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心证的解构与建构

自由心证制度是对法定证据制度的否定,相对于法定证据制度而言,它能够充分调动裁判者司法认识的主动性和增加司法认识过程的能动性,有利于案件事实的发现与司法正义的实现,本文从我国借鉴自由心证制度的概念及其原理开始论述,尝试对自由心证进行全新的建构。     

略论司法技术理性下的经验法则运用

基于司法技术的民众化取向,如何运用经验法则这一传统资源成为一个当前司法改革的崭新课题。在司法技术理性的规范下,借助现代司法的自由心证技术,以及盖然强度的适用效能评估,可以促进经验法则摆脱隐藏文本的尴尬,走向契合民众化正义观感的公开文本。     

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判

哈耶克认为，在一个由市场主导的自由社会里，由于没有一个单一的分配者来决定每个人应得的份额，所以“社会正义”或者说“分配正义”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汇。而且，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也是危险的，因为那样将不可避免地使政府压制各种不同的关于正确分配形式的看法，并最终导向全权主义。尽管哈耶克提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论证，但他的批判最终是无法成立的。一方面，他难以解释为什么要消解“社会正义”的概念就必须全盘否认正义概念可以用来评价市场体制。另一方面，他对“社会正义”的理解失之狭窄。正义的概念不仅可以用来评价人的行为有意造成的结果，也可以用来评价人们对特定事态的反应。而且，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并不必然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它，或者取得所有人对这一概念含义的一致同意。     

经济伦理与分配正义

经济伦理学作为以“经济—伦理”为研究对象的应用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它应该具有“经济”（效率）与“伦理”（美德）两个学科目标;同时,分配正义作为“充分的”分配正义也应该是综合的分配正义,即是经济的分配正义（有利于经济效率）和社会的分配正义（有利于社会公平）两种正义的结合。研究认为,经济伦理学的双重目标与综合的分配正义,结合经济分配正义和社会分配正义两种分配正义的使命正好吻合,它可以通过一种立足于“历史原则”基础上的“动态的”“伦理妥协”来实现综合的分配正义。     

自由心证的借鉴与吸收

大陆法系各国在刑事诉讼法中普遍采用的自由心证制度 ,多年来被误认为是法官可以随心所欲判案的资产阶级工具。今天 ,我们透过自由心证产生的社会背景 ,仔细探究它的现实价值的哲学基础 ,多方论证了自由心证决不是资产阶级所特有。作为文化遗产 ,它的科学性完全可以被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 ,并为之提供更加完善的证据判断标准。因此 ,我国的诉讼立法有必要借鉴自由心证。     

马克思对“资本正义”的批判性考察及历史指向

“资本正义”实质上是资本雇佣劳动的非正义。马克思对“资本正义”的批判性考察包含着双重原则：阶级性和历史性。在阶级性上，资产阶级的“正义”表现为无产阶级的非正义；在历史性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呈现一定的正义性，正义是历史性和阶级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正义”三重维度的解读，破除了“资本正义”的幻想。资本的自反性表明：当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进入自我否定的环节，“资本正义”将不复存在。经过批判性改造，“资本正义”成为展开历史性革命的有力武器，劳动正义也由此正式登场。     

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我国法官

我国法律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自由心证制度,在审判活动中,法官实行的是“无原则自由心证”。本文就 我国应当确定科学严密的现代自由心证制度、以及现代自由心证制度下合格的法官标准阐述明了笔者的观点。     

正义原则与平等自由主义

经历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之后，人们了解到作为当时西方社会根本基础之一的自由主义并不足以成为完美无缺的意识形态，它所强调的普遍有效性是可以进行质疑的。罗尔斯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平的正义理论以对自由主义作出修正，这个有关公正或者说是正义的理论，着眼于处理分配公正的问题，并着重强调两大正义原则以及其优先性，从而建立起平等的自由主义。同时本文根据罗尔斯所立足的“平等”与社群主义做出比较。     

论中西政治传统中的“性恶论”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公德正义”层面解读“恶”，加之他主张人类恶性的普适存在，使他成为西方政治传统最初源头的开拓者。商鞅等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私德正义”层面解读“恶”，并强调人类恶性的非普适性，从而成为君主专制主义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鼓吹者。     

应激视角下的正义起源新探

由西方思想家提出并发展的关于正义起源问题的研究具有“自证效应”，其论证方式充满主观想象，缺乏客观性。因此，有必要跳出人文社会科学“循环论证”的怪圈，适时引入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应激理论来解释正义的起源问题。文章认为，由加拿大病理学家汉斯·塞利提出的应激理论为正义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正义的产生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应激反应的过程。资源的不合理分配是应激源，抗争与妥协是应激反应在行为上的表现，而正义的产生可以看作是应激反应的结果。这也正是正义起源的条件、路径和标志。作为一种尝试，应急理论视角下的正义起源研究可以看作正义理论在当代的一种新发展，是否还有更科学和更合适的理论可以应用在研究正义的起源问题上，仍值得期待。      

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形式公平正义与实质公平正义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强调的是形式上的公平正义,在诉讼中就可能造成司法不公的现实,使当事人的权利不能最大化地实现。自由心证在中国实行的最大障碍是法官(审判人员)的素质普遍过低,但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实现民事举证责任实质正义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在诉讼中实现法官的自由心证的可能性已经初步具备。     

《尚书》“中德”法思想论

“中德”的法精神是《尚书》法思想体系的核心与灵魂，这一精神通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薪火相传，成为中华法文化的法魂。“中德”具有多层面的含义：在道德层面上，它宏扬社会全体组成人员大公无私、和衷共济的美德；在方法论层次上，它强调无过无不及的辩证原则；在目的论层面上，它主张因时制宜，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中去实现永恒的正义。“中德”精神渗透在《尚书》法思想中，其主要体现是：1．刑罚的目的是“刑期无刑、发协于中”；2．法律实施的方法论原则是“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3．在德刑关系上。认为“有德惟狱”，“明德”就在“慎罚”之中；4．在法律正义的实现上，主张“惟良折狱”，注重司法官的良心和素质与法律精神的有机统一。     

自由心证--人性化审判的必由之路

自由心证作为证据判断的原则,在西方国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支配其证据制度的根本性原则.目前我国并没有明确规定证据制度,对其利弊的争论仍在激烈进行.我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要不要借鉴,而是如何合理的引入.应当承认,自由心证的科学性完全可以被我国所接受,并提供更加完善的证据判断标准.因此,我国的诉讼立法有必要借鉴自由心证.     

“诗性正义”理论观照下的网络文学和公共生活

网络文学在其独特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机制中以开放取代封闭、以大众取代精英，表现出极强的开放性与交互性，一方面不断重塑当代文学话语既有的“文学性”，形成文学发展的一种新格局；另一方面自主性的失落、娱乐至上论、价值数字化等往往使其陷入“文学性”和“公共性”双重失落、错位、悖论。“诗性正义”理论通过强调文学想象和情感认知、提倡批判性文学对话、开启文学—伦理学探索以介入公共生活，重新激活文学的公共性，无疑有益于助推网络文学成为一种文学公共话语实践：网络文学特有的交互式接受机制和阅读体验为实现“诗性正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载体和通路；“诗性正义”赋予网络文学超越虚拟空间的现实意义和伦理价值，使文学读者在与文本、作者与其他读者的平等交流中进行道德反思，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参与公共生活。总之，作为经验现象的网络文学与“诗性正义”理论互为表里、互相作用：网络文学交互式阅读体验为“诗性正义”公共话语实践带来经验参照；“诗性正义”也对网络文学发挥其潜在的公共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规范作用。     

商业、正义与现代文明——论休谟商业观的现代性意义

“商业”是理解休谟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不可忽视的核心构成。休谟强调财产权是一个社会的基础，确立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规则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商业”的繁荣，从而带来公共效用的积累和社会美德的增长。以财产权及其正义规则为内在要求的“商业”，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进而形塑了“现代”道德世界和政治世界。从对商业的讨论可以发现，休谟的正义理论并非一种纯粹的财产权理论，而是一种正义如何促进公共美德和塑造现代制度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深刻说明，也是一种为现代商业文明提供多层次辩护的道德与政治理论体系。     

古典自由心证制度评析

古典自由心证制度是与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相对应的证据制度,它萌芽于古罗马时期,并最终确立于1808年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作为自由心证的早期表现形式,该制度曾在诉讼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厘清古典自由心证制度的基本内涵、历史源流,并客观评价该制度的时代意义,能够为现有证据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传承、发扬艺术精神、创造精神与人格精神--细说电影京剧《赵氏孤儿》

它的故事广为流传，几乎妇孺皆知，在世界上，有人称它是中国的《王子复仇记》；
　　它承载的是中国人“义”与“正义必胜”的传统价值观；
　　它是京剧最著名的剧作之一，倾注了几代京剧名家的心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分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公共政策有机组成部分，不但承载着主体对自由、正义、秩序与效益价值的追求，而且它还能够满足主体对自由、正义、秩序与效益价值的需求。     

正义与自我利益相悖吗?——以《理想国》中哲人回归洞穴为典例

《理想国》中已走出洞穴的哲人按照“正义”的要求重返“洞穴”是否牺牲了自身的利益，一直是柏拉图伦理学、政治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通常的看法是，哲人如去统治理想城邦，就必须牺牲一定程度的幸福，因为《理想国》规定最有价值、最有益的人类活动是沉思“相”,而哲人在从事“统治”这一实践活动的同时就无法沉思“相”或减少了对“相”的沉思。因此，统治与沉思相悖，这意味着，哲人为了沉思而放弃“正义”的要求会比他遵从“正义”的要求进行统治于己更有利。所以柏拉图关于哲人必须返回洞穴的论证实际上破坏了他对“正义有偿”的辩护。然而，实际上，对“正义”要求的遵循并不意味着对自我利益的放弃：柏拉图一方面强调哲人进行统治是以正义的活动来模仿“相”,而这种模仿“相”的方式在此情况下于爱正义的哲人而言远优于无视政治要求继续以沉思来模仿“相”的方式，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正义”同“灵魂正义”一样，都是哲人幸福和自我利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而哲人在根据“正义”的要求统治理想城邦时不仅没有牺牲自己的利益，反倒维护了自身的利益。     

配置效率与法经济学的“效率至上论”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经济学“效率至上论”实质上就是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应以追求社会的财富最大化为目的,效率可以替代正义、权利成为法律的基石。文章却从分析配置效率的价值内涵得出效率只是构成正义的一个要素,须与其它要素协调起来才能评价法律的正义,正义包含效率。是正义的,从长远来看肯定是有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