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解释应坚持“区别说”——从“诗歌遗嘱”案谈起

遗嘱往往需要解释,在西方关于遗嘱解释先后有“暗示说”和“区别说”两种理论,它们对待遗嘱解释的观点差别甚大,我国目前关于遗嘱解释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继承法上也只字未提。而司法实务中却大量存在着对遗嘱的解释,且多持暗示说,以致狭义地解释遗嘱或否定遗嘱效力的情况颇多。鉴于此,文中以颇具典型意义的“诗歌遗嘱”案为例进行考察,通过分析,认为凡审理此类案件应坚持遗嘱解释中的“区别说”理论,以尊重遗嘱人遗愿,充分体现私法中的意思自治。     

反思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不必严格区分说”之提倡

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是中国刑法理论尚未解决的问题,二者之间存在着能否严格区分,以及如果无法严格区分该如何处理,是禁止扩大解释抑或允许类推解释的争议。反思争议,已有区分标准无力严格区分二者,扩大解释的概念本身也决定了二者确实无法严格区分;不过,既有的禁止扩大解释和允许类推解释的处理方案并不合理,前者偏废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后者则无法保全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事实上,如果认识到禁止类推解释的理由只是在于防止法官权力的绝对不受限制,二者之间本就无需严格区分,应当提倡一种“不必严格区分说”,即不必纠结于如何明确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实际也无法明确）,只需给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划定一个边界——被解释事项不能与刑法用语之间存在明显的文义相异即可。至此,二者的区分问题迎刃而解。     

《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中遗嘱无效规则之辨析

《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第三条、第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规定了遗嘱无效规则,其中第二十六条与第二十八条之规则符合《民法典》之精神与理念。然而其第三条与第八条中遗嘱无效规则值得商榷。第一,与遗赠扶养协议相抵触的遗嘱应当被认定为有效,但不产生对抗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若扶养人放弃受遗赠权,遗嘱得以对抗其他法定继承人。第二,继承人杀害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的情形下,遗嘱仍应被认定为有效;但因继承人在此情形下丧失继承权,此时应认定遗嘱失效。第三,《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虽未规定继承人存在遗弃、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情形时遗嘱的效力,但类比继承人杀害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的情形下遗嘱的效力,因继承人丧失继承权,遗嘱失效。     

试论《说文》声训的解释形式

声训是《说文》的一种重要释义方法。本文主要讨论《说文》声训的解释形式。文中将《说文》声训分为“以音同音近字为训例”、“形声字与声符字相互为训例”、“从某,从某;从某某;从某,某声例”等九种形式并分别加以剖析。这对《说文》释文体例和早期声训的深入研究都是颇有价值的。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望气说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其在诗学上的理论贡献亦多为学者所称道."望气说"是钱谦益诗学中独创的诗歌批评方法之一,他将民间方术中的"望气"之法引入到诗歌批评与鉴赏之中,凭此评价诗歌水平的高低.诗歌"望气法"的实用性虽有待考察,然其在诗学理论上的开创意义却值得肯定.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胎性说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诗学理论贡献也多为学者所论道。在其诗学论述之中,尤以其诗歌批评方法最有特色。“胎性说”是钱谦益独创的诗歌批评方法,它包括“先天胎性说”、“圣胎说”两层含义,是钱谦益考察诗人诗歌水平优劣高低的基本方法,在中国古典诗歌批评、鉴赏活动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实用意义。     

吕本中“活法”说探源——从儒、释、道互补说起

"活法"说是中国诗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但对吕本中建构这一理论的渊源,还有深入研讨的价值。本文从宋代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时代入手,在仔细研读基本文献的基础上,认真爬剔清理,微观的文献解读、文字校勘和宏观的理论阐释、分析考论相结合,上探其源,下明其变,匡正了一些误识。     

追求整体性理想的法律解释观——以河鲈科淡水小鱼案为例

任何法律的适用,都必须通过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或理解).通过河鲈科淡水小鱼案,德沃金成功地批驳了以古典解释学为理论基础的意图论法律解释观,强调只有坚持整体性的法律解释观,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才能既保持稳定性又保持连续性,以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我国加快法制建设进程的今天,合理地借鉴整体性的法律解释观无疑是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性选择.     

论隐藏的不合意——以意思表示解释为视角

契约因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才会产生约束力,当双方当事人不合意时契约就不成立。这种不合意分为公然的不合意与隐藏的不合意,学界对隐藏的不合意颇有争议。从意思表示解释的角度来探讨隐藏的不合意问题,可知这种隐藏的不合意并非都是真正的不合意,此种情形下契约有可能成立,也有可能不成立,应具体对待。     

论单位回避制度——从麻广军案说起

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的刑事回避制度只针对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个人,因此,导致在出现司法机关与其所处理的案件存在利害关系时,司法机关仍可能参与了该案件的处理。单位回避制度的缺失,使得我国的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在当前刑事诉讼法再修正的大背景下,单位回避制度的构建就显得十分必要。     

从摹仿到解释——后现代转向中的审美真理诠释

摹仿审美真理观引领了古希腊以来欧洲两千多年的艺术创作,对西方艺术发展史的影响深远而巨大,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摹仿审美真理观试图在艺术中探寻一个原本存在的做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天真假设;艺术创作中的摹仿和再现实际上体现了艺术家对所摹仿和再现事物的一种认识和理解,一种再创造的转换和表现,这种创造性的摹仿不是对外在事物客观、机械、单纯的复制,而是创作主体主观、能动、多样的解释。     

叙事与裁判——从劫人质救母案说起

司法过程是一个叙事的过程。当事人通过动听的叙事争取利己的裁判,大众以道德为名建构美德佳话,法官在人情与法理之间徘徊。法官必须在不同的故事版本之间进行剪裁与抉择,既要避免道德裁判的质疑,维护法治的权威,又要回应大众的声音,保障裁判的公信力。法官只有保持张弛之间的合理限度,才能创造出裁判的美妙篇章。法律是可以被解释的故事。     

益智担当话学习——从吕蒙读书说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提出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深刻阐述了学习的内容、领域、范围、方法及读书学习对于共产党人完成光荣历史使命的极端重要性。大凡有建树的人才,无不与勤奋读书学习有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国际人权条约的特点及其解释的特殊性——以迪亚洛案为例

国际人权条约解释的特殊性与其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权条约模糊抽象的特点为解释留下了较大的空间;非互惠性的特点使人权条约在解释时特别强调其目的与宗旨;解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人权条约难以形成特定的解释;人权条约在内容上的重合为各解释主体相互引证提供了客观基础。但是,无论国家及国际机构采取何种解释方法,它们解释国际人权条约的基础都应源于条约当事国的共同意志。     

网络空间中破坏生产经营罪之其他方法的解释边界——以反向刷单案为切入点

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传统行为方式限于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的物理性生产资料破坏,但因无法适应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型罪情,司法实践中已通过客观解释方法对其他方法进行了 3次扩张解释,然而以入罪为导向的客观解释存在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主观的客观解释论以主观解释之原则性对客观解释的任意性进行了限制,但仍存在主观解释依据形式化和主客观解释逻辑倒置问题.应针对主观的客观解释论之不足进行修正,以同质解释替代同类解释,通过探究前实定法的法益与类型性构成要件行为性质,在目的同一性与功能同一性重合的范围内确定主观解释的边界为通过使必要的生产资料丧失效用,支配性地使生产经营活动无法进行;重视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主观解释完成对破坏生产经营罪其他方法的扩张解释任务,在主观解释的边界内适用客观解释进行适应现实变动的具体解释.     

论三角盗窃——从“二维码调包案”说起

随着电子支付的兴起与普及,新形式的财产犯罪也随即应运而生。而对于二维码调包案,盗窃说和诈骗说两大阵营争论不休,其中盗窃说中有学者主张一般盗窃说,亦有学者认为属于盗窃的间接正犯。而对于诈骗说,又分为了一般诈骗说、三角诈骗说以及双向诈骗说。但无论是诈骗说还是盗窃说,要么是结论不合理,要么结论虽然合理,但论证过程存在漏洞。基于此,本文提出三角盗窃这一概念,以期在适当扩张盗窃罪的范围的情况下,更为妥善地解决二维码掉包案的定性问题。     

论宪法基本权利规范效力的二重性——基于德国“无效力说”等学理之审思

从西方法学理论关于公、私法分野的经典论断,大致可推导出基本权利旨在有效对抗国家公权力的不法侵害。完全否认基本权利在处理私人间关系过程中蕴涵的价值摄入,构成德国传统宪法教义学无效力说的核心要义。然而,随着学理研究和司法实践的纵深发展,基本权利在私法关系中的适用问题愈发得到重视,并且进而引发公法学人针对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展开系统审视。据此,有必要从理论基础层面破除无效力说仅仅强调基本权利主观面向的传统偏见,重新审思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理论偏重客观面向的认知争论。通过考察基本权利规范内涵与功能之间的逻辑关联,可以推导出基本权利规范效力具备二重性特征,这成为现代中国宪法学研究不可轻易绕开的时代命题。     

从“意识形态”说到“事件”说——试论伊格尔顿文学观的变与不变

近年来,伊格尔顿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实践取向和理论反思统合起来,通过对文学本质及功能的进一步讨论,试图建立一种策略式的新文学事件观:文学具有自律自足的本体价值,同时在伦理学意义上起示范作用,以事件或行动的方式参与对世界的建构。这种从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到结构化的事件观的焦点转变,体现了他对自身理论的不断修正与完善。基于人类存在、政治效用与文学本体而言,伊格尔顿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始终未曾改变。     

涉外因素识别条款之扩张解释的适要性与基准——以西门子诉黄金置地案为切入

在上海西门子国际贸易公司诉上海黄金置地公司案中,裁决者是否有必要对涉外因素识别条款进行扩张解释的问题备受争议。缘于涉外因素识别条款本身固有的诸多结构性弊病及条款日益凸显的滞后性与简单僵化的征象,法律适用者对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是适要的。为谨防扩张解释的舛误与滥用,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必须恪守其原则和原旨基准容许的边界。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必须严格遵循国际私法基本原则的价值指引和严密契合国际民商事实践新发展诉求的宏观基准。且涉外因素识别条款之扩张解释必须依循涉外因素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解释的微观基准,遵循从涉外因素的应然外延至本源内涵的识别序列展开解释。     

从历史解释到历史叙事——评《历史哲学译丛》

过去,我们曾一度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历史哲学对立起来,疏于对西方历史哲学经典著作的译介和研读,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近十几年来,这一情况己经有所改观。韩震先生主持翻译的“历史哲学译丛”既是这一变化的一个可喜成果,也将进一步推动这一变化。该译丛涉及历史经验、历史解释、历史叙事、历史隐喻和历史方法等方面的问题,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有关西方历史哲学发展最新动态的简化的全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