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孙中山自同盟会成立后,反复强调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自由发展,同30多年前马克思就俄国前途问题所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理论意向与思想内涵都是十分接近的,同样可以视为一种“跨越”理论.而且,这一“跨越”理论还是民生主义的主题,其“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主张都是为了达到“跨越”之目的.在“跨越”如何可能之问题上,孙中山的思路亦为正确,既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和思想的传统,亦看到了近代中国同世界先进文明的交流与融汇的关系.     

对市场迷信说不

无论人们心态如何、情愿与否，我们已处在资本主导一切的全球化时代。既往教训告诉我们，只要以资本为本，就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时代。因此，甚至早在100年前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纲领，都明确了“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相辅相成的内容。     

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及其归宿

根据目前可靠的资料来看,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最早是1903年在日本东京创办军事学校时提出来的。1905年7月,在东京召开成立全国统一革命政党筹备会议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被正式确定为同盟会的纲领。同年11月,孙中山在为《民报》写的发刊词里,将这一纲领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平均地权”。 1906年,孙中山先生主持制订的《军政府宣言》里指出:“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祇,国民平等享之”。     

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民生建设的深刻启示

民生问题关乎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政权兴衰治乱。近代中国在反动势力统治下,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孙中山认为列强的侵略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腐朽的封建专制社会制度是国家衰弱、人民困苦的内在原因,土地、资本的垄断剥削是劳动群众民生凋敝、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技术落后、实业不发达是民生难以改善的瓶颈制约因素。解决近代中国的民生问题、为众生谋幸福,必须实现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必须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必须通过实施门户开放主义、大胆借鉴西方文明成果来发达国家实业而又节制资本、防止大地主大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压制人民群众从而引发劳资间的社会冲突。其思想给当前我国的民生建设以深刻启示。     

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

孙中山在对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基础上,以自己独特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以"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这一经济纲领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但是,这一思想中"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是应该肯定的.     

论孙中山先生的权能分治理论

权能分治理论是孙中山先生关于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重要设想。孙中山先生说:“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这是关于政权与治权最简明的解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也说过:“政府只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政权与治权的关系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和它的执行者的关系,这是任何形态的国家、政体都具有的和无法回避的国家政治结构当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孙中山先生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一) 在君主专制国家里政权与治权完全由皇帝一人独揽。法王路易十四说:“皇帝和国     

晚年孙中山对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

十月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国家政权问题上,他提出要由“全体平民自己组织政府”,“造成一个人民为主体的国家”;在经济制度上,提出国民经济主要部门“应由国家经营”,“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这些探索为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合理的因素。     

“大斗出、小斗进”辨——关于“田氏取齐”一则史事的剖析

“田氏取齐”是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一个典型.近来史学界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认为齐国大夫田(陈)氏,长期利用“大斗出、小斗进”的手段拉拢民众,壮大势力,借以夺取政权.例如郭沫若先生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就这样论述道(该书写于一九五二年二月,一九七二年七月再版时又写了代序重申这一观点):     

洪仁玕“新政”与封建羈絆

在探讨太平天国败亡的内部原因问题上,迄今的一些论著,大多以1856年天京内乱为源。应该肯定,天京内乱大伤了太平天国的元气,但如果说自此以后,再无“中兴”的可能,是不确切的。事实上,在天京内乱后,天京政权又屹立了8年之久,比“內乱”前的4年,要多一倍。而且也就是在这8年间,洪仁玕按照“古所无者兴之,恶者禁之,是者损益之”的原则,提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东洋之冠冕”的第一个近代化方案。并随着其政治、经济主张和军事战略的部分实施,到1860年,太平天国在各方面都有显著的好转,到处呈现出一派昂扬奋发的气象。如果以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政权,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完全可能的。曾在太平军任职的英人呤唎,当时也认为“太平军的最     

小议“秦失其鹿”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蒯通言于高帝曰:“秦丧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杨树达先生云:“余谓鹿、禄同音,此以鹿双关为禄也。”①近年仍有以此为双关之例者②。我认为:此“鹿”字不必强解为“禄”。《史记》集解引张晏曰:“以鹿喻帝位也。”确解无疑。那么,“鹿”的这个比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 先民们以渔猎为谋生的重要手段。鹿在中原一带很多,成为他们狩猎的重要对象。今河北省多有以鹿为名之地。如涿鹿、钜鹿、束鹿、束鹿岩、获鹿、鹿泉等。③无不与     

“无棣”考释

《左传·僖公四年》记齐桓公伐楚,楚使臣责以师出无名,齐相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穆陵,北至于无棣。”关于“无棣”的地理位置,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注为“齐国的北境,在今山东省无棣县附近。”犤1犦(P14)郭锡良、许嘉璐诸先生的《古代汉语》教材注释与之基本相同。臧励和等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于“无棣”条下亦释为山东省无棣县。犤2犦(P912)修订本《辞源》亦从之而不改。犤3犦(P1961)诸家之注释因流传广、影响大,而“无棣”为山东省无棣…     

罗斯福“新政”的经济指导思想之我见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为挽救严重的经济危机下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实行了“新政”。罗斯福“新政”的经济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新政”是以某一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的观点为指导思想的。就我所知,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一、认为“新政”的指导思想是凯恩斯主义。二、认为“新政”是以三十年代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为经济指导思想的,且认为这一学派的观点“是和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凯恩斯的理论或凯恩斯主义相吻合的”。     

连词“所以”产生的时代与条件

连词“所以”究竟出现于什么时代?它是如何演变而成的?,目前对于这两个问题,语法学家们尚无一致看法。就此,也谈一管之见。关于连词“所以”产生的时代,王力先生以杜甫诗中“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为证,认为产生于唐代。刘冠群先生以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为据,认为产生于南朝。潘荣生先生以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中“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无所措其锐,百兽无所容其凶,居败能成,在危独安也”为例,认为产生于晋代。近年,我读及《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     

农民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性的”吗?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为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曾举行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规模之大,为世界历史之所仅见。其间,有不少农民起义领袖,先后在一定时间内,曾在局部地区建立过政权。这种政权属什么性质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凡农民建立的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性的”(孙祚民:《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载《人民日报》1964年2月7日)。笔者以为,此说,在理论上和史实上,都难以自圆其说。     

论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社会主义“红绿灯”

“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组合决定了人类现代化历程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道路。其中,国家作为“管理者”在处理资本与劳动二者关系中发挥协调功能是极其重要的。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既超越了以资本主体化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又超越了以国家主体化为主导的苏联现代化模式,重新构建了“劳动、资本、国家”三者的关系,开创了一条以劳动者主体为主导的现代化新道路。如果任由资本野蛮生长必将酿成社会的“政治混乱”,因而国家必须给资本健康发展设置“红绿灯”。唯有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发挥国家作为“管理者”的协调功能,才能让资本的逐利本性服从于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初心和价值目的,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浅析毛泽东对孙中山民生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孙中山民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中国共产党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一方面继承其民生经济思想的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又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实现了对其的超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一方面努力探索如何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另一方面又对民族资本主义进行改造,最终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确立。     

再论“引黄入晋”问题

关于“引黄入晋”问题,在山西已议论多年,早在七十年代中期,省主管部门便提出了“引黄入晋”问题,当时主要是从以粮为纲大抓水利的观点出发,为了扩大灌溉面积以改变山西农业低产面貌而提出来的。这个想法后来是不合时宜了。近年来,由于中央确定要在山西建设煤炭能源基地,主张“引黄”的人又找到了新的依据,认为建设能源基地需耗用大量的水,而山西水源不足,“引黄入晋,势在必行”。山西省到底需不需要搞“引黄”,已成中央和山西省委密切关注的问题。关于“引黄入晋”问题,在1979年省技术经济研究会上,我就发表过浅见,认为没有必要搞,现在我仍然认为不     

执政党必须充分认识经济建设是最有意义的政治活动

列宁认为,由夺取政权的党到掌握政权的党,其工作重心是有着很大区别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前工作重心主要是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世界;而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则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建设新社会来开展自己的全部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预见性地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已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     

西方“福利国家”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问题颇为关注,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笔者仅就国内学者探讨研究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福利国家”的缘起与发展“福利园家”的缘起学术界较一致地认为,尽管“早在中世纪,西欧天主教就办一点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慈善事业”,或“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英国就有过‘济贫法’”,但真正称得上“福利”二字的却始自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时期。其理由是:德国的福利设施,是通过政府的各种计划为经济生活提供基本保证,并以各方面的立法形式来体现,从     

敦煌“变文”研究史述论

对于敦煌卷子中的大量讲唱文学写本,由于原卷残破太多,又题名杂乱,人们对其有一个认识过程。最先,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有人认为它们是“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有人认为是佛曲、俗文、唱文等,后由刘复、郑振铎、王重民、向达、孙楷第等先生以及日人狩野直喜、青木正儿、那波利贞、小岛祐马等先生多方考证,方认识到“变文”之名及此类作品在敦煌讲唱文学写本中的比重,经郑振铎先生提倡,以“变文”统称所有敦煌讲唱文学写本,得到了世界上众多学者的公认。但什么是“变文”?为什么叫“变文”?以“变文”作为统称正确与否?问题并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