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与范蠡考

<正> 越王勾践灭吴,发生在春秋与战国交替时期。这个历史故事流传很广,与这个历史故事有关的许多人物都为人们所熟知。其中的西施与范蠡,更具有神秘的传奇色彩,一向为小说家和戏剧家所青睐。但这两个人物真实的历史面貌如何?本文打算略加申述。西施是中国美女的代表,几乎人人皆知。但是历史上的真正西施,详知的人并不多。考察一下有关记载,应该有两个西施:一个是古老的传说中的美女,一个是曾参与勾践灭吴事件的越女,而且后者是借用前者的名字。春秋末期,地处我国南方的越吴两国,相互争霸,战争不已。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败于吴王夫差,退守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十二里),面临灭国的危险。在大夫文种、范蠡等人的策划与帮助下,经过二十余年忍辱负重、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转败为胜,于公元     

吴越槜李之战及其有关史迹

越国和吴国一样,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东南沿海的一个古国。它是由越族建立的国家,当春秋中晚期吴国已十分强大时,它仍然“披草莱而邑焉”。因此,虽有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的槜李之捷,但由于国力不如吴国,当吴王夫差“悉发精兵击越”,致有夫椒之败和会稽之耻,为了振兴越国,勾践迁都会稽并“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主”,成为百越历史上一件十分引人注目的大事。浙江是越国立国之地,在这块土地上,越王勾践“苦身焦思”,进行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也就在这块土地上,越王勾践率领千军万马与吴国发生过许多次规模巨大的战争。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疏略,再加自然面貌改变诸因素,使许多史迹湮没。笔者在现场踏勘的基础上,拾掇旧乘,草成此文,拟对吴越槜李之战的有关史迹作点评述和探索。     

春秋吴爵位考释

爵位为商周时期天子以下的五等禄爵,即公、侯、伯、子、男.<春秋经>中记载吴君寿梦及其后历代吴君爵位为"吴子".<史记>记载西周初年,吴五世周章受西周朝廷"封之",后世学者注为"武王追封为吴伯,故日吴太伯."<史记索隐>引<国语>则说,"吴本伯爵也".春秋后期吴国君寿梦时,晋"联吴制楚"后,吴国与中原列国通好.在吴与中原列国国君晤面的外交场合,<春秋经>记载中原列国国君爵位时,却不记吴国君爵位,且多用模糊吴爵位的"会吴"及"会""吴人"等记之.<国语>记载关国君夫差在黄池盟会与晋争霸时所说的"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进则不敢,退则不可",表明了夫差对吴君爵位"吴子"的不满,而这一时期发生的"吴来徵百牢"事件,既反映吴国君夫差以极端形式表现对出吴君爵位排次较后的反弹,同时也表现出对中原文化及其礼制的不满.     

惟有尝胆 何曾臥薪

“卧薪尝胆”这一成语,旧说出自春秋时越王勾践发愤复国的典故。如翦伯赞主编之《中国史纲要》说:“越王勾践战败以后,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越的国力渐渐恢复起来。”林汉达编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也说:“     

《左传·定公六年》"吴大子终累"解析——兼及吴地文化的历代叠加与层累

<左传·定公六年>突兀提及了一个历史人物"吴大子终累".后,其人在<左传>中再无记载,亦无补记.后世诸多文献,如西汉时的<史记>、东汉时的<吴越春秋>、西晋时的<春秋经传集解>、唐代的<吴地记>、南宋的<吴郡志>、元代的<吴越春秋音注>、明代<东周列国志>、清代<曲园杂纂>等,都对这一历史人物与吴王阖庐(阖闾)、夫差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解析.在梳理与之有关的学术论述后,着重指出:吴地这一历史人物引发历代不绝如缕的评述、争论,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论述链条.其背后,展现的是吴地学术的涓滴成水.同时,它也清晰地构成现代苏州经济生活中某些产业(如旅游等)的丰厚人文基础.     

上海的历史沿革

上海地区古为疁县,属于扬州之域。春秋时属吴国,隶属姑苏(今苏州)。吴亡,属于越。战国时属楚。秦统一中国后,始置娄县,领于会稽郡。三国时,上海一带属东吴。五代十国时期,东南建立了吴越国,上海一带属于钱氏吴越(吴越王钱镠)。当时的上海称为华亭海。华亭即今松江,华亭是元以后才改称松江的。北宋统一中国后在江南东路(自江宁至鄱阳湖一带)的东面建立两浙路(浙东路、浙西路),上海一带属于浙西路。     

唐明皇为自己建铸铜像

古中国记有铸金人之像的，有见于春秋末期勾践为记念范蠡所立金像。“越王乃使良工铸金像范蠡之形．置之坐侧，相夕论政”《吴越春秋》卷十《勾践伐吴外传》。后来秦始皇聚六国兵器于咸阳，仿翁仲形，铸有十二金人；西汉霍去病北征匈奴，夺得祭天金人，也皆是铸像，但这些铸像，盖为他人形像而传，仅都是为某种需要所铸，并未普及民间。中国史有为己树碑立传，且遍及全国，令黎民百姓顶礼膜拜者，当始自唐明皇李隆基。据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称．“开元年中天下铸圣像，郡皆一，而潘独二；力士以其本乡，故自铸其一也”（卷一百六十一《茂…     

九江、涂山、会稽考

大禹时的九江、涂山、会稽与战国秦汉以后的同名地点地望不同 ,大禹至春秋时的九江在湖南 ,涂山即会稽山 ,在湖南攸县一带。周穆王伐楚 (伐大越 )所至之九江及涂山之会的地望与大禹同。随大禹后代向北、东迁徙及楚吴、楚越及秦楚战争 ,楚国向东南扩张、迁移 ,吴越退至东南一隅直至灭亡 ,这些地名也一并移向东南 ,至秦汉设郡县 ,便依这些新地名     

吴越文化在探索中

春秋晚期,苏南、浙北的吴、越二国突然崛起,称雄一时。以致在战国时期,人们都把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与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并列为“五霸”。(或称“五伯”。伯者,长也,谓为诸候之长。“霸”是“伯”的同音假借字。)例如《荀子·王霸篇》说:“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     

《左传》“夏汭”考

对夏汭地望的几种不同注解春秋时期的"夏汭",两见于《左传》.昭公四年记有吴伐楚时"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昭公五年记有楚伐吴时"?射以繁阳之师会于夏汭".西晋杜预注:"夏汭,汉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古汉水(沔水)下游又称夏水,故春秋以至汉、晋,汉水之口称为夏口,此即《汉书·地理志》所记之汉水东流"南入于江"之处,约位于今湖北省武汉市汉口最东端的碪家矶至黄陂县南的沙口之间.不在今入江处.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儒家的群己理论与社会主义群己关系的架构

群己关系是不同社会关系之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的核心关系,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心问题。以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理论为指导,扬弃和超越先秦儒家注重中道、和谐的理论向度和思维方式,克服群己关系形上思考的二元对立,构建一种以人为本、中庸和谐、群己兼顾、共生共荣的群己关系和社会秩序,应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