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

在精神分析理论影响下，西方现代传记对传主的忏悔意识和愧疚感有一种敏锐关注。不同于古代及近代传记作品对传主的愧疚感和忏悔行为的单纯描绘和记录，现代传记将探索的触角深入到传主的意识深处乃至无意识层面。现代传记对愧疚和忏悔的深度解释和叙事表现可以看作是传记家与传主之间关于真实人性的深度对话，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也因此具有了重要的认识价值和伦理意义。     

一沙一世界——论传记主人公的选择与整体性

整体性是左右传主选择的一条关键原则。就传记这一文类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因此,传记的整体性原则包含两个基本方面：认识的全面性（史的要求）和艺术的完整性（文的指归）。可是,选择传主的动机常常会破坏这种整体性。本文通过分析三种类型的传记（纪念性传记、认同性传记和排异性传记）来说明整体性是传记选择的基石     

创作在作家传记中的表述——以张爱玲传记为例

本文以张爱玲传记为例,归纳分析作家传记在处理传主创作问题时的四种主要方式,即:生平叙述的传记立场,详细分析传主作品的赏析笔调,寻觅传主与作品间内在关联的路线,指陈传主小说人物与故事的来源的对号导读方式。     

宋濂传记文艺术成就与时代影响

宋濂传记文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传主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作者综合运用多种写人艺术、高超叙事技巧和浓郁抒情笔法,取得较好艺术效果。宋濂传记文艺术主要源自继承和发展秦汉史传传统和唐宋韩柳传记文成就,他是明前传记文成就的集大成者,其传记文创作开启明代中后期平民传记文创作的先河,也推动了中晚明人文气息浓厚的小品文出现,并开创明清传记传奇化写作风尚。宋濂传记文成就非凡,贡献卓著。     

轶事与宏大叙事的对立与统一——《史记》和《名人传》轶事观念之比较

轶事观是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传记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鲁塔克将轶事作为刻画传主的性格和心理的主要手段,其趋向使轶事与宏大叙事对立起来;司马迁则在轶事作为揭示传主性格和心理手段的基础上,着意将轶事与宏大叙事在对立中又统一起来,表现出将传主的性格和心理同传主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历程、社会历史的进程相结合的趋向.对二者轶闻趣事观念的研究对于推动现代传记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古典传记的哲学意蕴

中国古典传记,不只是人物生平事迹的简单展示,不只是人的生命的一种本能反映,它还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体现。就天人关系而言,古典传记中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体现了人物命运的变化,体现了对天道的怀疑以及替天行道、顺应天命等思想;就人生观念来说,主要体现在入世观、生死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另外古典传记还通过传主表现了人性的善与恶、真与伪等内在的本质。     

论廖燕传记文中的人格理想

传记文虽以客观记录人物生平事迹为主,但因作者的出身、经历、性情、操守各异,写作态度、目的、政治取向、评价标准不同,必然会使传记文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作为清初启蒙思想家和小品文名家的廖燕,其传记文所表现的多为出身"穷巷幽闺"而具"潜德显行"、或其"事关风劝垂训"的人物.由于他对传主的道德判断迥异于世俗之论,其传记文理论和实践在清初独树一帜.同时,也为后人研究廖燕的思想与人格精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试论新时期画家传记的文学性

传记文学是历史性和文学性相结合的一种文学样式。传记的文学性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运用艺术性的表现手法,再现传主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新时期画家传记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通过对传主精神历程的叙述,对人物的行动、语言的描写,细节的刻画等展现传主独特的个性气质。     

赛珍珠两部传记的叙述特征之比较

《流亡者》与《战斗的天使》是赛珍珠的两部写亲属的传记杰作，然而与传主亲疏不同及叙述方法的差异，使两传表现出迥异的叙述特征，从而于风格、思想深度等方面有明显不同的效果。主要在受述者、叙述距离、价值观上区别显著。叙述者与母亲间的叙述距离较近，常陷入传主的感情漩涡，倾向于传主的价值观，这使《流亡者》主观感受多，价值语境幅度不广。叙述者与父亲间叙述距离远，价值观上常处超越地位，俯视观察客观分析传主，从而加深了传记《战斗的天使》的思想深度。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简论

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的发展与繁荣，是新时期文坛的重要现象，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突出成就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有时代审美变化的原因，也有传主人格魅力的原因，还有传者精神需求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的写作也存在着意义缺失、为传主讳、屈服于大众趣味的弊端。     

论郁达夫传记文学的“文学”取向

郁达夫有关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并未受到深入的、充分的认识。在传记文学的理论提倡方面,郁达夫具有文学自觉,主张把传记文学与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在他传写作方面,他对传主的选择包含了某种身份的认同,除与传主进行直接的交流或单独的抒发外,作品一般也体现了作者与读者沟通交流的意向。在自传写作方面,他注意选取关键性事件,侧重表现"内心的变革过程",有意回避宏大的历史叙述而注重重要生活画面的描绘,对叙事视角和叙事话语的运用也体现了进行叙事实验的艺术自觉。总之,郁达夫强调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并且身体力行,大胆尝试,这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传记作者与传记真实的关系简

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与传记作者密切相关。一方面,传记文学的失真与传记作家未能严格遵循真实性原则有关。而导致传记作家未能遵循这一原则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客观存在的一些因素,如材料的不真实,统治阶级的淫威与亲友的压力,以及史家一以贯之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传统的影响,也有传记作者本身道德修养方面的缺陷,或为了迎合读者的兴趣,或为了功名利益,或为了个人恩怨。另一方面,传记作者也是传记真实的捍卫者。为了维护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古代传记作者和批评家们曾从多方面作了积极努力,既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真实可信的传记作品,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传记真实性的理论。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

传记文学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而要实现对于外国传记文学的研究或中外传记文学比较研究,翻译这一介质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中外传记文学的相互译介是传记文学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由于传记文学具有历史性和文学性特征决定了译者在翻译时既要关注译作的历史性,又要重视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在译者陈述原作历史和文学艺术过程中,还会由于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审美价值和所处的特定环境等对原文本进行“创造性”加工,所以译者在翻译传记时就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角色,讲究译作的“纪实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文章将围绕这三个方面对传记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什么样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责任等方面展开论述,明确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及作用。     

论三苏散传的艺术成就

苏洵、苏轼、苏辙的散传创作,代表了宋代传记的最高成就,但是对它的研究却不多。三苏散传的立意各别,不主一格;结构布局,常能突破传统传记的格局,别出心裁;既善于根据传主的个性特征而采用不同的写法,也善于用简洁精炼、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其散传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     

宋代年谱的本义阐释

年谱在宋代兴起不是偶然的,除了史学的发达,文学的繁荣,崇尚家学、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外,更为重要的是孟子所倡“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在宋代受到重视.年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为了解谱主的生平事迹提供丰富的资料,更可贵的是还提供许多与谱主有关的其他人的信息.宋人编辑、注释名家文集,多从作品的编年入手,并进而考求作者的进退出处及时事变化,从而使“以谱证人”的写作方法在所必行.     

科学史中的师承关系初探

科学史中的师承关系呈现出以下特点:近代以前表现为严格意义上的师徒关系;近代以来,科学史上的师徒关系逐渐由研究者与助手之间的关系和师生关系所取代,这种关系又大多最终转变为同事关系;一人从多师的现象逐渐增多。社会的发展,科学自身的发展,科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上升,是科学史中师承关系变迁的主要原因。性格、人格、氛围等隐性知识的传承是科学师承的主要内容,这些隐性知识的传承对科学家的健康成长有重要意义。科学人物传记的写法对理解科学史及其科学史中师承关系中的马太效应具有特殊意义。     

对传记文学写作的一点思考——兼评《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文体,成为读者的新宠。本文认为,在传记中复活传主形象是传记文学写作的起码要求,并以《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为例,对传记文学的写作提出了一些思考。     

浅论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

在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胡适是现代传记文学披荆斩棘的开路人,他最早用科学的概念规范"传记文学",从体例、写作内容等方面比较中西传记文学的差异,指出中国传记文学的缺憾,论述传记文学的特殊功用。他提倡写传记,并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从理论上总结了传记文学写作的原则。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完善了中国的传记文学理论体系,也对当代的传记文学写作有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