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组织的法律形态及其设立对策

近年来,中国慈善活动开展热烈,但"双重许可"设立原则使中国慈善组织的设立平添障碍,慈善组织法律形态呈现单一型设置状态,非法人形态的慈善组织未被有效定位,慈善组织本身存在"非法"现象。而中国政府对民间团体过于审慎的态度和非法人团体立法规定的模糊,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市场经济下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为保障中国慈善活动的顺利进行,促进慈善组织规模的扩大、规范,有必要确立慈善组织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并存的法律形态,并明确设立规则,从多个层面为中国慈善事业法律体系的建构提供良好组织基础。     

历史与现实的对接——评《中国慈善简史》

慈善是人类社会中的一项高尚的公益事业,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扶贫济困的良好风气。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人们思想的日趋活跃,一度沉寂的慈善事业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各类慈善组织蓬勃发展、参与慈善活动的人越来越多、慈善事业的影响不断扩大。尽管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的慈善事业仍存在不少差距,然而其蓬勃兴起的现象表明,慈善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事业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实,慈善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慈善事业在中国历史…     

论中国慈善组织的近代转型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慈善组织也不例外。与古代相比,这时期慈善组织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并开启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之路。在转型过程中,慈善组织自身运行机制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在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互动过程中,政府从法律法规、监督管理、财政资金等方面给予慈善组织一些扶持,这加速了慈善组织的转型进程。但中国慈善组织的近代转型也存在转型不彻底、地区发展不平衡等不足。     

论慈善组织高管的谨慎义务

谨慎义务是慈善组织高管义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慈善组织高管应如同一个谨慎的、理性的、审慎的人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一样处理慈善组织事务.在概述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并从法理角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鉴英美两国关于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的现状以及现实需求,提出如下法律对策:从立法上明确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的内容及其衡量标准;健全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的监管机制;完善慈善组织高管违反谨慎义务的问责制度.     

慈善募捐中隐私权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慈善募捐会在信息披露、与慈善组织共享信息、与商业机构共享信息这三种情况下对捐赠人的隐私权造成侵害.这三种情况的法理基础与法律关系各不相同,其中信息披露牵涉捐赠人的隐私权、言论自由权与公众的知情权的冲突;与慈善组织共享信息,牵涉慈善组织经济利益与捐赠人隐私权的冲突;与商业机构共享信息,则涉及募捐方式的问题.目前,中国尚未有针对慈善募捐过程中捐赠者隐私保护的相关规则.该情况并不利于对捐赠人权益之保护,也不利于慈善行业之健康发展.因此,中国应尽快研究相关法律之创设,引入"明示/默示规则"等先进制度,并创设相关信息管理机关,以填补这一立法空白.同时,还应区分一次侵权与二次侵权,对于二次侵权,应引入二次侵权保护目录规则,并设立专门的隐私信息管理机关.     

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问题研究综述

自2008年中国经历"慈善元年"以来,慈善组织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之而来的的慈善组织管理混乱、官办色彩浓厚等致使慈善组织面临严峻的公信力缺失问题,慈善组织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慈善组织公信力问题已然成为慈善组织乃至慈善事业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对目前国内对慈善组织公信力问题现状及原因分析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试图找出解决慈善组织公信力问题的关键环节,从而为更好地解决公信力问题提供方向。     

慈善法视野下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研究

慈善法主要调整捐赠人对社会弱势群体救助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长期以来,"谁"具有慈善募捐资格一直是困扰慈善法学者的一道难题.将来我国制定慈善法时应将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将慈善组织划分为公募慈善组织与非公募慈善组织.慈善法应授权公募慈善组织自登记之日起取得慈善募捐资格.非公募慈善组织可以与公募慈善组织合作共同开展募捐活动.此外,为促进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发展,我国应借鉴国外立法,在慈善法中建立慈善募捐专业人士管理制度.募捐商业合作伙伴、职业劝募人、慈善募捐顾问在具备法定条件时可以参与慈善募捐.     

中国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

为构建慈善事业的社会治理模式,运用现代组织理论对中国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中国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导致了慈善组织中的官僚化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慈善组织＂控权＂功能的缺失,文化传承过程中中国民间慈善意识缺乏延续性;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是建构慈善事业的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一种与政府民政部门之间积极合作、公平竞争的慈善组织。     

论当代中国公益慈善观念的冲突与社会共识的达成——以陈光标事件为切入点的分析

文章通过陈光标事件分析了中国慈善公益观念在动机、方式上的冲突,并指出这些强烈的冲突源自传统慈善观念、计划经济时期慈善观念和西方公益慈善观念的冲突。最后,指出应该鼓励更多资金进入公益领域,对通过公益慈善获得合理的社会声望应该加以认可,并进行丰富公益慈善方式的探索。     

论互联网时代中国民间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构与功能释放

民间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在转型期的中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国家慈善事业的一大主体。然而,中国慈善组织总体公信力低下的现状也使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困难重重。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我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合理利用互联网,形成社会公众与民间慈善组织的良性互动,对于促进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为此,一方面应以社会公众为载体,通过加强网络营销、培养网络意见领袖、改变慈善文化“低位”现象,以推动慈善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应以民间慈善组织为载体,通过鼓励网络公共议程的形成,促进慈善信息的公开透明,以提升慈善活动的价值。     

中国慈善税收减免制度的评估与展望——以慈善立法为背景的研究

对慈善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是各国通行做法,也是中国慈善实践中已经采取的举措.然而,由于相关法制的欠缺,慈善税制并不完善,中国现行慈善税制尚未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促进作用.基于对与中国慈善有关的现行税制规范进行全面梳理,客观评估现状,立足于兼顾慈善与税收间的平衡,回应慈善立法宜解决的税制问题,建议明确慈善监管部门与财税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与权力划分,并提出在慈善立法中如何规范税收优惠的立法建议.     

南京政府时期慈善观念向社会救济观念的转变

中国历史上常把社会救济称为慈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官方将其分为官办慈善、公办慈善和私办慈善.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深化,人权观念、政府责任观念和社会连带责任观念的传播,在南京政府时期开始有意识地将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区别开来,并逐步以"社会救济"一词来取代"慈善"表述,将社会救济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并制度化.到20世纪40年代,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起,纳入国民政府的民生政策范畴,推进了民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慈善法的公法化嬗变——于《慈善法》制定前

晚近以来,慈善组织之定位脱离既有之社团路径,成为国家行政职能制之延伸.故而,慈善组织之专业性有所加强,而其私法特性却受到限制.与之相对应,监管机构和慈善立法亦皆出现了诸多之前未有之新特性,包含慈善团体、监管部门以及慈善立法等三个方面.其中,在组织治理上,市民社会之基本原则受到限制,组织法人面纱亦受到刺穿,组织专业化趋势明显;在监管机构方面,监管机构人员配置日渐专家化,监管机构内部分工专业化;在慈善立法方面,慈善法之专业类型细分化,行政化味道日渐浓厚.这些新特性共同佐证了慈善法之公法化转向.此种转向在两大法系同时出现,并有汇流之趋势.     

中国慈善组织设立的法律制度重构

慈善组织设立的法律制度是慈善组织运行的重要部分,但中国有关慈善组织的各项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现代慈善组织私法人性质及慈善组织宗旨所内蕴的公益性、自治性、志愿性特点,是现代慈善组织设立的法律前提。明确慈善组织的主体性质是慈善组织设立的制度前提。慈善组织设立的实质要件应由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和结构要素构成。慈善组织的程序要件是制定章程并且进行设立登记。慈善组织设立所需的实质要件与程序要件是其核心内容,同时与设立相关的税收激励制度、行业自律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也是重构设立制度必须考虑的协调条件。     

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的制度原因探究

"郭美美事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公众的问责直指以中国红十字会为首的慈善组织。一系列应对措施并未挽回信任,反而使慈善组织集体面对捐款额锐减的尴尬局面,凸显出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缺失。本文从制度层面对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进行探究。首先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通过对其组织架构的考察揭示政府对慈善组织实施控制的普遍情况;进而推测,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制度关系是造成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后从准入门槛、权责关系、监督机制三个角度,对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这一现状做出制度层面的解释。结果证实了之前的推测,并得出结论: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制度关系是造成其公信力缺失的重要原因。最后从实际出发,简要提出了三条有针对性的建议。     

中国古代民间慈善救济事业的变迁及作用

慈善救济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保障手段,主要分为官办慈善和民间慈善两类.民间慈善作为官办慈善的有效补充,在传统社会保障体系中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对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深有启发,也越来越成为学者研究关注的焦点.     

慈善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基于中美对比分析

信息公开是慈善组织提升公信力并获得慈善资源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国慈善信息披露制度尚存在着信息披露问责方式略显单一、信息透明监管尚未与政策优惠挂钩、第三方信息评估组织发展缓慢、信息公开的内容有待进一步拓宽、行业组织信息披露自律性较差等方面的问题,今后应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内容、加强慈善组织自身建设、引入权威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强化社会监管,从而提高慈善信息透明度,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比较视野下的中西方慈善组织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慈善事业还处在初级阶段,一些显现的、潜在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慈善组织的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发挥.中西方慈善组织在发展上的差距与它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根基、运作模式和机制、政府与组织之间的地位关系等有关.解决社会慈善核心价值观缺失问题,克服因缺乏制度支持而导致运作随意性消极性的缺陷,调整政府与组织之间的不协调性关系是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以"扬弃"之态和"包容"之心汲取发达国家的慈善理念和管理经验,有助于我国慈善组织的效率提高和功能发挥.     

慈善组织认定中的基本法律问题

2016年3月公布的《慈善法》最终确立了慈善组织认定制.慈善组织认定是由认定机关对组织的慈善属性做出肯定的行政确认行为.已认定的慈善组织具有特定的法律地位,包括享有冠名权、公益捐赠票据申领权、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权、公开募捐资格申请权等.慈善组织认定的申请主体是非营利组织,不限于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民政部门应该建立慈善组织认定委员会进行"慈善属性"的事实判断.慈善组织的认定标准包括具备法人资格、以慈善活动为宗旨、满足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标准、不以营利为目的等.目前,慈善组织认定的法律规定仍有不足之处,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补充和细化.     

试论慈善组织的福利供给

慈善组织与社会福利之间具有内在的亲和关系,是社会福利供给的重要主体,慈善福利具有人道性、选择性、多样性和无偿性等特点.在福利供给中,慈善组织扮演着福利生产者、筹集者、输送者和分配者等角色,发挥着募集慈善资源、实施慈善救助、嫁接慈善桥梁和传播慈善文化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