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与晚清近代外交

国际法的传入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利用国际法进行对外交涉,是晚清近代外交发轫的重要标志之一①。同时国际法的传入又促使了晚清其他近代外交理念的萌生,推动了中国和近代国际社会的接轨。但同时,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并不是很成功。     

国际法与晚清近代外交

国际法的传入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利用国际法进行对外交涉,是晚清近代外交发轫的重要标志之一①.同时国际法的传入又促使了晚清其他近代外交理念的萌生,推动了中国和近代国际社会的接轨.但同时,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并不是很成功.     

略论晚清传统法律意识的嬗变和晚清修律

晚清社会,促使传统法律意识向近代法律意识转型的因素有二:外国资本主义裹胁的西方先进法律文化输入和中国人民的逐步觉醒,试图学习西方、融入世界。结果是使中国知识分子具备了初步的国际法、民主宪政和权利义务等新意识,并指导晚清的变法修律活动。     

清末修律前西方法学输入述论

历时十年的清末修律,是中国传统法制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变革的启动,与晚清时期传统法制不能适应社会变化之需,日益暴露出种种弊端有关,也与国门大开后西方法学不断输入,对传统法律观念形成强烈冲击,进而不断瓦解人们对传统法制的遵从心理有关.西方法学在晚清社会输入所凸显的坎坷,从本质上讲,是它与晚清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凿枘不合的必然结果.     

近代国际法与中法马江战役

晚清中法马江战役期间,法国和中国对近代国际法持有大相径庭的态度。深谙公法的法国屡屡干犯国际法,公然蔑视公法的道义与权威。与此同时,清朝却诚实而谨慎地应用国际法处理国际关系,努力恪守国际法外交、战时条例。近代国际法在马江战役期间中法双方的不同应用和对待,彰显了国际法背后的强权殖民行为和它对弱国极其有限的维权作用。     

晚清军事训练思想探析

晚清中国,战事接连不断,武装冲突此起彼伏,加之西方军事文明冲击并融入中华传统军事文明,晚清军事家们在大量的战争实践与军队建设实践中,继承传统、借鉴西方,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军事训练的重要思想,并与军事训练实践活动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使传统的军事训练走向了近代化。晚清军事训练思想对当时并对以后不同时期的不同军队产生了一定影响。     

西方驻华外交官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认识与研究

晚清时期西方驻华外交官是19世纪西方学习、研究和应用汉语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自己的实际经验发现了欧洲经院派汉学家在研究汉语时对当时书面语的忽视,进而提出文件体书面语的概念。以英国驻华外交官密迪乐、威妥玛以及德国外交官夏德为代表的西方人致力于对·文件体书面语的教学与研究。他们开创了近代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全新模式。文章从美国及加拿大图书馆所保存的密迪乐、威妥玛以及夏德关于文件体书面语的专著、教材和工具书入手,围绕晚清时期西方驻华外交官对文件体书面语所展开的教学及推广情况,从一个特殊角度再现近代西方人特别是驻华外交官员学习和研究汉语的历史原貌。     

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双重秩序下演进。清政府开始在中朝宗藩关系中策略性地引入国际法:既以条约不可违犯的国际法规范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又利用某些自然天成的自然法学说来强化宗藩秩序的天然理性。尽管宗藩观念与国际公法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清政府却对国际法有意误读与取舍,实现宗藩关系的自适性调整,主要体现于:运用国际法的均势理论建构朝鲜半岛国际均势;通过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塑造朝鲜二元国际身份;按属国体制建立朝鲜近代驻外使臣制度。总体而言,宗藩体制引入国际法,以维护中国宗主国身份和朝鲜附属国地位为依归;宗藩关系对国际法的利用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屡屡在国际法的支援下实现因应调适。宗藩体制与国际法的繁杂关系,展现了晚清中国面对西方国际关系冲击的本土立场和向近代外交转型的内在动力。     

形似而神不似——公司制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本文简要回顾了晚清时期中国引进西方公司制度的历程。一些资料表明,作为一种有效筹集资本,极大的促进西方近代生产力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公司制在引入中国后即被“扭曲”。在近代中国各种条件的“滋润”下,一些企业中贪污腐化严重,阻碍了对于清政府命运至关重要的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因而,本文呼吁大力开展西方公司制度的中国“语境”研究。     

援西入中会通公法:《公法导源》与国际法移植

国际法在晚清中国的移植,不仅涉及文本的时译.更重要的还在于新知的构建与中西文化的沟通.<公法导源>作戈丘代中国最早的一部由国人撰写的国际法著作,不仅阐述了国际法基本知识与规范,还借助"导源"这一文化解读方式,从<春秋>等儒家经典中梳理出能与近代国际法具体内容相似、相通的规范与史例,以发掘出中国古代国际法渊源.<公法导源>在近代中国移植国际法的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公法导源>彰显的文化多元起源现念和中西文化交流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     

文化不适应视域下晚清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中国在近代与西方两极相逢，遭遇了重重的文化危机，并由此而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态势和走势。晚清时期，中国文化安全危机的形成及其脱困经历有自身的规律及相应的内在机理，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在晚清时期的国家文化安全危机根源于传统文化未能与时俱进地发生现代转换，这使得中国固有文化在先进性、民族性及现代性等方面出现了三重不适应。17世纪以来，中西方文化对比出现了日益扩大的历史性悬殊，在趋势上呈西升东降之势，文化先进性由中国转移到了西方。西方携先进性优势，强势打破了中国大门，从而在民族性层面上使传统文化处在藩篱破碎的破防状态，中国传统文化未能转生出现代性，国家文化危机的克服缺乏可以依赖的现代力量，晚清中国深陷国家文化安全困境，难以自拔。     

中国近代诗歌变革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

晚清“诗界革命”以来的近代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处于变革时期的产物,它不仅留下了一大批带有变革倾向的作品,而且开了后来“五四”现代新诗的先河。而西方浪漫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诗坛,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变革则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晚清国际法输入述论

国际法主要是指国家之间的行为规范 ,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起源于欧洲 ,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 ,在国家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为各国所公认、用于处理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规范。自鸦片战争起 ,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 ,晚清帝国逐渐卷入以欧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由此而有国际法的输入。关于中国与国际法的最早接触 ,一种说法是 ,早在明末清初 ,来华耶稣会士已经将国际法介绍到中国 ,1 648年左右 ,马丁·马提尼神甫 (即卫匡国 )曾将国际法先驱者之一、西班牙人苏阿瑞兹 (Suarez)的拉丁文著作《法律与作…     

晚清驻外使臣的群体构成与知识结构

甲午战前晚清使臣群体的知识结构以中学为主,与近代型的外交专业人才有着很大差距。甲午战后,这种状况则有所变化,他们的专业知识色彩日益鲜明,逐步以其特有的知识结构形成一个有别于中国国内官员的群体。中国传统官员以通才为特征,而近代西方国家官员却以专才为特征,晚清驻外使臣知识结构的变化正显示了中国官员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趋势。     

黎庶昌的文化观

<正> 黎庶昌(1837—1897年),字莼斋,贵州遵义人。近代中国适逢异质的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渗透之时,各阶层人士对于西方文化的感受不同,反应也有一定的差别。黎庶昌是晚清时期被清政府派出的五十多位出使大臣之一,我们从研究中发现,他的外交生涯对他的文化观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就一个外交官的文化观的变化略作分析。     

略论近代外交家张荫桓对西方文明的考察

张荫桓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在担任驻外公使期间,他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认真考察西方文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他详细撰写的出使日记,是国人了解西方的宝贵资料.在晚清时期出使西方的官员中,张荫恒通过自己对西方文明的观察得出了自己的认识,这些认识对当时国人关于西方世界的认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福尔摩斯探案》译本对中国近代侦探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晚清时期西方侦探小说翻译中《福尔摩斯探案》颇受青睐,研究者将霍桑探案的作者程小青比作沟通中西侦探小说的桥梁人物。但福尔摩斯探案的翻译与霍桑探案的创作之间并非直线移植关系,期间福尔摩斯探案的接受经历了非常艰辛的接受历程。本文通过该译本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接受状况探析其对中国近代侦探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影响。     

移植与创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之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商事立法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晚清《公司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从《公司律》到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移植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是近代中国公司立法的主要途径。但回顾近代中国公司立法史,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为适应各时期工商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不缺少在移植基础上的大胆创新。近代中国公司法一贯采用的集诸多公司类型于一体的单行法模式,对世界公司立法也是具有贡献意义的立法经验。     

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的发轫及演变

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肇始于晚清,发展于民国,是中国传统集权财政思想向近代财政分权思想转型的标志。晚清时期,部臣疆吏对税收划分标准和地方税分级展开了讨论;北洋政府时期,政学两界的讨论将税收划分深入到支出责任的划分,并提出将田赋划为地方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分税制思想从税收和支出责任划分进一步深入到事权划分,并延伸到分税制制度类型及补助金制度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税收划分标准从五花八门到渐趋统一,地方财政从省县不分到各自独立。可以说,近代分税制思想为近代中国分税制立法与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     

试析晚清时期外交官员的国家主权观念——以曾纪泽为中心

19世纪60年代,晚清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向西方国家派驻外交使节,由此而形成了一个近代外交官员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一些外交官员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逐渐受到西方外交理念的影响,接受了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其中曾纪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以曾纪泽为代表的近代外交官员的国家主权观念是晚清时期外交近代化的反映,也在外交活动中挽回了部分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