书具有填补中国佛教、西藏佛教乃至中亚佛教历史空白的作用。第三章《西藏宗论始     

吐蕃藏文针灸图释

唐代是吐蕃医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以后形成藏医体系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因此,对于吐蕃医学的研究已经引起了藏学界的高度重视。今日研究吐蕃医学,由于当时的文献留存于今日者极少,故多以唐以后的藏文史料为据,就以常用的玉脱云丹贡布的《医方四续》来说,亦非当日之真迹。自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问世之后,使我们得以一睹吐蕃医学文献原貌,从而为深入研究吐蕃医学开拓了新的前景。这类文献笔者所见有四篇,分载于法国巴黎影印本《藏文文献选集》(单页集装)(二卷的P.T.1057号,P.T.1044号,一卷的P.T.127号)及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影印件(India,office,56卷57号)。这些珍贵的文献均为文字资料,亦     

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二)

二、芒松芒赞至赤松德赞四赞普的生、卒年代 (一)贡松贡赞曾否在位的问题贡松贡赞,藏史亦称贡日贡赞,公认是松赞干布之子。但在贡松贡赞曾否执政的问题上说法很不一致。《红史》、《贤者喜宴》、《王统世系明鉴》等均载松赞干布和芒氏尺尊生子贡日贡赞,曾执政五年,死于父前,享年十八岁。这派持松赞干布享年八十二岁的观点,讲松赞干布在暮年让位给儿子,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有关的吐蕃石碑、《白史》、《西藏王臣记》及《青史》中不见贡松贡赞执政的记载。据前面考证,松赞干布卒于已酉(649年),享年三十三岁,于癸巳(633     

试论敦煌本古藏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1978年、1980年,由巴黎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了《敦煌古藏文手卷选集》第一、二辑,国内藏学研究工作者第一次看到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原貌,欣喜之余掀起了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新热潮。1983年由黄布凡、罗秉芬合作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附译注),这是国内出版的第‘部吐蕃医学文献的专集。共收入四篇文献,前三篇(P.T.1057、P.T.127、P.T.1044)选白巴黎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手     

一份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文书(下卷)初步解读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书涉及历史、宗教、法律、文学、经济、历算、占卜、谚语、译文、词典等,唯独从未发现沿革意义上军事文书。去年《中国藏学》第3期发表了2013年在拉萨最新发现的一份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写卷的部分内容,本文将介绍该写卷的余下部分,目的在于为学界提供一件较为完整,而且极有价值的吐蕃兵律史料。文章对写卷涉及的一些吐蕃兵法律例的解读仅为初步、粗浅,仅为抛砖引玉。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牛角山授记》译解

收入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的《牛角山授记》,是研究古代于阗历史及佛教传播的重要史料。有学者经过艰苦求索,从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中觅得二残片,并对其进行了翻译、考释,证明收入传世经典藏文《甘珠尔》中的《牛角山授记》早在吐蕃时期已在丝绸之路上流传。笔者近来在翻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时,有幸发现了《牛角山授记》敦煌抄本的结尾部分。尽管是残片,但该写卷的意义在于抄经尾题中记录了完整的经名及抄经题记,对研究牛角山的取名以及于阗历史、宗教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概览(二)

藏族古籍。藏文古籍除佛教经典和《甘珠尔》、《丹珠尔》外,已经出版的还有记载藏族历史的珍贵古籍《巴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西藏王统记》、《红史》和《西藏王臣记》等,另外还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文学、哲学、语言文字、医药等学科的经典著作。在藏文古籍《西藏王臣记》(五世达赖喇嘛)、《青史》(桂译师宣奴史见)中记载了西藏农奴制的兴盛过程。为研究西藏社会历史以及我国古代普遍存在过的农奴制社会形态提供了可靠的实据。蒙古族古籍。中国蒙古族的三大重要历史著作《蒙古秘史》(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原名《宝贝史纲》),对于研究蒙古族的历史、语言、文化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     

再论吐蕃小邦制的演变及其外来影响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的青藏高原分布着众多的“小邦之王”,其后逐渐被吐蕃征服,演变成为地方实体政权,到吐蕃王朝中后期仅存吐谷浑、工布、娘布三个.本文检索汉唐文献,发现吐蕃小王制深受汉唐之间西北诸族小王制的影响,据此可以看出吐蕃与西北民族在制度文明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古藏文文书Sog po一词再探——兼与苏鲁格同志商榷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45条载:“及至马年(公元694年)……噶尔·达古为Sog[po]所擒”。此处Sog一词,美籍华人学者李方桂于1957年撰文,比定为“粟特”。之后,美籍华人学者张琨、匈牙利藏学家乌瑞、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等,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有关唐蕃关系的译注拾遗

民族出版社1980年10月出版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书,附有注释、汉文译文及《名物疏证》(以下简称为《疏证》)。其中《大事记年》的译注、疏证搜罗广泛,用力殊多。但是,在有关唐蕃关系的译注、疏证中仍有一些问题。笔者最近粗读了一些汉文史籍,特将这些问题提出,供同志们参考。一、第46条。文书记“Lugi lo”(乙未,公元695年,武则天证圣元年,天冊万岁     

敦煌文书中“南山”与仲云

一、敦煌汉文书中“南山”之迷 敦煌汉文书中南山作为专门名词已发现有下列各件:(一)是敦煌研究院所藏0001《酒帐》以及藏于巴黎和它相接的P.2629。(二)是P.3257《开运二年(945年)寡妇阿龙牒》。(三)是S.4445《何愿德借贷帖》。(四)是S.54482《唐故沙西归义军节度使押衙……浑厶甲邈真讚》。(五)是《李绍宗邈真讚》。(六)P.2482背《常乐付使田员宗启》。(七)是P.4525背《瓜州义郎牒状》。其中记得最多也最关重要的0001《酒帐》。《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号刊载施萍亭《本所〈酒帐〉研究》,最后一节几个问题,首先提出就是“南山”,     

《新唐书·南蛮传》吐蕃“苏论”考

《新唐书.南蛮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吐蕃官吏中有苏论一职,学术界历来无解。今检得拉萨《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有sovi blon pos一词,学者译为边将或边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有so blon sde lnga一词,可译为边吏五部。依此,汉文文献所载的吐蕃苏论应为古藏文so blon的音译,为吐蕃守边官吏的专称。     

有益的探索——《敦煌吐蕃文献选》简介

公元七世纪中叶,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是我国藏族历史上一个建树卓著、创造了空前繁荣的奴隶制文明的王朝。对吐蕃历史的研究,是整个西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一向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但是,在运用吐蕃时期的古藏文原始资料来从事吐蕃研究方面,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最近,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蕃文献选》(汉文译注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某些不足。     

敦煌文书P.T.127《人姓归属五音经》与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研究

敦煌藏文本P.T.127《人姓归属五音经》,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文化精英根据汉文本《宅经》改编而成的一部有关姓氏分类的占卜典籍,使用群体主要为吐蕃移民。《人姓归属五音经》的发现,对于解决归义军时期吐蕃移民曾普遍采用汉族姓氏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包括《人姓归属五音经》在内的P.T.127,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在面临因卑户身份导致诸如在地区请占田经济体制中土地耕种权无法保障的困境下,为提升族群社会地位与认同,取得现实生存合法性,对族群文化进行重塑的产物。P.T.127这类看似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文本,其实隐喻着吐蕃移民如何利用地方秩序语言,在区域社会中以提升自身地位、建立身份认同的族群历史变迁。因此弥足珍贵,甚堪关注。     

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司法制度再探讨

通过对敦煌藏文文书P. T. 1078号诉讼案卷所涉吐蕃职官和制度进行分析,并结合其他文书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吐蕃瓜沙地区司法上诉程序,可以得知吐蕃时期当地官府对僧人与俗人之间,或僧团内部纠纷案件的上诉与普通上诉案件是区别对待的。再结合11世纪藏文史籍《弟吴宗教源流》记载的吐蕃司法制度进行分析,认为16世纪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关于吐蕃司法制度的记载源自《弟吴宗教源流》,但对之进行了简化,使人不易理解,《弟吴宗教源流》所记载的内容更为详细、准确,值得学界予以重视,从中也可以了解唐朝司法制度对吐蕃地方司法制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