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变革之路的几点思考

在城市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中,公共政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谁依据何种价值取向、采取何种方式作出公共政策决策,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以长沙市焰火燃放的公共政策变革之路为佐证,总结了长沙市焰火燃放公共政策的多个典型阶段,通过分析同一决策对象的决策环境、决策主体、决策依据、决策过程及决策效果等各决策要素的变化,从历时性视角动态性解读公共政策变革中的决策行为及其后果。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保证公民参与权的根本途径。公共政策制定中有了公民参与才能确保决策的科学化、政治的民主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怎样寻找到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最佳结合点,为此政府应该不断创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保障制度,以更好的实现公民的参与权利。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策规避问题探解

目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这一重要环节上，仍存在诸如政策规避等许多问题。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缺陷和利益倾向、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公共政策本身的质量是导致政策规避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为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推进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健全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     

媒介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过程及模式研究

在诸多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因素中,媒介舆论是最能诱导、鼓动或阻碍决策过程的因素。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介舆论对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是一个多棱镜式的全方位透视过程。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政治文化传统、习俗、公民媒介素养等因素构成了媒介舆论影响决策的外在环境,而媒介管理体制及媒介环境则构成媒介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内在要素。媒介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过程和模式取决于媒介语境,而媒介语境的产生与权力的运行密不可分,政治制度对媒介体制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政治对大众媒介的影响和控制上,而媒介的所有制则是媒介体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政治体制决定了媒介、政府和公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公共政策决策中的网络媒介与公民表达权探析

表达权是公民在法律范围内自由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具体实践活动的基础和前提。网络媒介一方面为公民表达方式的变化带来了里程碑式的变革,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公民自由表达的欲望和自信心,从而成为公民在公共政策决策中行使表达权的强有力的工具和催化剂。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决策是公民表达权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公民表达权实现的载体和手段,而实现表达权则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活动的目的。网络媒介海量的信息存储和传播不仅成为公民日常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信息来源,而且在满足公民对公共政策决策知情权以及表达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公共政策民主化的内在要求。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有利于增强公民对现存政治体系和公共政策执行内容的认知与支持,提升公共政策执行的绩效;有利于调适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和客体的利益矛盾,增强公共政策与公民需求之间的相互适应性;有助于消减公共政策执行偏差,促进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但由于受公民参与能力、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程度较低。我们应通过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政府与公民双向沟通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健全和拓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渠道等途径扩大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努力推进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管理建设

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质量,是政策科学研究的最高目标,而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和目标,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内在要求,也是政策科学研究的核心主题。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是现代化公共决策的三个相互联系、密切配合的方面:民主化是现代化公共决策的基础,科学化是现代化公共决策的主导,而法制化则是现代化公共决策的保证。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已成为新时期行政决策体制的总体目标,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及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深入进行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优化或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提高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质量,尽快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形成与市场机制相配套的宏观调控机制,切实实现、完善、推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管理建设。     

中国在国际标准竞争中的兼容策略与公共政策

兼容策略和政府相应的公共政策,对于推动后发的中国自主标准成长为国际标准至关重要。为了给中国政府制定相关公共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构造一个三阶段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以研究技术标准的市场规模和兼容成本对企业兼容决策的影响,得出了企业在标准竞争中选择互相兼容、单向兼容和互不兼容策略时的决策条件,据此为中国政府制定有利于本国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竞争的公共政策提出建议。     

腐败问题的利益与政治关系角度分析

腐败问题滋生,从利益与政治关系角度分析,存在私利的"个人"与政策的选择偏差,利益与政治相互作用的不平衡,政策制度上的缺陷,"经济人"本身难以克服的弱点等影响因素,并建议重构公共政策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绩效评估和反馈机制等来解决腐败问题,使整个公共政策的环境得以健康发展。     

和谐社会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冲突及其均衡结构

以利益原则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倾向是当前政府实践决策的主要选择,这种决策模式不能解决建构和谐社会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冲突问题。如何更好地坚持和谐本位原则,寻求公共政策价值冲突的均衡,构造和谐的公共政策价值结构,是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试图通过求解公共政策价值冲突的“均衡解”,探求建构和谐社会中公共政策价值冲突的解决办法。     

互联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初步分析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为公众参与政治提供了一种非常方便和有效的手段和途径,为进一步扩大政治民主、实现普遍民主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随着互联网的逐步普及和公众的触网率的提高,它的作用也因而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每一个环节,使公共政策制定更趋于理性。互联网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快速的舆论聚集和放大效应等特点,使小范围的社会问题在短时间内得到广泛传播,由此形成的舆论压力能够促使政策问题尽快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确认、加速政策议程的建立、拓宽政策方案的选择空间和及时调整和改变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是通过五条路径以及三个机制即舆论倍增机制、互动机制和整合机制而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的。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

如何处理公共政策制定中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相互关系 ,建立起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合理关系模式 ,是公共政策体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发现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 ,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作用是不能相互取代的 ,二者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 ,但是 ,从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类的长远利益考虑 ,科学分析和人类理性应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主导。公共政策制定应加强科学分析 ,使政治权力的运用以科学分析为基础 ,使科学分析或人类理智真正成为政治权力运用的基础     

选举舆论对基层政府体制改革的影响

村民选举将票决体制带入乡村,使民意在乡村权力的再分配与权力控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现代传播环境下,村民选举不可能是孤岛式民主,村民选举所产生的民主舆论,必然唤醒更多的中国人对未来政治体制的探索。当前选举舆论在乡村社会得到不断扩散,对基层政府行政产生着重大影响,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上更加尊重公共舆论,更加重视让公民参与决策。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公共决策特征研究

当今世界,环境日趋多变,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各国公共管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仅凭传统的决策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时代挑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为智慧公共决策范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智慧公共决策以大数据为基础,利用新一代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在复杂的环境和海量的数据中,解释数据之间及数据与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准确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测未来,实时连续地为决策的制定提供支持。从本质上讲,智慧公共决策是以大数据驱动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具有全面感知、客观透明、实时连续、自主预置和多元共治等特征的一种全新的公共决策模式。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意的应然表达

分析和研究国内外的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与实践可以看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意的应然表达包括3个层次：（1）公意作为全体人民的意愿和需求的表现形式,应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2）公意作为全体人民对政治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应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基石;（3）公意作为民主政府公共政策的依归,应是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     

政治的经济学与经济的政治学 --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综述

新政治经济学指的是研究决策的政治性质怎样影响政策选择,并最终怎样影响经济产出的科学.一般说来,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追寻到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三个领域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政治科学.它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而是经济学和政治学交叉研究的产物,它代表了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金登多源流模式理论及其启示——评述多源流模式理论

金登的多源流模式理论对“社会问题缘何走向政策议程”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描述政策制定动态本质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多源流模式理论倡导的三条独立的溪流——问题溪流、政策溪流、政治溪流相互结合冲开政策之窗,最终走向政策议程的理论模式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在我国政策议程的设置日趋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应通过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增加社会突发事件信息的透明度,丰富政策制定主体等方式完善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     

信息化与全球化背景中的政府传播

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临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作为公共传播行为之一的政府传播,有必要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并对新环境中的政府与大众传播媒介新型关系的建立和政府传播方式的改进进行深入和全方位的研究,因为新型政府传播意识和方式的形成则是我国政府在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     

政治参与在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分析

良好的公共政策是社会利益得到良好分配的现实性表现。中固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利益群体结构的逐渐多元化,要求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治参与机制,以保证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更加规范化、明晰化和制度化。     

中国决策情境下的多源流模型及其优化研究

作为当今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最炙手可热的理论模型之一,约翰·金登的多源流分析理论业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应用与认可。在对该模型的相关内容进行简单铺陈后,通过辨析国内外不同的政策主体参与逻辑,进一步厘清了我国公共决策的独有特征。研究重点是在整合提炼西方既有修正思路的基础上,沿袭模型的模糊性假设,结合我国具体实践案例,对多源流模型进行优化与补充。研究表明,中国决策情境下的多源流模型优化主要有提高源流间的融合性、政治源流的核心化、焦点事件的独立化以及特殊情况下的临时决策等四种路径,四种优化与补充路径的有机结合将为进一步提升模型适用性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