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解释应坚持“区别说”——从“诗歌遗嘱”案谈起

遗嘱往往需要解释，在西方关于遗嘱解释先后有“暗示说”和“区别说”两种理论，它们对待遗嘱解释的观点差别甚大，我国目前关于遗嘱解释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继承法上也只字未提。而司法实务中却大量存在着对遗嘱的解释，且多持暗示说，以致狭义地解释遗嘱或否定遗嘱效力的情况颇多。鉴于此，文中以颇具典型意义的“诗歌遗嘱”案为例进行考察，通过分析，认为凡审理此类案件应坚持遗嘱解释中的“区别说”理论，以尊重遗嘱人遗愿，充分体现私法中的意思自治。     

形式瑕疵遗嘱的效力研究——以打印遗嘱为例

以打印遗嘱为例,探讨形式瑕疵遗嘱的效力。在法解释学角度下,无法得出形式瑕疵遗嘱当然无效的结论。在遗嘱形式缓和主义趋势下,应严格区分遗嘱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素,当二者发生冲突时,遗嘱人的内心真意具有优先保护的效力。我国《民法典》第1134条至第1139条作为不完全规范,存在解释的空间。针对不同形式瑕疵的遗嘱,在能够认定遗嘱人内心真意的情况下应认定有效。     

两份遗嘱内容相抵触以哪份为准?

本期刊登的"关于遗嘱效力问题"的几份来稿,反映了立遗嘱人因故立了新的遗嘱,对原立遗嘱的内容有了变更,但是没有经公证机关公证,而原立遗嘱是经公证机关公证了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立遗嘱人如要变更经过公证的原立遗嘱的内容,又立新的遗嘱,那新立的遗嘱必须经过原公证机关公证,这样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老年朋友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应依法办事,避免继承人在继承时可能遇到的矛盾和纠纷,以利于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     

从一个继承纠纷案看共同遗嘱的效力

我国没有明文规定共同遗嘱的效力,学者对共同遗嘱存有争议,司法实践中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从一个实际的申诉案例来分析共同遗嘱的效力,可以看出共同遗嘱人单方撤销权问题目前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存在许多争议,为此,在今后修改继承法时应对共同遗嘱作出相应的限制性规定,以减少纷争。     

试论我国法律中的遗嘱形式规则

遗嘱形式规则是遗嘱继承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我国现行法中的遗嘱形式规则中，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公证遗嘱、录音遗嘱和特别遗嘱等订立方式规定存在不足，遗嘱形式的严格性要求过高，应当针对这些情况，对症下药，予以完善。     

列宁“政治遗嘱”中对执政党建设的思考

列宁晚年认真思考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的建议和设想,这些思想被后人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在"政治遗嘱"中,列宁把加强执政党的民主化建设、执政党领导层建设和执政党的监督体制建设作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方向,并提出了改组党的领导机构、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建立党的监督体系等具体措施."政治遗嘱"中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深刻论述和创新性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遗嘱信托是克服继承法缺陷的工具

继承法是私法中的强行法 ,继承法的这种双重品格决定了其存在固有的缺陷。遗嘱信托具有独特的理论构造 ,可以成为克服继承法缺陷的工具。我国遗嘱信托在成立生效制度上存在的缺陷制约了遗嘱信托功能的发挥 ,为此 ,必须对信托法的相关内容进行适当修改。     

记住这份"遗嘱"--再读巴金《随想录》

"讲真话"、"反封建"和巴金自我解剖都是<随想录>的核心内容,但结合巴金先生百年人生全部活动的考察,可知<随想录>最终是一部探索如何"做好人"的大书.记住这份巴金"遗嘱",即是对巴金先生最好的纪念.     

爱因斯坦的遗嘱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病逝。临终前，他很慎重地留下了遗嘱。他在遗嘱中说：“我死后，除护送遗体去火葬场的少数几位最亲近的朋友之外，一概不要打扰。”不要墓地，不立碑，不举行宗教仪式，也不举行任何官方仪式。     

论遗嘱执行人

遗嘱继承制度是继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遗嘱执行人制度又是遗嘱继承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我国《继承法》虽原则上规定了遗嘱执行人制度 ,但太过笼统 ,对遗嘱执行人的产生、地位、条件及权利义务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将有利于我国遗嘱执行人制度的发展、完善     

遗嘱执行人地位及其权利义务

遗嘱执行人不仅可以发挥保护遗产、保障限制继承实现的作用,而且也是我国未来遗产税制度实施的必不可少的必备条件之一。与之独立的法律地位相适应,遗嘱执行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不论在程序法还是实体法上,都应享有法定权利,承担法定义务,如参与诉讼或仲裁、维护遗嘱继承人权益、清理与管理遗产等,以确保遗嘱内容的实现。     

公证遗嘱效力优先性质疑

公证遗嘱作为五种遗嘱形式之一 ,何以具有效力上的优先性 ,似乎很难找到科学、合理的依据。这种规定不但令人难以信服 ,而且与遗嘱继承之立法目的不相吻合 ,违背了遗嘱自由原则 ,限制了遗嘱人的遗嘱撤销权 ,应予修改     

比较与借鉴：海峡两岸遗嘱执行人制度之立法探究

遗嘱执行人制度是继承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目前我国《继承法》中只有一条规定,内容极不完善.而我国台湾地区的遗嘱执行人制度相对比较完善,值得参考与借鉴.我们应当抓住《继承法》修订的历史机遇,从遗嘱执行人的法律地位、主体资格、主体范围与产生方式、职责与责任、资格的辞任和撤销以及报酬等方面入手,全面完善我国的遗嘱执行人制度,并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基础.     

遗嘱信托制度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

遗嘱与信托的双重属性使得遗嘱信托的设立与执行需要同时符合继承与信托制度的要求。《民法典》的颁布赋予了遗嘱信托在继承法框架中的合法地位,但依然未能解决长期以来继承制度与信托制度不相衔接的顽疾。从涉及遗嘱信托纠纷的裁判可以看出司法实践存在遗嘱信托的定性混乱、遗嘱信托效力的裁判思路不一、受托人行为效力的认定标准不一、信托诉讼适格主体的判定规则不一、遗嘱信托的执行监督制度缺失等问题。因此,为完善遗嘱信托的适用规则与制度框架,应当在司法适用层面统一遗嘱信托与受托人行为效力的认定标准与审判思路,弱化遗嘱信托的要式主义,明确受托人的诉权与受益人的代位诉权,并在实体规则上明确遗嘱信托的生效要件,完善遗嘱信托中必留份与特留份制度,引入生前遗嘱代用信托制度,完善遗嘱信托执行的监督机制,以构建符合我国法律制度框架与社会实践需求的遗嘱继承制度。     

论遗嘱自由的限制

从狭义的角度对我国遗嘱自由的限制进行了比较分析 ,指出其主要缺陷 ,认为我国未来立法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应主要考虑社会经济条件、社会保障制度等 ,并应借鉴特留份制度等外国立法 ,以完善我国的继承制度     

海峡两岸遗嘱形式及效力规则比较与大陆相关立法之重构

海峡两岸均对遗嘱的形式和效力规则作出了规定，并各具特色。大陆地区继承法关于遗嘱形式及其效力规则的某些规定存在一些明显不足，需要从立法上通过重新划分并拓展遗嘱形式、规定设立遗嘱的形式标准和程序、取消公证遗嘱最高效力的规定、对录音录像遗嘱的制作和使用加以严格限制和完善口头遗嘱规范等多方面进一步加以修订和完善。     

刘备遗嘱问题再考察

刘备遗嘱“君可自取”的含义,后世有不同的理解。作者十年前曾经撰写《刘备遗嘱“君可自取”句辨释》之短文,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现今再补充资料,对此遗嘱之含义,作进一步的研究;同时对与此相关的问题,也一并进行考辨。     

再论"卡塔西斯"

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卡塔西斯"有种种解释.这些解释大致可分为"净化说"、"宣泄说"两大类.我国学者朱光潜先生也是主张净化说的,但他的净化说却包含有宣泄的意思;罗念生先生把"卡塔西斯"译为"陶冶",主张具有东方诗教色彩的"陶冶说".而笔者认为,艺术中的"卡塔西斯"作用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情感现象,它涉及美感的心理机制,也包含着对美学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和启示.     

老房拆迁,两份遗嘱引官司

老房拆迁后，突然冒出两份不同的遗嘱。其中，以王老汉署名的遗嘱表示，要将房子留给二女儿王玲（已经去世，其膝下长子刘彬也已去世）；而以王老汉的老伴曾老太名义所立的遗嘱，则表示将房子留给二儿子王浩。     

刘备贬马谡遗嘱之真伪辨

《三国志》中载有刘备夷陵惨败后贬抑马谡之遗嘱，这一遗嘱的炮制，其目的是为了减轻首次出师北伐失利的责任。该遗嘱真伪之辨明，非但正史，且对全面评价马谡其人有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