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领导权之争：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

解放初期的政治文化运动在一系列批判运动中逐步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系统。伴随着主流政治文化形成的是来自政治文学外部与内部对话语领导权与解释权的争夺。文学政治文化化一定会带来文学运动的政治斗争化。     

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与意识形态

在政治传播过程中,一定的政治系统中意识形态往往经过媒介形成政治话语体系,在这种转换过程中,意识形态借助于政治话语一定意义上建构和重构了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当下中国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出现一种主流媒体政治话语高度同质化与网络媒介政治话语多样性并存的复杂情势。对此,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能把多样化的政治话语表达或意识形态的争论看作是社会分裂的象征和表现;二是区分公共舆论和政治话语的同质化;三是不能片面地追求政治话语的单一性,由此造成虚假的社会和谐和统一;四是民族国家的认同不能完全诉诸民族情感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也需要通过不同政治话语的表达或争论达成理性共识。     

明代台阁文人诗序文结构与论述话语流变

明代的永乐到弘治前期，在政治气候和儒家文学传统观念的共同作用下，历时一百余年的台阁文学经历了繁盛、衰落到再盛的过程。与这一兴衰历程所对应的是，台阁文人的诗序文创作的结构和叙述话语也在发生变化，具体便涉及对诗歌意义的阐释、诗序立论与铺叙人情部分各自所占比重、征引的诗歌史符号，而这三个元素共同构成被政治昭示诉求所左右的观诗话语。     

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结

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结,究其成因,主要有儒家思想学说的影响、中国古代文人自身经济状况的压力、文人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这三方面因素。这种政治情结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

政治话语是政治传播活动中的外表性中介。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有霸权、独白、漫谈、妖魔化等特征。当前中国政治传播的政治话语面临一些困境:立场困境,内容困境,形态困境,沉淀困境,传播渠道困境。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新政治话语。"政治治理"将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轴心或统摄性政治范畴。走出政治话语困境,需要诸多基本的对策:转变政治话语立场,转变政治话语口气,转变政治话语用词,改善政治话语传播渠道。近期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政治话语角度看是一篇彰显新时期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崭新面貌和品质的范文。     

唐代文人园林的政治文化意蕴

唐代文人园林既具有私人空间的独立性,又受到公众世界的政治牵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统治阶层凭借政治权利以赏赐与没收的形式对文人园林进行政治介入与干预,士大夫文人则发挥了园林在进仕与退隐中的政治功用,文人园林在统治层的政治掌控下、士人的政治权威认同及政治理想表达中蕴含了政治文化意蕴。这种政治解读,揭示了文人园林长期被遮蔽的政治性,这是当前唐代园林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困境片论

在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常常出现教育的主、客体沟通困难的景况。这种困境产生的根源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之间、主客体之间对教育目标未能达到"意义共享",其主导话语往往被多元文化所解构。特别是青年文化对主导话语权威的挑战、对主导话语价值的消解和对主导话语教化方式的抗拒等问题更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并在此前提下积极寻求应对策略。     

情法张力下的北宋文人政治

“以情”和“以法”是宋代文人政治中两种不同行政倾向,文人官僚们也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二者造成的紧张中。“议者”和“论者”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力量,是缓解情法张力的有效途径,但是这种话语权有可能被误用。情法之间的制度制衡力量并不可靠,情法张力一方面考验着士人的政治良心和学术灵魂,另一方面,也是庆历士风丕变的重要内营力。在情法张力下产生的文人争执,是文人自我意识觉醒、文人心态发展的标志,既高扬了一种直道不悔的精神,也开启了党争的大门。     

文人政治批判:从托克维尔到欧克肖特

自启蒙运动以来出现的文人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试图以建构式的理性主义思维行为方式从事政治活动,以普遍主义的、公式化的、非历史的方式解决现实政治问题。但是,让秉持普遍理性观念的文人来指导“革命”,导致的是对个人自由和独立的抹杀;用哲学的“知识”来取代政治社会的“意见”,出现的是政治的“走火入魔”;而由彻底的技术理性支配的政治,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书本政治”。作为一项针对生活在具体现实社会中的,其动机、性情、信仰、偏好等各不相同的人的治理实践活动,政治永远需要尊重传统,永远需要实践的智慧。     

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转换路径

全媒体时代,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需要教育者把握全媒体的信息传播规律,根据教育情景的特点和要求以及受教育者的需要和习惯,调适和改变原有的话语方式,用受教育者更愿意和更乐于接受的话语来表达和传递教育内容。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转换路径,一是要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队伍建设,增强话语主体的理论阐释水平、提升话语创新能力、转变话语表达方式,以此来应对全媒体时代去中心化带来的风险挑战;二是要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质量、丰富话语创新形式,深入推进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融合、主流话语与网络话语的协同、叙事话语与情感话语的互补,积极探索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既有统一意志又能凸显个性的叙事风格;三是要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环境建设,通过营造良好的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发挥全媒体“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优势,完善话语监管机制等方式,着力破解语言环境和非语言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处理好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之间的矛盾,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转化效果,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郁达夫与俄国文学

郁达夫与外国文学的接触 ,是从阅读俄国文学作品开始的。在郁达夫欣赏和喜爱的 19世纪俄国作家中 ,最得郁达夫的偏爱并且在创作上对郁达夫影响最大的是屠格涅夫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不仅是郁达夫文学创作上的启蒙导师 ,而且他在多余人形象的塑造以及抒情气氛的营造等方面都对郁达夫产生了巨大影响。陀斯妥耶夫斯基则以其对描写人类痛苦的偏爱和对病态人格的刻画对郁达夫构成了有力的启示。     

新名士的旧名士之路——评郁达夫《采石矶》

郁达夫的《采石矶》以乾嘉诗人黄仲则为题材,初次体现郁达夫“借古讽今”的历史小说创作理念,借以影射郁达夫与胡适的一段纠葛。《采石矶》蕴含了郁达夫对名士“狂狷”精神的回溯,并揭示了以“立言不朽”来对抗“在世寂寞”的途径。郁达夫对黄仲则等旧名士的追慕,不仅仅止于其诗文,更是一种名士精神的坚持。     

人性美的真实——论郁达夫《沉沦》的文化社会学意义

郁达夫的小说代表作《沉沦》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人们或褒扬或诟病,就其主题探讨至今仍众说纷纭。本文则认为作者注重从人的心灵、情感、人性美的角度来表现和肯定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沉沦》不仅表达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的隐痛,同时也体现出对个性解放的大胆追求,以及对传统道德抉择的两难等文化社会学价值。     

跨文化视阈中的“零余者”——郁达夫和葛西善藏比较研究

本文从跨文化形象学的视阈考察了日本著名私小说作家葛西善藏和中国作家郁达夫对零余者形象的不同想象,分析了世界文学中的这一经典形象的东方化历程及中日文化差异下零余者形象的演变过程。     

中西文论化合中的郁达夫感伤诗学

郁达夫的诗学是一种感伤诗学,它在追究什么样的情感才是最适合文学表达的问题上,是对中国“言志”、“缘情”诗学传统的丰富和发展,而这种丰富和发展则是中西文化、诗学激荡化合的结果。     

自卑与拯救──郁达夫个性心理与文学创作

自卑情结是郁达夫创作中的一个鲜明而重要的心理因素。郁达夫创作的自卑情结是家庭环境、个人经历、时代变迁和社会动荡诸多因素相互交织混合而成的一枚苦涩的果实。在心理上看来,郁达夫的创作是通过对自卑情结的释放而进行的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拯救。     

郁达夫创作中的比较文学研究

郁达夫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作家,也是一位语言天才。他精通多国语言,熟悉东方西方,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深厚修养,创作深受古今中外文学影响。同时,他的不朽创作反过来又给时代、给社会以各方面的影响。     

余英时论胡适

余英时是当代著名文化思想史家,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通过研究余英时对于胡适的评论,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余英时的学术思想.余英时在胡适研究中不仅延续了其一贯的“内在理路”分析法,还运用了多元文化史观分析“五四运动”,运用反证法给胡适的博士学位疑案做了“最终判决”,表现出其史学研究方法和文化观的多元性.     

大赋的式微与小赋的崛起

东汉中叶,歌功颂德的大赋创作衰歇,而距政教较远的小赋创作日渐繁荣。小赋题材进一步扩大,世俗情感开始进入小赋中,其对事物描写的侧重点已由教化功能向自身特性转换。     

余靖与宋夏和议

余靖,宋朝著名的谏官、政治家、外交家,他的一生以“风采清华”著称于世,以刚正直言而位列当时“四谏”之一,他身处多事之秋,心系国家安危,逢时有事,他便奔走于南北,可谓功在史官,名在夷狄,有声甚远。本文选取了庆历年间宋夏和议事件,通过叙述余靖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以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出使辽,从容坐于帐中辩言,往复数十次,最终说服辽同意宋夏和议,为宋朝带回了准确的情报信息,为推进宋夏和议的持续进行及维护宋的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