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法治规律及优化升级——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视角

从法治思维的视角来审视,新《刑事诉讼法》设立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完全契合法治思维,体现了法治规律和法治本质。从我国法治进程和法治方向的视角来审视,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应朝着常态化、实质化和司法化的法治轨道运行发展。当前检察机关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不少的问题和缺陷,检察机关应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建立健全制度机制,促进羁押必要性审查优化升级,以进一步尊重和保障人权,有效维护司法公正。     

审查逮捕权司法化孱弱的病理及诊治

现行刑诉法使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向着司法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实践中存在着提捕审查义务被搁置、证据审查意识淡薄、羁押必要性审查被遗忘,以及"构罪即捕""以捕代侦""不当羁押"与"逮捕绑架"等病理,此举有违审查逮捕权本应具有的司法化功能特质。须将此项权力与追诉权剥离,将审查逮捕案件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构建犯罪嫌疑人对逮捕案件申请复核的程序及防范不当羁押的机制,铸就此项权力的司法品格以实现司法公正。     

羁押必要性审查实证研究及完善构思——以某基层检察院刑事执行为视角

检察机关有权审查羁押的必要性,向办案机关提出建议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并对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整个过程进行法律监督,是刑诉法修改后对于检察权配置的优化与完善,是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适当减少监禁刑适用的新要求,也是强化对审前羁押措施的监督以及切实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检视现状分析,我国立法尚未明确规定该制度的具体操作程序、标准、适用范围等,导致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因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而无章可循,从而迫切需要逐步完善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程序规则和探索健全审查机制,以利于彰显司法人文关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建立对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

超期羁押是审前羁押制度不完善的集中体现,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侦查权行使缺乏司法控权。借鉴西方国家司法审查制度中的优秀经验,建立我国对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包括对强制措施的审查和对羁押期限的审查。     

论刑事羁押的程序化--关于改革我国刑事羁押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羁押制度的失范使刑事诉讼的正当性饱受怀疑和抨击.比较分析中外刑事羁押的制度理念、制度原理和制度操作,可知我国刑事羁押制度失范的根源在于其反程序的制度化设计,从而缺乏必要的自我反省能力.在吸收西方国家刑事羁押制度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通过羁押决定的司法授权和羁押的司法审查,以及通过对被羁押人参与权的保障来完善羁押制度的正当性,可以作为相关制度改革的一条新思路.     

我国台湾地区羁押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羁押制度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犯人的人权保障，历来都受到刑事诉讼程序的重点规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台湾地区以人权保障为基础，废除了检察官的羁押决定权，并对旧有的羁押制度进行大幅修订。较之我国台湾地区羁押制度红红火火的改革，大陆地区的羁押制度改革却陷入泥潭，动弹不得。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同源同宗，大陆法律文化和台湾地区相关制度文化也不存在较大差异。台湾地区的羁押制度改革在人权保障、羁押的司法审查、羁押目的实现以及发挥民间力量等方面对于大陆有一定的启示。     

论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机制是现代国家审前羁押制度的核心。它的目的在于制约公共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逮捕规定了相对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制衡原理的要求。但是,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的缺失,无疑是实践中不同程度上存在的滥捕、错捕、不适当长期羁押和超期羁押的重要原因。因此,建立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实属必要。     

论我国逮捕羁押司法审查程序的建构

基于分权制衡理论和人权保障理念,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均确立了逮捕羁押司法审查制度.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构建逮捕羁押司法审查模式的理论已经具备、条件业已成熟.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文章着重从司法审查的参与主体、逮捕要件的证明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救济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分析.     

试论我国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

在我国的审判前程序中，没有羁押这一强制措施，而是由拘留和逮捕强制措施的适用所带来的持续剥夺、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必然结果和当然状态，是依附于逮捕的法律后果。逮捕羁押是剥夺人身自由的最为严厉的措施，应当设立司法审查制度，保障被羁押人的基本人权，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制度势在必行。     

论法院和检察院的权力配置关系

以我国宪法规定为基础的法检权力配置关系,在法律解释上失之模糊,在制度实践中对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多有窒碍:检察院依抗诉权启动再审制度削弱司法终局性原则;检察官“监督者”角色打破法院中立的“三方结构”;宪制设计中的“两院”关系引发法检双方角色认知冲突;审前羁押审查制度分割法院司法审查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权有碍法制统一。要推进实质性改革,应考虑重构法检双方的权力配置关系。通过修宪取消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回归公诉机关的专门化职能,检讨并清理因“法律监督机关”定位而衍生的相关制度,将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权赋予法院,扩大公诉权范围以强化检察机关的“公益代表人”职能。     

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转移制约的分析

劳动力转移服从成本—收益原则,劳动力跨区域转移遵循的基本法则是迁入地收益应大于迁出地收益和迁移成本之和。根据这一基本法则考察我国传统经济体制和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劳动力转移,可以发现二者的区别:在传统经济体制中劳动力转移主要表现为行政转移型,劳动力转移困难且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劳动力转移模式逐步转变为自主转移型为主,但以户籍为首的制度体系的存在,形成了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加大了劳动力的转移成本。对此,应从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出发,进一步深化劳动力流动的改革。     

体制内司法改革的法理思考

司法改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立足于现行宪政体制,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价值目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务实思路。就我国目前而言,司法改革,除了内在体制、理念的变革外,也包括外在形式的各种符号性变化。“法官职业化”凸显了司法改革对“人的因素”的关注,它与司法外部构造上的“非地方化”和内部管理上的“非行政化”一起构成了目前和今后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程序是司法之特殊所在,故司法程序改革应当是司法改革的基础性问题。司法改革的理想是实现现代司法理念引领下的公平与正义,追求司法权的独立,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是一个渐进的漫长过程。     

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制度

法官制度改革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改革的进程离不开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引。现代司法理念的根本含义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其对法官制度的要求就是法官精英化和法官独立,因此应当从法官的选任和职业保障两个方面来改革我国的法官制度。     

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制度

法官制度改革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改革的进程离不开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引。现代司法理念的根本含义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其对法官制度的要求就是法官精英化和法官独立,因此,应当从法官的选任和职业保障两个方面来改革我国的法官制度。     

教育史学科的教育创新功能及其发挥

教育创新功能是教育史学科的基本功能之一。21世纪中国教育发展对教育史学科教育创新功能提出了迫切要求。其教育创新功能发挥的主要途径是:培养研究型、创新型的教师队伍;推动教育理论的革新;对现实中国教育创新和教育改革进行论证,并提供意见和建议。教育史学科有义务不断提高学术水平为教育改革服务,在中国教育改革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教育史学科教育创新功能的发挥将有助于中国教育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能动司法与司法改革

回到事实本身是澄清能动司法相关是非的基础和前提.能动司法既不是新发明,也不是舶来品,中国当下的能动司法是司法改革政策调整后人民司法传统复兴的产物.能动司法强调的是司法中人的作用,其本质上是一种贤人司法.最理想的社会治理图景是在拥有法治的同时也拥有贤能的司法者,故作为贤人司法的能动司法具有普世的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使命是建立和健全一套符合法治精神的现代司法制度,能动只是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当固守的一种道德优势,如果在还没有实现法治之时就将主要精力用于追求司法者的贤能上则是改革的错位和跑题.     

刑事审级制度的现实挑战与应对转型——基于当下刑事司法改革的思考

中国实行四级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这种审级制度设置源于法律移植、历史传统、地缘环境以及认知理念等因素的考量。但是当下正在积极推行试点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强烈冲击了司法裁判生效过程的一元化特征,并对各级刑事审判机关的职能划分提出了挑战,进而影响刑事审级制度的设置。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司法改革的推进,中国刑事审级制度的设置应当进行调整,实现司法裁判生效过程的多元化,并重塑各级刑事审判机关的职能划分。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

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历史背景、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及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作了介绍和讨论.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是为了适应社会的要求,司法制度改革主要是对司法组织的人事制度和民事审判制度进行,司法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观念滞后、改革缺少统一的规划以及改革未完全依法进行.司法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是司法独立进一步加强,法官资格更为严格、法官素质进一步提高,司法制度改革朝全面性展开,与司法制度改革相关的一些制度会伴随着司法制度改革而进行相应的变革和发展.     

高校在校学生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问题

高校学生从年龄上看,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由于其没有经济收入,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不能完全剥夺自然人的财产,则这类自然人若作为一类单纯的责任自负民事责任主体对受害人明显不公平。目前我国民法对该类人的侵权行为之后果规定为由抚养人垫付,然则垫付之意思表示为何和抚养人之范围并无明文规定,需对这类情况进行说明解释。结合代理与监护制度,分析法律规定之高校学生的民事行为能力与普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区别,说明此类人侵权后的责任主体范围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     

明辨法官员额制改革中被误读之概念——以甘肃省兰州市两级法院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司法员额制在改革的进程中遭遇了不同的声音,甚至有误读。误读的高频词语,当属"案多人少""僧多粥少""挤占名额"。这些被误读的词语没有反映员额制改革的真实面貌,容易让人对司法员额制度设计的初衷产生误解。兰州市两级法院司法员额制改革推进后近三年的司法数据,为明辨误读的概念、展现司法员额制改革在西部地区的部分实践成果提供了基础依据,也为进一步巩固员额制改革成果探明了有效路径。当前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充实审判辅助力量、保障员额常态化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应当探索创新考评方式,构建审判业务量化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