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灵崇拜到“以德配天”:西周天命观的嬗变及其影响

商代君权神授为形式的神灵崇拜至西周发展为以"德"为核心的天命思想。西周统治者将"德"观念这一主观因素引入天命观,并衍生为私德和德政两个层面。这种全新的天命观念成为西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对西周统治者起到极大的示范和警戒作用。同时,作为文化的源头,西周的天命观又对后世社会在政治、哲学、文化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

华夷之变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民族观念,自春秋以来的2300余年间,大多数中原汉族王朝均奉为圭臬,相沿未革,因而也未能解决好北方的民族问题与边患问题。清朝统治者锐意改革,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以这种新型民族观念为指导,清朝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北方的边患问题,促进了中国政治与国土疆域的空前统一。     

“玄鸟生商”神话及其历史定位

"玄鸟生商"神话的重点在于表现天命信仰基础上的祖先崇拜,该神话因产生于"天命观"流行的时代背景下而具有了特别的政治意义,它追溯商先历史并在思想观念上为商民族的历史传承找到了符合当下主流观念的合法性基础。"玄鸟生商"神话是在周初之后以"天命观"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天命政治神话,并因与主流思想的吻合而为时人所信奉和传播,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该类神话叙事因具有加强和神化先祖、树立祖先权威、彰显当政者政治权力来源合法性的政治功能而成为中国古代此类天命感生神话的典型模式。     

试论周初德治建构——以《尚书》为中心

德治思想萌芽于殷商时期,关于"德"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尚书·盘庚》篇,其义为"直".周革殷命,周初统治者自觉摒弃殷人迷信天命的政治观念,致力于"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为主要内容的德治建设,大大丰富了德治的内容,并将德治思想与政治统治紧密相连.对于周初统治者在德治建设方面的诸多努力,《尚书》中有详细记载.周初统治者的德治主张是对当时社会变革诉求的积极反应,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关注现实、注重伦理道德的政治传统,并由此揭开中国政治"德政文化"的序幕.     

民间信仰、习惯法与生态环境——试析青海藏族生态观念对保护草原环境的影响

青海藏民族的部分生态观念集中体现在民间信仰和习惯法上,在一定历史时期,青海藏族民间信仰中的禁忌和自然崇拜等观念及其部分习惯法内容对保护当地草原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北方草原民族侍卫亲军制探析

侍卫亲军是北方草原统治者的具有私人武装性质的军队,它的存在促进了草原贵族的产生。然而,当北方草原民族建立政权后,侍卫亲军又具备了国家常备军的性质,成为统治者必须倚重的"居重驭轻"的常备精锐部队。数千年间,侍卫亲军始终护卫在北方草原各族统治者身边,或冲锋陷阵,或执掌宫廷要务,成为北方草原民族军制的重要特色之一。     

周代的祖宗崇拜与王权的历史特征

周代王权对于天神崇拜的目的,并不是要表现出王权出自于天神、天帝,而是以天神观、天命观作为王权的依据,从而使人们在信赖、依靠这一依据的时候,更加注意地去尊崇那周天子的王权。这就说明了周代王权在以天神观、天命观作为自己的依据的同时,还应该有着其他的内容和基础,方才有可能迫使人们既相信天命,又尊崇王权,服从于王权的统治。祖神崇拜,应是这一内容的核心部分。周人之祭祀天神、迷信天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周人认为的,他们的先祖是可以配天受祭的。     

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

西汉初年,儒家的总体趋势是为汉代大一统政权服务,也体现一定的抗争精神:发挥天下为公观念以批评皇位传子的事实,宣扬汤武革命的合理性以警告统治者。西汉中期,这一抗争精神有了新的发展:从哲学上对皇权作出限制和对统治者提出禅让的要求。西汉后期,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公观念为依据,发挥天命无常的思想,对皇权提出猛烈的批评和严重的警告。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试论周人的复古思想及其政治原则

周人本是僻处西土的蕞尔小国，经历了太王、王季、文王等几代首领的辛勤经营，至武王时终于一举击败了东方的“大邦”商，并取而代之成为天下宗主。殷亡周兴的政权更迭是出于天命抑或人为？周人经过对历史的反思作出了如下的回答：国家的兴替是由天命决定的，得天命者兴，失天命者亡，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在于统治者能否固守其“德”。因此，周代统治者提出了“帅型先王”、“古训是式”这一复古意味浓厚的政治原则，以保证天命永远地驻留在周人身上。 一、周人天命观念与先王之“德” 周人的天命观念是对殷人上帝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殷人的上…     

试论《金瓶梅》对天命观念的承袭

<正>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一是“天人合一”、“天人协调”。先秦诸子已把上古时代的“敬天”思想承袭发展为“天命”观念,两汉经学极力宣扬“天命”,特别是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说,魏晋玄学也开始了对“命运”的思考,这样,“天命”观念不但成了一种思想意识,还成为一种人生态度和超脱苦难的心态,成了古代文学一个重要的表现主题。诗歌与散文自不待言,就连人情色彩较浓的小说也浸润着“天命”理性的感悟,并成为人物与故事中的一条永恒延绵的骨架与血脉。在六朝志怪与志人作品和唐人传奇中,充斥着“天命”意识的浓重气息。在宋元话本和明清长篇小说中,“顺天”、“应运”、“知命”的观念也触处可见。《金瓶梅》在小说思想内容上多有突破与创新,但对传统的“天命观”仍然是因袭承传,成为人物与故事内容的一条思想线索,甚至把世情的生活内容与人情人欲的意识纳入“天命”的轨途之中,消弱了应有的思想光泽。归纳起来,有下列三个方面。     

早期北斗信仰及其道教化探微

北斗作为天象中的重要星辰而倍受人们的关注,并逐渐演变为北斗信仰,成为古代重要社会信仰形式之一。天文学意义上的北斗崇拜衍生出的北斗主生杀观念和厌胜观念是北斗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死观念与阴阳思想渊源相通,早期道教对二者进行有机整合,使北斗演变为北斗星君,实现了北斗主生杀信仰内容的道教化。北斗厌胜信仰也被道教所吸收,出现了北斗信仰仪式的道教化,北斗信仰在汉晋时期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道教化进程,实现了社会信仰形态的跨越。     

汉初“天命”政治认同理论的构建及其启示

政治认同是国家获得民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体现。西汉初期,为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稳定统治,统治者构建了"秦亡汉兴"的"天命"政治认同理论,从思想信仰方面引导和稳定了自"秦失其政"以来的紊乱民心,为西汉的政权建立和巩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堪称后世典范,其构建模式对我们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殷周之际天命观的转变与《周易》哲学思想的形成

卜筮是古人主要的决疑手段。殷周时代,卜筮的占问对象是至上神"帝"或"天"。这时的卜筮是一种探知至上神旨意和命令的活动,体现着殷人和周人的天命信仰思想。殷周之际,天命思想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周人针对殷人"有命在天"的观念,提出了"惟命不于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思想。《周易》正是这种天命思想转变的直接成果,其中包含着变易思想和重德意识,开始出现了哲学思想的萌芽。     

论哈萨克族民间信仰

哈萨克族的民间信仰源于古老的信仰,有着丰富的内容,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实践性和操作性。哈萨克族历史上的宗教信仰及其演变形成一种积淀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并成为民间信仰的基础和基本内涵,对哈萨克族民间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哈萨克族的民间信仰包括信仰系统(神灵系统包括天神腾格尔和“迦萨甘”等,鬼系统包括精、阿勒巴斯特和撒旦,祖先系统包括祖先崇拜、巫师崇拜和麻扎崇拜)、仪式(包括巫术、墓祭、治疗等)和象征等三大体系。     

萨满教对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形成与发展的作用

萨满教是远古以来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萨满教与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之间具有采借转换、涵化整合关系,因此,其教义思想蕴含着游牧民族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法律观念,成为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人文内涵包含信仰意识和血缘关系相依的群体团队意识、坚韧不拔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动态经济模式和活性精神因素的相互交融为原动力等内容。     

隋唐时期的兰州府(一)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汉族和各少数族来往频繁,融合紧密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兰州西方北方的少数族以游牧虏掠为生,由于各族统治者的挑拨,隋唐以来形成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兰州不时受到侵扰,北方有突厥、回纥的侵入,西方有吐谷浑与党项族的内迁。安史乱后,河西陇右陷入吐蕃,直到宋代。在这期间,由于双方统治者的利害冲突,也曾经发生过战争,自然给人民带来灾难。但唐代处理民族关系一般比较宽厚,因此,战争比起和平友好来说,毕竟是一时之事,战争绝不能代替和平相处成为历史的主流。     

帝王梦境与北宋“天命”观的缔造及重塑

北宋政权建立后,在天人感应思想背景下,统治者希望通过对“天命”的阐释来宣示正统和天意。北宋太祖、太宗、真宗、英宗、神宗诸帝,皆选择借梦境来强化自己与上天的联系,帝王梦境遂成为王朝缔造和重塑“天命”观的重要部分。梦境作为私密性很强的一种个人经历,具备巨大的解释空间,执政者正是利用梦境这一属性对政治生态施加有利于己的影响。在宋代的政治架构中,随着国家运行机制不断成熟和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壮大,皇权从实质性权力渐变为象征性权威,在这一皇权场域中,天人感应、信仰崇拜是梦境与“天命”滋生的土壤,梦境世界与现实世界逐渐被调整到同一维度,借助梦境塑造出天命所向从而给予现实权力更多的社会包容与接纳,这种潜移默化的舆论引导更加温和与含蓄,实际上透露出宋代执政者对以儒家“天道”理念为核心的社会舆论的一种妥协。     

周人的天命政治神学三命题

尽管天命思想的起源是几乎与至上神的信仰形成一样早,但是就其发展为一种系统化的思想学说——天命政治神学,是在西周初期完成的.西周天命神学的成熟,其动力最初来源于其政治合法性建构需要.周人的天命政治神学主要包含着三个方面的思想突破:一、“天命靡常”;二、“惟德是辅”;三、“敬天保民”.     

太阳神及其形象——日神信仰历程的初始阶段探析

<正>作为原始宗教中最早的自然神之一,日神是各民族神话或信仰中较为重要而普遍的神灵。在这些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中,日神诞生的内容十分突出,其各种形象一方面体现了这些民族信仰与智慧的特征,同时也反映了这些民族文化渊源尤其是思想认识的早期特点。日神的诞生及其形象在不同的民族和地区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一、日神的诞生 关于日神的诞生,我们可以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1、自生说 日神自生观念体现了远古先民朴素的认识,反映了人们对太阳崇拜的程度,这种观念隐含了创世之说——太阳神经常以创世之神的形象出现。 在古代埃及,根据其中的赫利奥波利斯     

中国古代祥瑞文化产生原因探析——以周初天道观的形成为基点

祥瑞(或称符瑞、祯祥等)是中国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吉祥征兆。祥瑞文化的产生客观上需要王权、天命、德行等因素的出现并与征兆信仰相互配合。周代初期,周人在反思殷亡的历史教训中摒弃了殷人极端的宗教观念,将王权与天命联系起来,以"德行"因素作为政治评判准则,进而形成了崭新的天道观念。新的天道观念的形成为祥瑞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并最终促成了祥瑞文化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