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对族际婚姻状况的影响

在统一的多种族、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是影响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族际婚姻被认为有益于促进族际关系和睦。许多国家都有针对族际婚姻和族际婚姻子女的政策,它们对族际婚姻产生促进或阻碍的作用。目前在我国应更强调尊重婚姻自主权,而不应在政策层面上推动族际婚姻。     

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制定与族际政治互动

在利益分化渐趋深入特别是各民族间的利益差异越发明显的情况下,以利益竞争为核心的族际政治互动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日益凸显出来,并对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正负面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制定,应以和谐理念为指导,通过制度建设实现族际政治互动的和谐化,最大限度地提升族际政治互动对政策制定的正面效应,降低甚至消除其负面影响.     

论族际政治整合:研究取向与实践模式

可以把族际政治整合理解为民族国家运用国家政治权力来使国内不同族群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实现政治一体化的过程。鉴于族际政治整合对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极具现实意义,该问题既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更是国家实践探索的重点。就学界研究而言,目前初步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张,一种是以"少数群体权利"作为研究取向,另一种则以"族际政治民主"作为研究取向;就国家实践而言,逐渐形成了三种族际政治整合实践模式,即以中国为代表的集权干预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平等融合模式和以加拿大为代表的联邦多元模式。     

族际文化互动的文学建构：新时期蒙古族小说中的跨族叙事

新时期蒙古族小说的跨族叙事擅长以拟血缘的方式模拟同胞手足之情、父母子女之爱来建构蒙汉族际之间跨族成长的故事,以隐喻中华多民族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和文化亲缘关系,并着力突出多民族互动的地理与地域文化意义,暗示跨地域成长和生活实践可以实现民族的混血,达到民族文化的相互流通和异族生长。同时,很多作品在展开文化差异与碰撞的想象时会通过“人在他族”的创伤性体验强调语言障碍、文化隔膜和被排斥感,隐藏着一种融入他者、异文化的焦虑情绪。     

额尔古纳地区族群关系的历时与共时考察

我国有俄罗斯族人口15609人,此外,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额尔古纳市还有一部分混血人被称为"华俄后裔".由于他们是俄罗斯人与华人通婚的后代.从体质特征上看,他们兼具俄罗斯人和华人两个族群的特点.从文化上看,兼具华俄两种文化特点.本文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探讨额尔古纳地区的族群关系,其中特别关注族际通婚,并将其视为衡量该地区族群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     

略论云南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即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联姻,是促成民族融合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之一。在我国,族际通婚主要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通婚联姻两种基本类型。本文谨据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族际通婚的历史渊源,汉晋之世夷汉通婚的"遑耶"制度,以及南诏、大理时期和元明以来的族际通婚的历史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与社会功能,进行探索讨论和归纳总结以供参考。     

湘西苗汉族际婚之淤滞暨族群特征和整体性影响因素的拘制

湘西苗汉族际通婚历史上长期处于淤滞状态,主要原因缘于民族群体的各类特征和整体性影响的因素产生的合力的拘制,在族群基本特征、历史关系特征和两族共处特征三方面,都构成了苗汉族际通婚的巨大障碍和负面影响。     

中华民族认同:“假西番”族群中的文化交融

作为藏区的东北边缘,河湟地区自古便为中华民族多元族群交往互动的交通要道。河湟地区同时也是藏区入口和丝路走廊的复线,多种文化圈的相互作用使得不同族群在适应走廊地带多元地理环境的过程中,发生了多种文化的交融。历史记忆了文化交融的族群演绎,"假西番"族群文化交融的历史脉络,以四大文化类型中的"假西番"三种解释与写法,指涉藏区边缘族群交融的历史谱系和文化因子,其历史规律与地缘特征管窥了复合民族结构形成与作用的历史轨迹。就"多元"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丰富多样的主体来源和层次包容;就"一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连接多元族群不可分裂的持续性。在现实性上,"假西番"族群的文化交融,不仅以族体来源的"多元"形塑了中华民族整体的部分,而且以民族交往的共居凸显了中华民族"一体"的构成,最终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景交融与理性自觉。     

潭溪地区蛊文化的民间叙事与族群认同

湘西潭溪地区流传的”苗婆放蛊”传说,反映了潭溪地区土家族和苗族在资源竞争和分配体系中的紧张关系,土家族通过这种叙事文本的创造与传播强化了族际边界与族内凝聚力.“无蛊不成寨”则反映了潭溪地区土家族与苗族在日常生活和婚姻方面的密切联系,为两个族群现实中的共存关系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     

社会学视野下的全球文化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不同文化与全球化力量之间如何互动,对它们的生存和重建乃具有关键意义.文章试图对文化互动中的一些常见现象,如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等进行批判性考察.基于这样的考察,还将对可能形成的全球文化所应包含的内容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黎族族源、族称及族际关系

本文对黎族的族源、族称及族际关系加以论述,指出黎族多方面的族际关系,表现出黎学研究具有“族际性”和“国际性”的特征。     

科尔沁蒙古族集体记忆的复现——论孝庄园文化旅游区建立

“孝庄园文化旅游区”的建立,既是科尔沁蒙古族文化实现旅游商业化的尝试,也是民族集体记忆的成功复现.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大的族群认同下,地域性群体如何获取更多的文化资源来发展自己.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作品简介

正云南大学周平教授著作《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云南大学周平教授的专著《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是我国第一部专题研究族际政治整合的著作,全书共6章26.2万字,2011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该书率先提出了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概念,进而从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共同体发展和互动的角度,科学地界定"族际政治整合"的内涵,分析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类型,分析和论     

甲骨文所见商代族氏联合与联盟关系研究

甲骨卜辞材料显示,商代族氏联合与联盟的形式有族氏联姻、对外军事联盟、内部政治联合三种。其中,对外军事联盟分为三个层次,以商与侯伯、方国之间的联合较多;内部政治联合分为三种类型,以王族、多子族与其他族氏的联合较为常见。这些不同形式和类型的族氏联合与联盟的存在,表明商代的族氏外部关系具有平等合作的一面,商代社会结构具有较明显的族氏联盟色彩。     

论当代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

有效地实行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是多民族国家全面协调各民族之间关系,维系和巩固民族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构成及特点;当代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构建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培育共同文化精神,形成国族观念和国族认同;二是调整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构建国家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体系;三是构建民族区域自治约束机制,平衡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和义务;四是民族区域自治走向民族共治是中国族际和谐治理的必然选择。重新构建一套相对健全、稳固的当代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新模式。     

“中国吉普赛人”的社会记忆及其建构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吉普赛人”的社会记忆之选择与建构,指出该族群在面对社会变迁之时所采取的积极应对策略,即失落或弱化其“表征社会记忆”,秉持和传承其“本质社会记忆”,从而既可以很好地适应社会变迁与转型,处理好与他族在互动交往过程中的问题,也可以牢固地维系本族群的认同,以达到双赢的目的。     

殷卜辞所见的雀族及其相关问题

殷卜辞记载的国族(今郑州地区)中,以雀族辞例最为丰富。甲骨卜辞的资料表明,雀的主要活动围绕商王命令而行,表现在参与战争、主持祭祀,承担纳贡、勤劳王事等义务,雀族与商王国关系较为密切,雀应是殷商南土一个从王族独立后自立为分支家族的族长。雀族作为商王国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其与分布于邻近地区的五族之间已形成一个网状化的大族群,但它们之间曾存在军事征伐关系并对商王室尽有一定的义务。     

从本民族到共同体：族际共情提升的社会分类路径

族际共情是个体与其他民族成员感同身受的群际情感,能够为促进各民族融洽共处夯实情感基础,但群体归属会导致族际偏差,弱化对其他民族的共情。根据群际情绪理论和群际接触的三重社会分类模型,可以培育积极的族际接触情境,进而通过优化社会分类以达到提升族际共情的目的。构建族际共情提升路径的整合模型,可为工作实践的开展提供抓手并形成系统性的参考框架。     

由“真我”到“良知”——牟宗三关于“良知”本体的建构

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阵营,重要特征之一是重视本体论建构。牟宗三由海德格尔的＂基本存有论＂入手,通过讨论康德关于＂我＂的含义,区分了以＂真我＂为核心的＂三个我＂。进而,他将＂真我＂与＂良知＂沟通,最终确立起＂良知＂的本体地位,为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族际关系演变新探

马、华族际矛盾源于英国殖民者造成的“马来人掌权 ,华人经商”的局面 ,但二者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形成某种联盟 ,同时仍保持各自的优势 ,直至“五·一三”事件打破这种平衡。新经济政策时期马、华经济差距有所缩小 ,但马来人的政治、文化特权依旧 ,族际矛盾有增无减。新发展时期这一矛盾才趋于缓解。马、华族际关系的特点是政治上既合作又竞争 ,经济上既互补又此消彼长 ,文化上既对立又相互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