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濛初的新贡献──“二拍”平议

凌濛初的新贡献──“二拍”平议王枝忠列宁的下面这段话常被人们引用：“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２卷《评经济浪漫主义》）这确乎是历史地唯物地评断历史人物功过的根...     

论宋代史学家的“反天命”思想

不言而喻,宋代史家既同历史上其他王朝的封建史家本质相同,又同宋代其他文人知识分子和官僚士大夫别无二致,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检诸历史,宋代史家在反对天命思想方面,的确是“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应该好好总结。     

《墨子》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

《墨子》质木无文,“言多不辩”,在散文史上有什么地位可言呢?有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倘作如是观,《墨子》自有其不可否认的文学价值。     

论辛亥革命诗歌的历史新质和美学品格

辛亥革命的诗坛没有留下史诗式的宏篇巨制,也没有出现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但在1911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时代的风云际会熔铸进诗歌的历史和美学的内涵,仍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着一种值得注意的特殊地位。一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我国古代的文艺批评家早就注意到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样一种美     

“融古铸今” 艺术新探——对鲁迅《故事新编》的一种理解

融古铸今,是鲁迅《故事新编》的突出特点,也是作家在这部创作中的伟大开拓和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这当然也适用于对历史上的文学家及其作品的评价。因此,围绕融古铸今特点,认识和阐发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提供了哪些符合他的时代要求的新的内客和形式,也可以说是真正理解和正确阐释这部作品,从而给它以恰当历史评价的关键问题和根本任务。 那么,《故事新编》“新”在哪里?     

西方经济学与经济科学的进步

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是学术界近年来颇为关切的一个课题。虽则大家无不认为西方经济学有着若干可借鉴和参考之处,然而具体的阐述说明却是见仁见智,分歧甚大。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不能离开从总体上把握住西方经济学与经济科学进步的关系这个立足点。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必须强调,这段话同样应该成为     

洋务运动给近代中国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关系到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关系到旧的阶级分化和新的阶级出现,而且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化,对后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怎样看待洋务运动呢?洋务运动究竟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因而是进步运动,还是逆潮流而动,阻碍中国历史的发展,因而是反动运动呢?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呢?浓照马列主义的标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那么,洋务运动是否为近代中国提供了新的东西呢?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答案是肯定的。下面就其主要方面作些论析。     

重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对胡适这个人,当然是应当持否定态度的;但这主要是针对他在政治上投靠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为敌而言。至于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胡适的作用则不宜一笔抹煞。胡适是一个曾经对历史的发展起过正面作用的人物,他的“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的《水浒》考证,就对《水浒》研究和学术发展起过有益的作用。我们应以客观的态度,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决不可因人废言:这样才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本文拟就下列几个方面尝试着对胡适的《水浒》考证重作评价,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批评与争论。     

周扬“文革”落难现象之反思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到“文革”开始之前,周扬是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想史上一位显赫的人物,他的某些观点为“文革”提供了或直接或间接的理论依据。只是一个偶然的历史契机把他推到了极“左’文化路线的反面,他才尝到了灾难性的苦果。     

郭沫若与历史人物翻案

注重为被歪曲了的历史人物翻案,是郭沫若研究历史人物的特点之一。郭沫若认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须得替一切受到歪曲的历史人物翻案。他不仅在理论上加以阐述,而且在研究实践中身体力行。1926年4月发表的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人物的论文《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中已经表明,他研究卓文君、王昭君等历史人物,“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以后,他曾为许多历史人物翻过案。殷纣王,历来被认为“暴虐无道”,“荒淫无耻”,坏事做绝,而郭沫若则一再指出:殷纣     

陈独秀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又是一位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探索研究上有过重大贡献并提供了巨大教训的复杂人物。他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及其思想哲学、政治行为呈现曲折多变的形态,他的丰富厚重的学术著述表明他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展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陈独秀在思想学术界影响最大、成就最辉煌,贡献最积极的便是“五四”时期主办《新青     

小城镇题材创作与中国现代小说

小城镇是中国现代小说重要的题材类型之一。小城镇题材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人情风貌和人物系列,展示了近现代中国“乡土”社会蜕变初期复杂的历史文化状态。将“小城镇题材创作”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对深化现代小说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冯雪峰与胡风文艺思想异同论

冯雪峰与胡是风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重要理论家,也是两个悲剧人物。他们不仅命运相似,在文艺观点上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由于他们的理论富于独创性,且常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相左,一直被视为“异端。”他们的理论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或修正主义的。每逢运动,批胡风,必然要捎带上冯雪峰;而批冯时,义将他列入“胡风派”。但是,他们究竟是不是一个“派”?在这个“派”中谁主谁从?连批评者自己也未必清楚。事实上,冯雪峰与胡风的观点虽有不少相同之处,但它们的差别仍然是很大的。本文将着重比较他们文艺观点之异同,而对其理论的长短,不作过多评论。     

从汉初“黄老之治”论及历史发展动力问题

(一)阶级斗争和生产力究竟谁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最近关于历史前进动力问题的讨论中,一说动力是阶级斗争;另一说动力是生产力。这两种动力说都可以从经典著作中找出根据。各据经典论证已见,相持不下,似乎有点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我建议论者再仔细阅读列宁介绍恩格斯的那篇著作。他简明地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的结果。”并且着重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     

全面评价历史人物原则试探

关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这个问题,古往今来,论者颇多,观点也不一,而且不同的阶级所依据的评价标准也都不一样。封建史家评价的标准基本上是对“圣君贤相”的褒扬和对“昏君奸佞”的贬斥。资产阶级史学家依据的也只是对所谓的英雄人物的赞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认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标准应是看他是否推动或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人类社会在由低级到高级的必然发展趋势中,首先表现为物质生产活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关系不断地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过程。所以,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列宁全集>第13卷第223页)。历史上的人物,其言行或思想只要顺应这一必然趋势,推动社会的发展,就该肯定;反之,逆历史潮流,阻碍社会的发展,就该否定。关于这一正确评价标准,在我国当代史学界是早已得到一致认同了的。不过,历史上的人物各种各样、千差万别,情况复杂,对他们每一个人进行具体的评价,单用一个正确标准去套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历史人物并不象“1+1=2”的数学运算那么简单。因此,要想做到既全面、又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还必须坚持一些最基本的评价原则。     

“新美学—历史批评”论纲

一“新美学——历史批评”的最基本的理论根据和来源是恩格斯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即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和《致斐·拉萨尔》一文中多次提到的著名的观点.在前一篇文章中,恩格斯说道:“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又在后一封信中说:“我是从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以非     

谈“清官”和“青天”包拯

“在封建统治阶级中,确曾有过这样一种人,他们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执法不阿,铁面无私”。自宋元以来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和称颂的“清官”和“青天”包拯,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虽然他的某些形象是被夸大了的,甚至达到完全神化的程度,但是,他还是应该肯定的。凭什么能够这样地认识?也就是怎样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他加以剖析和评价,我想提出一些个人的极为粗浅的看法。     

试论胡适在“五四”时期的政治主张——兼评“问题和主义”之争

<正>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复杂而又不容回避的人物。他在学术文化上的杰出贡献有目共睹;他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亦尽人皆知。就“五四”时期的胡适而言,如果说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激进的批判态度,容易引发人们共鸣的话,那么他在政治上所持的保守主义的改良主张,却很难获得人们的理解。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在甄别评价其政治思想时要比肯定其文化成就更加困难。本文通过对胡适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质内容与历史作用的分析,对所谓“问题和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的定论提出质疑。     

班固《汉书》评述

“四人帮”打着“批儒评法”的幌子,狂热吹捧法家,把法家人物吹得神乎其神,甚至比马克思主义者还要高明,实际上是吹捧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他们高喊批判儒家,要把儒家人物统统打倒,实际上是妄图打倒一大批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他们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把历史科学变为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辨析

孙中山社会主义的性质问题,是孙中山研究中热烈争鸣的一个问题。兹略抒管见,就教于学术界前辈及同行。按照孙中山自己的表述,他所倡导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早在1911年,孙中山曾说:“余实社会主义家也.”就连他的论敌、保皇派巨魁梁启超也公开承认:“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在孙中山的大量文稿中,社会主义就是民生主义的同义语。判断历史人物思想性质的主要根据,不是他本人的主观意图,而要看其思想的客观社会效果。这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屡次教导我们的一条重要原理。评价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无疑也应遵循这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