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稼轩诗

他人之词 ,也许是“诗余” ;稼轩之诗 ,却是“词余”。平心而论 ,无论数量或质量 ,稼轩之诗远逊于其词。与词比较 ,稼轩诗似乎少一点纵横的英雄气 ,多一份哲理与平和 ,分明打上宋诗重思辩重理趣的烙印。然而 ,与稼轩词一样 ,稼轩之诗 ,也是其理想追求与严峻现实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梁启超评陆游诗云 :“辜负胸中十万兵 ,百无赖聊以诗鸣。” (《读陆放翁集》)稼轩之诗 ,亦当作如是观。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稼轩诗的精髓与神韵     

朱熹悼亡诗研究

悼亡诗,中国古代一般指丈夫追悼亡妻之诗,而广义之悼亡诗,则指对亡故亲人或朋友表达追悼、哀思之作.朱熹人生经历丰富坎坷,交友交游甚为广泛,故其诗歌创作之中亦多悼亡之作.朱熹悼亡诗创作情感蕴含丰富,不仅体现为对悼亡之悲、亦有感时伤事的情感体现、吾道益穷的深沉感慨.其悼亡诗的创作不仅有着一定的史实价值,亦具有颇高的艺术成就....     

张弘范诗悠然雅志之风

张弘范是元初北方名将,亦是著名诗人,其诗存悠然雅志之风.此种风格的形成是张弘范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产物,亦与其南方长期生活的经历紧密相关.弘范诗悠然雅志风格主要体现在其诗题材之秀美古雅、意象之清新淡雅以及修辞之自然闲雅三方面,由此亦可窥见其诗在元初南北文风融合时代背景下具有的独特价值.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艮斋诗初论

薛季宣诗歌中的历史情怀既有"务通于今"的功利性,更有世事幻灭的超越感;其诗歌中的现实情思既有用世之志,复多退守之想.作为"学人之诗",这两对非均衡性矛盾表面上对薛氏"事功之学"似有所疏离,但实质上乃是其学术心态的诗学折光,反映了其诗情与学思的同构,同时使艮斋诗在审美意蕴上颇具某种程度的"风人之诗"的抒情特质.     

陶渊明与苏轼饮酒诗比较

历史上陶渊明与苏轼都是与酒关系颇为密切的诗人,均创作了数量丰富的饮酒诗.这些饮酒诗既表现出相似的审美观,也有明显的不同.陶渊明以酒为诗,他的饮酒诗更多表现为对黑暗时代的退避,安守田园;苏轼因酒著诗,他的诗中有盛宋时代入世的矛盾与乐观,未能免于漂泊仕途.苏轼对陶诗有继承,他们的饮酒诗受到宗教思想影响,诗人在生活中安贫乐道,在酒与诗中达到物我两忘的自由之境.     

论王十朋的山水诗与宦游诗

本文提出,王十朋的山水诗与宦游诗数量多、成就高.这些诗抒发了诗人忧国爱民、修德勤政、笃于乡情亲情友情等纯正高尚情操,跃动着一颗光明正大、仁义忠孝之心,是仁者、儒者、学者的真诚之诗.在艺术表现上,诗人把诗与画、自然气象与人文精神、写实景实事与想象虚拟、赋与比兴、诗与题序、分写与总写、古体与近体相互结合和照应,也体现出诗人在追求浑然天成中注意锤炼字句、擅长铺排与对仗的艺术功力.在古代山水诗与宦游诗的发展中卓有贡献,在宋诗低潮期中起到了振衰起弊的作用.     

魏源今文《诗》学评述

魏源的<诗古微>是其今文<诗>学的代表作.魏氏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区分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说诗者之义、赋诗引诗者之义等数者.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本的多义性,且文本信息的解码是无法由作者来确定的,而取决于接受的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魏源探求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承关系,通过辨章源流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以求诗人作诗之义.这些都为后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经验.     

盛唐送别诗略论

送别诗有着悠久的发展史,至盛唐得以繁荣发展,产生了边塞送别诗、漫游送别诗、官场送别诗等风格多样的送别诗.边塞送别诗写"死别",同时表现了盛唐边塞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复杂心态;漫游送别诗写"不忍别",同时也表现了漫游诗人对祖国奇观异景的热爱;官场送别诗写"喜别",表达了隆重场合饯别友人时"勉之忧国恤民"之情.送别诗在大量创作的同时,其交往功能不断加强,并且在"燕集祖送"的特定场合下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创作规范,为中晚唐送别诗的模式化打下了基础.     

诗界革命:超越唐宋诗之争,主张觅求新诗界

本文从唐宋诗之争的角度,重新审视"诗界革命".基于开创诗界新纪元之目的,诗界革命派反对分唐界宋和诗坛的泥古之风,主张继承一切优秀的诗学遗产,包括诗学史上两种诗学典范--唐诗和宋诗,泯灭唐宋诗之争.更为可贵的是,他们采纳民歌民谣入诗,是对唐宋诗两种既有范式的超越,而从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来看,对唐宋诗之争也影响巨大,客观上终结了这场长达千年的诗争.     

吴均诗歌渊源考及其思考

当前学术界对吴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吴均体是什么”的争论上,而对其诗歌渊源等问题讨论不足。吴均从汉魏、晋宋、齐梁诗歌中多方接承,转益多师,终于形成其诗歌的独特风貌;其诗歌能够将“表现”与“再现”结合是其诗歌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吴奔星与1930-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

吴奔星等创办于北平的《小雅》杂志是1930—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中一份颇有影响的诗刊。吴奔星的诗作既有"纯诗"的艺术探索意识,又努力将倾心人生的悲悯之爱、关注现实为人民大众请命的襟怀、现代人被"异化"现象的思索与自我情感世界诗性的开掘结合起来,化为一种个人与时代、现实与想象、存在与玄学结合起来的歌唱。努力沟通新诗的朦胧传达与接受理解之间的关系,是他新诗理论批评一个珍贵思考的侧面。     

心同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见底清——李亮伟《冰壶集》研究

《冰壶集》词如其人,冰清通透,是李亮伟先生前半生游历、述怀、追忆、观物的集成之作,题材内容不拘一格。其性喜游历,所作山水词,融词人的意趣、情怀与澹荡于胜景中,韵致清远。所为乡情、爱情等感怀词,则体现了词人的至真情性。咏物诸作,又常常用真诚易感的心去感悟和体察生活,于细微处见机趣,借物象发抒怀抱。咏史数阕,则以学养为基石,词史结合,古今互鉴,旷达的精神内核常以或雄健或疏淡的词风出之。     

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晚清四大家推尊吴文英的词学主张及意义

晚清四大家推举南宋词人吴文英的努力是晚清词坛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吴文英因其特殊的风格在词学史上独树一帜,南宋末年颇受推崇,元明却默默无闻,清代前中期梦窗词逐渐显现,至晚清吴文英则被推为至尊的地位.晚清四大家长期校勘整理梦窗词集,对梦窗词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并有意用梦窗词的特殊风格影响、改变现实词坛的风气.     

人事的诗与人生的诗——论吴投文的诗歌创作

吴投文是近年来湘籍诗人中一位颇有实力的写作者和诗歌研究者。他的诗歌创作始于1980年代末,早期诗作着力在乡土风情中抒发青春的思悟,留下中国文化的投影。2003年是他的诗歌创作转折期,对人事与人生的书写,使他的诗歌表现出反讽与戏拟形态,他揭示存在的荒谬,同时又表达孤寂空虚的人生感受。     

石头精神：忧郁中沉思——论吴投文的诗歌

吴投文诗歌表现的是＂石头精神＂,饱含着忧郁,他的忧郁来自现实的悲哀和自我的孤独。陷入忧郁的诗人开始了沉思,他在思索世界与人的关系,思考人在出了问题的现实世界中如何应对与担当,其创作的沉思品格将吴投文的诗歌提升到很高的思想境界。     

遂老双峰下,谁明廿载心——北学中坚王余佑事迹新探

王余佑为明清之际北学的重要代表。其诗文集《五公山人集》对于揭示他和亲朋社友的生活状态具有典型意义。《事迹纪略》为《王氏家谱》中保存的一册抄本文献,由王余佑手创、历世子孙递修递抄而成,其中包括不见于今本文集的王余佑、孙奇逢、颜元、李塨等人的传记,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生命体验中的知性言说——吴投文诗歌创作略论

作为一位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诗歌辉煌时期的诗人,吴投文的诗歌创作历程对应了其人生转型的几个重要阶段：从狂热,到沉寂,再到回归,终至成熟。他的诗歌既无学院知识分子的玄秘,也没有一些民间诗人的随意,而是在孤独言说中剖析自我,寻找创新的可能,在生命体验中保持人文关怀,以求美感的再现。他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越发显得成熟、大气,与其诗歌批评和文学研究形成互动,并相得益彰。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弦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孽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历程

本文对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历程进行了分析和梳理,认为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呈现为三个阶段：其早年至任吴县县令之前,受当时前后七子复古风习的影响很深,创作上摹拟的痕迹比较重,是为摹拟期;而其在吴中的两年间,则一改旧习,创作以打破格套为特色,是为新变期;离开吴中后,其文学思想开始转变,创作上也逐渐向传统审美规范回归,是为回归期。新变期的作品造成了文坛格局的变化,回归期的创作则体现了袁宏道对诗歌认识的日趋深入和创作的日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