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西部金文地名探源——以“漆”“杞”为例

夏朝灭亡后，夏族的一支曾西迁至今陕西、甘肃境内，并与周人联姻。周人后为戎狄所迫，向南向西迁至今陕西关中西部地区自称“有夏”,迁徙沿途地名印证了两族先民的足迹。《亳鼎》中的地名“杞”与《后汉书·郡国志》中记载的“囘中”之“囘”当为一处，是为夏族后裔西迁后的所居之地，即《左传·僖公三十年》“杞子”所在的秦境之“杞”。《散氏盘》中的“漆”地为随周人迁徙所经之地。     

“唯识”与“唯了别”辨析

在《唯识三十颂》的四个译本中vijāna与vijapti及vijaptimātratā的语义与义理有各不相同的内涵，以“唯识”迻译vijaptimātratā，并非玄奘未经考虑的做法，即使以安慧《三十唯识释》（或译《唯识三十论》）来看，也难说就是“误译”，更谈不上由此“误译”而引来的研究唯识的千年“误区”。     

论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

在文学这个大家族中,报告文学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诸样式相比,起步最晚。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才开始出现《赤都心史》、《饿乡纪程》、《暴风雨》、《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这些可以看作是报告文学的作品。而“报告文学”名称的正式引进与提出,则已是三十年代的事了。“左联”成立后号召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在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明     

谈《女神之再生》的艺术特色

《女神之再生》是《女神》诗集中的代表作品,也是《女神》诗集一名的由来。这是一篇诗剧,作者写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在发表的当时曾附有“书后”。在“书后”中说,此诗剧应李石岑之邀,允在《民锋》上代为发表。正月初旬写成,初为散文,后在郑伯奇、成仿吾、郁达夫     

陶诗“一去三十年”注释商榷

陶渊明《归国田居》组诗的第一首，开头四行写自己辞官归田的原因：“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其中“一去三十年”句中的“三十年”，应如何理解？据［宋］吴仁杰《靖节先生年谱》的说法，认为“一去三十年”句“当作‘一去十三年’”。理由是：陶渊明在诗中说自己年轻时是喜爱丘山园田的，后来却出仕做官，误落了尘网。误落尘网多久呢，三十年。这“三十年”吴氏认为有问题。吴氏推算，陶渊明自太元十八年癸巳（公元三九三）出任江州祭酒，到乙巳（公元四０五）辞掉彭泽令归田，做官做了十二年。而《归园田居》…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陶诗《归园田居五首》其一:“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其中的“尘网”,向来被解作“仕途”。可是,从陶渊明出仕到归隐,算来算去,怎么也够不上“三十年”。但若从二十九岁初仕为江州祭酒算起,至辞彭泽令归田,则恰恰十三年,于是吴仁杰断然改作“十三年”,王瑶注《陶渊明集》(作家出版社1966年版)因之。近人或雨说并存。张芝《陶渊明传论》谓:“何孟春本引刘履说‘三当作踰,或在十字下’,陶澍又说‘三当作巳’,那就是这句话有这样几个可能:一去三十年,一去踰十年,一去已十年。但他们都没有注意‘一去三十年’是陶渊明所常说的,正如上引‘闲居三十载’见《还江陵》诗。且宋曾集本校各本异同最富,但此句下并无异文。故作‘一去三十年’为是。”这个结论是对的。只是,仅以“三十年”“是陶渊明所常说的”为论据,则嫌单薄。     

晚唐五代至明初汉语事态助词的历时嬗变

从晚唐五代到元末明初时期,近代汉语中的事态助词“来”、“去”、“了”语法特征尤其是语用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在三个时段的三部代表性著作《祖堂集》、《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水浒传》中得到了充分反应.《祖堂集》中的事态助词有“来”、“去”、“了”三种,“去”与“来”和“了”使用频率相当且分工明确：“去”修饰于“表将来发生的事件”之后,“来”和“了”只能用于“已发生的事件”;《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去”已仅见3例,“来”和“了”的功能扩张,填补了“去”的空白;至《水浒传》,事态助词“去”已销声匿迹,而“了”则取得了表示事态的决定性优势.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贺信

《南都学坛》杂志社： 值此《南都学坛》创立三十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三十年来,《南都学坛》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学术繁荣为己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倡导学术民主,推动理论创新。尤其是“汉代文化研究”栏目,在汉文化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说文解字诂林》的编纂体例问题

《说文解字诂林》及其《补遗》(以下简称《诂林》正补)是丁福保历时三十年对《说文解字》“积久钻研”、“有一隙之明”后,以“博采通人、信而有征”为宗旨,“集萃众说、校正异同、推究义蕴”编纂而成的、震惊中外学术界的专著,在学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治《说文》者最便利之捷径”(《诂林》评语),实具继往开来之功.本文拟着重讨论《诂林》正补的编纂体例问题,并对前人所论《诂林》的价值有点补充.     

论周朴园对侍萍的冷酷无情——向曹禺同志及其他老前辈请教

在曹禺同志的《雷雨》中,周朴园对侍萍是“情深义重”还是冷酷无情,一直是人们讨论中的问题。持前者观点的理由是:周朴园在三十年前将侍萍赶出家门是迫于封建家庭和世俗舆论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三十年来,周朴园一直怀念着侍萍,其表现方式是身穿旧衣服,对侍萍住过的房间,里面的家具摆设全然不动,不论多热的天也不许开窗,在周朴园认出侍萍后,先是开一张五千元的支票,后又预备寄走两万元给侍萍。猛跟一看,周朴园“三十年的一贯表现”足以证明他对侍萍感情笃深。其实这“怀念的三十年”,正掩盖着他对侍萍冷酷无情的三十年。     

《春蚕》与“丰灾”小说

出现在三十年代文坛上的以《春蚕》为代表的“丰灾”小说,在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中,是独树一帜的。茅盾首先以他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丰收成灾”带给农民的贫困与哀愁,造成时代的动乱与苦痛,开了“丰灾”小说之先河,写出了象《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那样独具风格的作品,其中尤以《春蚕》成就最为突出,震动了中外文坛,赢得了读者的好评。日益深重的农村破产,“丰收成灾”的     

论《子夜》

五《子夜》还有一个特别值得称道而为向来评论者重视不够的地方:它为我们留下了三十年代初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茅盾在《子夜》的《后记》中,说他本来打算把“一九三○年的‘新儒林外史’”也“连锁到现在这本书的总结构之内”,后因健康情况不允许,便把它“割弃”了。现在《子夜》这方面的描写,规模或者不及作者原计划之大,但它还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了神态逼肖的反映,可以称得上是“蔚然大观”的。     

卞之琳三十年代前期的诗作

三十年代,是卞之琳新诗创作的旺盛期。除《三秋草》(1933)、《鱼目集》(1935)、《汉园集》(1936,与何其芳、李广田合集)、《慰劳信集》(1940)外,1942年出版的《十年诗草》,他自称是他三十年代的“诗总集”了,收诗仅75首,可见其选诗之谨严。他的三十年代诗,以全面抗战开始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本文只就卞之琳三十年代前期(1930——1937)的新诗创作进行评述。     

评《试论“自由人”》

三十年代初期“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对于推进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九八O年前后发表的几篇评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章,对于“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消极的反动的作用很少抨击,反而替他们把原来已为人们所揭穿的假面具重新戴上,多方袒护,倍加赞许,说他们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这就对三十年代的这场论争,得出了很不恰当的结论。《扬州师院学报》一九八O年第四期发表的《试论“自由人”》(下简称《试论》)一文,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对于这篇文章,我曾发表过一些意见,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展开讨论,因而时隔两年分歧依然存在。为了探求真理、明辨是非,现在我将原稿整理一下,对《试论》一文,就以下     

《自由谈》副刊的文学角色初探

中国报刊史的研究者和新文学运动的老前辈们,提及三十年代初(1932年底—1935年)上海《申报》革新后的副刊《自由谈》,对其中小品文、杂感文异常活跃的局面,以及这个局面怎样使中国杂文走上一个新台阶,怎样与新文学运动发展有着联系时,都持肯定意见。的确,由于三十年代初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化围剿”白色恐怖,“左联”进步刊物大部被封,那时的《自由谈》便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呼吁抗日救国,抨击国民党对日屈     

近十年张爱玲研究综述(下)

三、《金锁记》研究1、总体评价《金锁记》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及其在张爱玲创作中的意义,学术界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说:“《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而对《金{锁记》最早作出较高评价的是傅雷,他在作品发表不久,就指出它是作者“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三十多年后,唐涛认为“这个评论基本正确,”他说.     

《世界古代史论丛》评述

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两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共同编辑的《世界古代史论丛》第一集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论丛》编者在“小引”中说,“我们的任务是垦荒播种,从零做起,脚踏实地,不务空言”,这是编辑本文集的指导思想.本集所反映的可以说是近年来国内世界古代史科研工作者“垦荒播种”取得的可喜收获. 本文集系一九八○年春集稿的,全部约有十七万多字,共收七篇文章,附有大量图表.这些文章是:《三十年来的古人类学》,《近三十年来前陶新石器公社的发现》,《西欧封建社会研究近况》,《荷马问题及其他》,《论黑劳士制度》,《苏美尔王表》     

略论巴金的《家》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一批五四以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巴金的《家》就是其中之一。《家》是巴金解放前的代表作,也是三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它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在国外,曾出现了多种的外文译本。但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也被“四人邦”打成大毒草判处死刑。“四人邦”歪曲它是“对封建制度的维护和美化”,是“三十年代的一股反动逆流”,把它划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产物。作者巴金同志也受到“四人邦”的残酷迫害,张春桥甚至咬牙切齿痛骂,对巴金的处理,“不枪毙就算落实政策”,疯狂迫害革命作家。     

《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中期

关于《金瓶梅》成书的年代问题,中外研究者们有好几种说法。主要有两大说:一说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简称“嘉靖说”);一说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简称“万历说”)。“嘉靖说”是一种旧说,而且据的是传闻,没有扎实的根据。到193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期上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第一个同旧说进行挑战。次年(1934)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后来主张“万历说”的越来越多;黄霖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更为精     

“第三种人”新探

三十年代初,当左翼理论家与“自由人”胡秋原所展开的一场关于“文艺自由”问题的大论辩正趋向高湖的时候,《现代》月刊编辑之一的苏汶,带着他那引人注目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的文章参加了论辩。他自称是“第三种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