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下村上春树作品的比喻辞格——以《海边的卡夫卡》为例

村上春树的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出现了近200个比喻辞格,将通俗易懂的本体与喻体并置,形成意想不到的落差,并在落差间创设了一个相互流动的语义场,使语义增殖、发散,作品意蕴也因此更加丰富和复杂。村上的这种落差式比喻辞格的建构与其后现代语境下形成的认知模式密切相关。     

后殖民主义话语的文学表达——从村上春树小说《海边的卡夫卡》谈起

《海边的卡夫卡》是21世纪村上春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承转新旧世纪的作品,它一改村上以往从容、优雅、疏离、淡定的创作风格,而变得情切意深,急于总结和揭示微言大义的东西。     

布朗肖论卡夫卡的隐喻性写作——以《从卡夫卡到卡夫卡》为中心

布朗肖无论在文学空间抑或在哲学反思中,都没有简单地将中性视为一个阐释的整体概念。他认为,首要前提是将书写引进对中性与域外概念的哲学思考,因为不能以哲学的普遍化逻辑诠释文学的整体视域,同时也不能以文学的封闭性措辞进行哲学表达。在此基础上,布朗肖介入中性的范式重新审视作为文学的书写形式,以及试图形成一种不确定的游离状态,进而在思想的界域中形成文学的异在表达。换言之,布朗肖正是借由虚拟、否定与多重叙事,将书写从哲学表达转向文学空间之内,以此进一步追问文学何以可能的真理之谜。     

记忆的编年史: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的叙事结构论

在村上眷树的《奇鸟行状录》中,内在地潜藏着一个在代际间传承战争记忆的叙事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战争亲历者通过追忆确认了自己必须或不得不把历史记忆传达给后代的责任,而企图悬置“历史”的战后第一代在成长历程中,发现“自我”与“过去”难以割裂,战后第二代则为摆脱历史精神创伤更为自觉地重构历史。这种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指涉,既透射出战争记忆在当代日本自我身份认同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呈现了民族与战争历史情感记忆方面的复杂性。     

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及其局限——以战后初期文部省教科书《民主主义》为中心

日本文部省分别于1948年10月和1949年8月发行的教科书《民主主义》(上、下册),作为当时人们对民主主义思想理解的最大公约数,是研究和探讨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发展及其局限的重要史料。该教科书的出台过程受GHQ占领政策变化的影响,最终演变为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其宣扬和美化以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为基调的民主主义精神、歌颂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先进性及其将共产主义作为独裁主义和绝对主义的一种形式而置于民主主义对立面的思想倾向,遭到了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者针锋相对的批判。尽管如此,在战后初期日本的精神废墟上,该教科书作为思想启蒙读本,为当时的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一种理解民主主义本质的规范,作为思考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原点"、剖析战后民主主义发展及其局限的文本,无论在日本教育史还是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开拓性的理论研究——评《论形而上学》

<正>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都是哲学的基本范畴。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心主义都作了比较广泛、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从方法论角度上对形而上学的研究则很不够。聂风峻、李鼎文等同志主编的《论形而上学》一书,加强了对这一薄弱环节的研究,为哲学理论百花园又增添了一枝新秀。本书向广大读者较详细地介绍了关于形而上学的经典论述和古今中外各家各派关于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为哲学工作者在资料上提供了帮助。     

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学说--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自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对立统一思想以来,先哲们纷纷向其提出了挑战,但都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亚里士多德另辟蹊径,直接从形式逻辑的判断入手,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并通过“由潜能到现实”的转化方式实现事物的对立与统一。但他企图用“纯粹现实”的“终极因”来说明一切事物发展,正是这种“神学”的藩篱,最后扼杀了亚里士多德的唯物论,也扼杀了他的辩证法。     

批判形而上学的锐利武器——学习《论十大关系》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深刻分析了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十大矛盾,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是一篇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战斗文献,是批判形而上学的锐利武器。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就是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     

《跨越战后——日本遗孤问题的历史与现实》评介

正2012年8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杜颖女士所著《跨越战后——日本遗孤问题的历史与现实》一书,读来耳目一新,发人深省,不失为一部关于日本遗孤问题研究的力作。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台了向中国东北大批移民的计划,梦想通过日本人口数量的增长,将中国东北变成日本永久的殖民地。然而,当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当局却将大批移民弃之     

庄子解脱论新探——以《庄子》中"心"的义涵为视角

“心死”和“心如死灰”是庄子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是解读庄子思想的一大关键。“心死”是指无分别、无对待的本然之真心的丧失,造成“心死”的原因在于对待意识的产生、物欲的诱惑、时空的拘限和道德的束缚等。“心如死灰”的内涵表现为一动静、合虚实、超时空、绝对待等方面,它与佛教的“涅槃”有许多相似之处,又有实质上的区别。从“心死”到“心如死灰”,庄子为人类指出了一条从枷锁到自由的解脱心路,这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启迪意义。     

都市梦景——常聪长篇小说《寻找地铁出口》评述

青年人具备了最能呼应挑战的冲动与勇气，他们无所能亦无所不能的浪漫理想与劲爆青春此时将得到最淋漓的写意发挥。青春作家常聪的长篇处女作《寻找地铁出口》(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在这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她以幻想的故事架构对现实生活中的婚外恋题材展开了另一种叙述，以青春的想像将爱情铺衍至古远与未来的时空。     

关于《物不迁论》——篇形而上学的佛学论文

僧肇(384—414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佛教哲学的理论家。他的哲学思想体系集中地反映了南北朝中国佛教思想的历史特点。他在南北朝佛教史上的地位,正象王弼在魏晋玄学史上的地位一样的重要。僧肇的思想体系标志着佛教传入中国后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他又是中国杰出的翻译家鸠摩罗什的四大弟子之一,鸠摩罗什译经的重要助手。印度大乘空宗是印度后期佛教客观唯心主义一派,大乘空宗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有它的社会根源,而僧肇对佛教的滋蔓确曾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村上春树的个人主义与个体存在伦理——重读《挪威的森林》

村上春树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个体存在方式的探求是解读其文学的重要维度.《挪威的森林》作为村上春树早期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长篇小说,其个人主义和个体存在伦理可从三个层次进行解读:一、与体制疏离、对峙是维护自我主体性的坦然选择;二、对体制外的独立个体投以怜悯的目光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三、与体制疏离所衍生出的孤独是自我选择的产物,但对个体间的理解和孤独这一人生的基本命题则展现出了孜孜以求的面相.     

遭遇"后现代"的日本女性——以村上春树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的后现代主义对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在村上春树创作中便得到了相当突出的体现。村上文学充分展示了遭遇"后现代"的日本女性的风情和命运,以及日本女性新的困境和无奈。在努力认识和把握变化中的女性世界的同时,其男性情结中的文化恋母倾向有时也到了溢于言表的地步。同时其文本中的矛盾恰构成了如梦村上、迷离春树的独特文学现象。     

《解脱庄严宝论》的佛教哲学之探析

达波噶举的创始人达波拉杰的《解脱庄严宝论》融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等佛教内容为一体,集大乘佛教的唯识宗、中观宗和如来藏佛性论于一身,在佛教哲学本体论、心性论及方法论上独具特色。达波拉杰把噶举派大手印思想与噶当派的道次第有机融合在一起,标志着噶举派显教大手印的正式确立,这是藏传佛教史上的一次创新。     

论鲁迅《野草》中二元对立思维的生成及其超越意义

散文诗集《野草》中蕴含最明显的一个思维特征就是贯穿于24篇散文诗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充满悖论的逻辑矛盾,对否定的否定、对矛盾的抗争,以及归于虚无同时抵抗虚无的情感,体现出极其沉重的终极痛苦。其对立的精神苦痛生成于佛学、尼采哲学以及启蒙思想的多重影响。而鲁迅在长期精神斗争中实现了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这对于其人格的铸造和文本的塑成具有重大意义。     

“穴鸟”的敬畏与仇恨——卡夫卡《判决》的意义重构

通过分析卡夫卡短篇小说<判决>中的表层结构、父与子的图像以及深度的内心世界,揭示小说<圣经>深度原型结构模式、图像寓言性的预言以及悲剧性的人生体验和思考,重构小说的多元意蕴.     

中国对日本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税敏感度研究——中日韩FTA框架下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前景预测

利用2012-2018年HS-6分位产品贸易数据,计算分析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二元边际,实证研究其关税敏感度,以预测中日韩FTA框架下关税优惠对中国出口日本的影响前景.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对日本出口集约边际增长,广延边际减少,比重提升且依靠集约边际扩张,但2016年后二元边际及比重不断下降;2)相对关税优惠较于绝对关税水平对中国出口日本二元边际影响显著,关税总效应敏感度为负,中日韩FTA框架下的关税降低将显著提升对日本出口的集约边际及比重,对广延边际影响不显著;3)中国制造业对日本出口二元边际及比重的关税敏感度对比整体较高,关税激励下补偿式技术创新机制较为明显;4)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相较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税敏感度较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最高,中日韩FTA的推进与实施将为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带来巨大的发展潜力.     

论《红楼梦》的真假结构所显示的意义

《红楼梦》的结构建立在二元思考的基础上，二元对立的因素基本上是以真假这条线索加以统辖，整合，真假概念贯串整部小说的结构。通过真真假假的情节与语言的讲述，最后以非逻辑的方式说明真假相偶，迹象一体，浑然无物。似真而假的情节，充分呈现了中国学术传统的特色。在从事真假的思考历程上，作者是以象征跳跃的方式进行，利用语言表意的歧异性、正反情节的设计，说明一般人藉以认识“认识论”的心未必能得到真象，太用心机去思考皆属白费。作者广为运用禅学的思考方式，远绍道家言意之辨，可以说集中国思考方式特色之大成。《红楼梦》中宝黛的爱情，既可以从悲剧的角度看，也可以从喜剧的角度看，是悲喜两执。宝玉对情的舍离，正是对情的超越，是由情入道的大关键。《红楼梦》真假结构的设计，博大精深，韵趣深长     

形式: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一个奇特的概念

"形式"这一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借助"形式"谈论具体物的实体,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将个体对应于质料的形式与本质建立联系,以保证其实体学说的统一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亚里士多德不得赋予"形式"多重涵义,而代价则是牺牲了这个概念概念本身的清晰性和明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