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云南回回学者对伊斯兰教和儒学的比较研究

与云南回族社团出现的适应华夏文化的潮流相平行,清季的回回宗教知识界中出现了以理性态度来理解儒家思想的学术探讨。在比较伊斯兰教和儒学的汉文著述活动中,回回学者在捍卫伊斯兰教教义的同时,也分析了两大宗教思想文化的异同以及它们之间的吸纳和排斥关系。     

元代回回人音乐生活的伊斯兰色彩

元代回回人音乐生活的伊斯兰色彩,包含宗教和地域两方面涵义,大体可从《伊本·白图泰游记》中略窥一斑。元代回回人在宗教用乐、仪仗用乐和宴飨用乐三方面承袭了当时伊斯兰地区的用乐风俗。宗教和宴飨的音乐生活,对于回族音乐的形成起重大而持续的作用。     

回儒哲学对话探析——以王岱舆《正教真诠》等著作为考察点

王岱舆在构建回回宗教体系时将回回宗教的“数一”与理学的“太极”进行沟通,形成了与儒家相近或相通的宇宙生成论。在宗教思想基础上,他批评了儒学心性论上的分歧和理善气恶的观点。王岱舆对于儒家心(性)体气用的批评不一定都能成立,可是对于儒家“气禀”论中的偶然论、命定论色彩与其修养论相矛盾的观点却很有见地。从回儒交流的历史来看,在王岱舆以前回儒在哲学层面并没有进行过正面的碰撞或系统对话,之后两种文化的对话、融合不断展开并逐渐深入。     

回回族源考述(三)

在回回族源中,除了元代以前的“回回人”和元代从中亚返回“中原”故土的回回人,以及蒙古、维吾尔等族人加入回回行列之外;汉族加入回回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因为汉族是中华民族中的主体民族,而回族的出现和形成,又是在和以汉族为主的民族在大分散中杂居的。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回汉杂居、回汉通婚、回回人在各地屯田、回回人在政治上的优遇、回汉人民在工商业上的共同劳动和迁徒,都给予汉族融于回回之中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研究回回族源问题,对于汉族加入回回行列也应予以一定的地位。     

回回姓氏考(二)

三、明以后回回姓氏之演变 明初,《回回历》专科设于钦天监,历法家有回回黑的儿、阿都拉、选里迷失、郑阿里,还有回回大师马沙亦里。这些人都是保持原来名姓的,但以后就不常见了。回回在西北聚居区还是保持回回名字的,久居内地的回回有更多的方面和汉族文化、经济接触,采用汉姓名的就不限于官吏和士大夫阶级了。明初出现的回回人物都是汉姓名,说明这种现象在元代末期已开始形成。传说明代开国将领颇多回回,有“十大回回保国”之称。明朝的发祥地是在淮河流域。这个地区是昔日回回聚居之处。出现的回回著名将领如常     

西北回族话中的近代汉语词汇

在西北回族话中，保留了不少颇具特色的近代汉语词汇，这些词语已经被赋予了浓郁的伊斯兰宗教文化色彩，有着特殊的民族宗教文化内涵，成为回回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的“活化石”。     

由回回哈的司与崇福司看元代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发展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时代,蒙古统治者起于一隅而括地万里,其统辖区域广大,人口繁多,境内民众宗教信仰复杂多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宗教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元朝政府在不同时期分别设置了一些专门机构对这几种宗教进行管辖,如宣政院、集贤院、回回哈的司、崇福司等。这四种宗教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可以看做是外来一神宗教,在整个蒙元时期,二者一直在冲突与联合中发展。     

回族重商思想散论

回族重商思想散论马建春在中华５６个民族中，回回人以擅长经商、乐于经商而昭示出其鲜明的民族个性，史籍中有“回回蕃商”、“识宝回回”、“买卖回回”的别称，更有“回回善营利”以及““旱码头，大市场，回回行商遍四方”的说法。唐宋以来，连接沟通东西方贸易的“丝...     

自身繁衍在明代回回发展中的作用

回回在明代发展壮大,原因很多,如开国回臣之客观影响、自身繁衍之推动等。在诸多因素中,自身繁衍对明代回回的发展最为重要,也最为直接。因为明代回回已丧失了元代回回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并受到歧视与压迫,是自身顽强的繁衍才使回回在明代有了较大发展。     

试论元代的宗教政策与宗教管理体制

元代享国虽不足百年,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在这个疆域广阔、军事强大、政治统一的帝国里,多民族的融合带来了多种宗教的传播.为了政治稳定的统治需要,元代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宗教政策,针对诸种宗教之特点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管理体制,于佛教有宣政院,道教有集贤院,基督教有崇福司,伊斯兰教有回回掌教哈的司等,并对民间宗教实行严格的禁断措施.元代的宗教政策和管理体制,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不少失败之处,深刻地影响了元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当代宗教政策的制定和宗教管理制度的完善,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老子化胡说”看汉魏六朝佛教徒的老子观

汉魏六朝时期是道教兴起、佛教传入中国,进而引发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作为道家象征符号的老子,曾被道教和佛教双方进行大规模的宗教化解读和利用,“老子化胡说”是这个过程中的典型现象。从这个时期佛教徒对待老子其人其书的基本态度可以看出老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宗教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儒、佛、道三教的结构与互补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儒为主干,以佛、道为辅翼,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多元互动的良性机制。三教之间的互动及其内部哲学与宗教的互动,使中国人在哲学与宗教之间、理性与神性之间可以从容选择;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自由来往,形成中庸、平和的心态。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峨眉山佛教源流考

早期的峨眉山是作为道教名山而存在的,被称为道教第七洞天。东汉蒲公故事系宋人伪造,峨眉山佛教滥觞于东晋时期高僧慧持入山建普贤寺。峨眉山曾长期处于佛道并存格局,明清以降,才演变成为佛教名山。     

从《原道》三篇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流变

深刻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首推儒、道、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又有不同。刘勰、韩愈、章学诚的三篇《原道》,体现了儒道佛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流变。     

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

苏轼与杭州多位诗僧有着不解的诗文情缘,参寥、辩才、维琳、惠勤、惠思、清顺等都是他的方外之友。苏轼在莅杭之时才形成如此规模的诗僧交往群落,这与苏轼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其思想上的佛老意识和杭州的客观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杭州诗僧对苏轼的人生观、世界观、诗文创作和诗文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苏轼也对杭州诗僧的诗文创作和人格操守产生影响。     

简论儒、释、道的义利观

以儒学为骨干 ,以佛教、道教为其两个分支而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 ,不仅有其各自的义利观 ,而且也有其在各自义利观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儒家重义轻利、佛家轻利重义、道家兼而有之。科学分析并认识总结儒、释、道的义利观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实为学术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项光荣任务     

略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其宗旨是追求出世解脱,是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然而佛教自传入中国内地之后,通过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及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其鲜明的入世精神。通过辨析“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这两个概念,通过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与印度原始佛教,传统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的异同比较,从佛性与人性、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等方面可发现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佛教有既出世又人世的思想性格,这将为当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方东美论儒释道会通

在方东美比较哲学研究中,儒释道之比较是为了说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东方印度哲学相比而显现的独特价值。为此,方东美在进行儒释道之比较时,以分析儒释道各自的思想个性为手段,以揭示儒释道思想上的会通为直接目的。方东美以为儒释道三教思想上的会通处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的最高处。这个最高处在儒释道那里具体展开为三论,即:旁通统贯论、道论、个人品格崇高论。     

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宗密判教简论

本文认为,宗密通过评判禅宗各派、和会佛教与禅宗、会通佛道儒三家,建立了其和而不同的佛教判教思想体系.宗密在中国佛教史上首先系统地对中国化佛教--禅宗进行判教,论述佛道儒三教合一,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