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

"市民社会"是哈贝马斯思想谱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关涉市民社会的哲学话语构成他学术生涯的重要阶段,他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哈贝马斯吸取前人的理论营养,结合自己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对市民社会提出独到的见解。面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危机,他以公共领域为理论基点,引入交往行为和对话理论,构建自己的市民理论范畴,提出以"交往中寻求统一"为核心的理论,从公共领域转变到生活世界,建立一种基于交往理性从而能够最终实现自由与和谐的社会。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解决路径及其启示——从商谈伦理视角看

本文从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考察着手,对其"商谈伦理"作为合法性危机解决途径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哈贝马斯认为要解决合法性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理想的言语话语环境下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三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意旨深远,涵义丰富,是一个集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政治功效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绝不能仅仅局限于思想史视域来理解并揭示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和意义。从厘清公共领域概念是历史范畴还是规范概念、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关系以及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三个方面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做些宏观性分析,有助于完整地把握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     

批判、实践与解放——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解读

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泛滥、公共领域的萎缩、生活世界的内殖民化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理解.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汲取前辈的思想精华并指出其中的理论局限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理论让他的思想大放异彩.在哈氏看来,"交往理性"正是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     

合法性: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合法性"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解述,在逻辑上肇始于他对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两种合法性传统的批评性回应,在实际的理论层面上则系于他对交往理论的政治哲学转译和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政治哲学审理.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传统不同,哈贝马斯并没有将先定的价值观念或者形式主义的事实的东西作为证立合法性的基础,而是将这样的基础视为公共领域以及它的交往结构的展开.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经过罗尔斯的回应,其意义被放大,但对其思想结构的评价则应当从其自身话语的语境切入,而不应简单地用外部的问题坐标或者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处理.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西方学者对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内涵理解不同 ,因而对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认识。厘清哈贝马斯、泰勒等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话语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话语。     

批判、实践与解放——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解读

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泛滥、公共领域的萎缩、生活世界的内殖民化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理解。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汲取前辈的思想精华并指出其中的理论局限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理论让他的思想大放异彩。在哈氏看来,“交往理性”正是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视域中的市民社会——哈贝马斯审议民主理论的策源地

哈贝马斯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视域中、从文化意义上界定其市民社会理论.他首先从经验主义角度考察了当代资产阶级民主实践的危机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功能缺位,然后从规范主义视角、在批判以往民主模式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观的基础上,提出其"非中心化的社会观",指出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的基础上,在社会中分化、孕育出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特征与政治功能,并将其作为审议民主理论的重要策源地与切实保障.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论哈贝马斯的世界市民社会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市民社会理论是哈贝马斯普遍性政治哲学之创构的焦点。哈贝马斯界定和讲述世界市民社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界定和讲述市民社会的方式相重合,但由于涉及不同的语境和问题,这两个概念在外延和内涵上存在诸多殊异。具体地说,在世界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中,哈贝马斯主要凸显的是全球化语境下民族国家及其同时链接到的主权、人权等问题,是要求在世界公民的视野中进行全球治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全球化削弱民族国家权力从而使民族国家步步走向消亡之论断的一种辩护,这些内容在他之前讲述市民社会时未曾论及。世界市民社会理论即便有一定范围内的经验作为支撑与验证,在涉及民族主权、人权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它却经不起精察洞问的考量与推敲,因而必须受到质询。     

葛兰西与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确立了一种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从政治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又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从经济意义上界定市民社会的考察理路 ,从而构成了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基本坐标 ,并由此开创了一种在文化意义上概括市民社会的全新理论传统。这一理论传统经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帕森斯等人的理论发展 ,最后在哈贝马斯那里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论综合。它代表着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主流 ,反映出 2 0世纪以来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     

公共领域理论范式何以可能

公共领域虽然是在市民社会理论的羽翼下生长壮大起来的话语系统,但却具有超越市民社会理论范式的理论特征和学术价值:不仅公共领域理论话语克服了市民社会理论范式的社会历史局限性,而且,公共领域及其理论本身既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的理论规定性和理论内容,又具有自己独立的问题域和学术演变历史。因此,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专题研究并探讨其学术意义,既是完全可能的,又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批判空间的理想模式及其现实转型——解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指界于公共权利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社会批判空间,其典型的历史形态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随着公共领域发生结构和功能的现代转型,其批判的公共性逐渐被操纵的公共性所排挤,在这样情况下需要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和现代格局之间进行双向调整,以化解其内部的紧张关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起了对公共领域研究的热潮,也造成了对其理论褒贬不一的各种评价。     

女性公共领域是否可能——以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批判为例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型缺乏女性视角,被批判为“性别盲点”。因此,女性主义者们试图建立包容女性的“女性公共领域”,南希.弗雷泽就是其中的代表。她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基础做出了批判,试图通过公共领域的多元化来建立女性公共领域。但其理论却摇摆在包括平等在内的启蒙价值和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之间,她所提出的女性公共领域也因此自我挫败,难以成立。     

生活世界之市民社会理论的再建构:柯亨与阿拉托的努力

在汲取葛兰西以来特别是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柯亨与阿拉托构建起了一种三分甚或四分的市民社会理论模型,从而实现了对市民社会概念的重建。柯亨与阿拉托所论市民社会,基本上是与哈贝马斯界定的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指的是生活世界的机构或制度。这一市民社会概念注重对权利的强调和对民主制度的分析。     

“公共领域”概念辨析

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权力领域区分开来,并构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按照他的理想模型,公共领域是价值中立的、单一的、超越生活世界的。他试图通过商谈程序等来保证公共领域的中立性,然而这只是把私人领域中的差别和问题放在括号中暂时悬置起来。有差别的私人会构成多样的公共领域。人们按照生活世界中的习俗也能够构建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也不能完全超越生活世界。     

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以葛兰西、哈贝马斯、柯恩以及阿雷托为代表人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以独特的视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转型。历史地辩证地对之加以研究有利于分析和促进了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丰富与创新,而且,其研究方法与关注的内容,对于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理论发展、建构及其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的公共领域的本质与当代意义——基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文本的分析

价值多元化社会中,公共领域的本质是公共对话平台及建基其上的社会批判功能.因此,“公共领域”是非实体性范畴,是哈贝马斯用来厘定现代西方社会的主要问题、引导政治实践的理论工具.根据文本分析,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来源于特殊的西欧社会的文化根柢,有着特定的西欧社会历史背景,直指现代西方社会语境中的问题,并不能以自明自证的方式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尽管如此,公共领域的社会监督和批判的自我纠错功能依旧具有普遍意义,它必须与中国传统的“公”的文化相结合,立足于当前中国的政治现实,实现在当代中国价值多元化社会语境下的现代转化,才能发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     

公共领域理论范式的学术独立性及其政治哲学意义探析

公共领域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和问题,它本身既有其独立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规定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发展逻辑,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学术独立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宪政民主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