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变革背景下的竞争中立规则

欧美主导的竞争中立规则主要在所有制中立、公共机构界定、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方面挑战WTO体系下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然而,任何规则的存在与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竞争中立规则发展及演进的实质是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国际新形势下技术竞争、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通过构建中美竞争中立规则制定的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认为,竞争与合作是博弈的主要特征,耐心系数是决定中美在系列博弈中取得进展的重要影响因素,[JP2]其中中国的耐心系数很大程度与国内市场化改革诉求有关。在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亟需改革、贸易争端频发的背景下,对外如何发出中国声音、减少压力,对内如何真正落实竞争中立原则、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发展的重点。     

TPP国有企业的定义对中国国企分类改革的启示

当中国加入TPP后,国有企业将受TPP竞争中立规则的规制,国有企业产权结构优化、提高企业合规性等改革与TPP竞争中立规则的适用性成为中国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对TPP第17.1条的协定文本进行文义解释的基础上,归纳TPP国企界定的标准,并结合国企分类改革的相关政策性文件,分析TPP国企定义对国企分类改革的启示。研究认为,充分竞争类国企更可能被TPP认定为国有企业,应优化股权结构,即将此类国企的国资比例设置为国有资本相对控股或国有资本参股,直至实现国有资本的完全退出;鼓励设置优先股,严格限制金股、复数表决权股等特殊管理股制度在充分竞争类国企的适用,以弱化国家股的绝对表决权地位,达到合理规避TPP竞争中立规则的目的。     

国际组织理论:反思与前瞻

国际政治理论致力于解释国家间冲突合作问题的学术任务及其"无政府国际体系-国家理性选择"概念框架,使其无法容纳国际组织进化、分化、自组织等组织特性。曾经寄生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国际组织理论需发展自己的概念框架。该理论构建需关注国际组织的本体而非成员国特征,摒弃无政府状态世界观而看到渐进有序的国际社会,将国际秩序视为核心变量并赋予其创设型秩序和自发型秩序双重内涵,并将国际组织机构设置视为对多边利益结构而非对单体国家利益诉求的回应。国际组织决策逻辑不在于国家间政治对其决策的决定性,而在于其程序规则对国家间政治的约束和塑造。     

竞争中立视野下国有企业法律治理研究

竞争中立规则正逐渐从国内政策向国际规则演进。在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背景下,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同老牌经济强国之间关于制度掌控权的博弈也在逐渐增多,竞争中立规则发展日益迅猛可以说是深层次博弈的表象所在。竞争中立规则影响力之广泛,不但涵盖了传统领域的贸易、投资,而且也将会对我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我国应从自身国情出发,加强竞争中立规则立法,完善制度体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规范政府补贴行为,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实行分类监管。此外在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上,要积极参与,争取更大的规则主动权,从而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发展环境,进一步提升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力、创造力、竞争力,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论特许经营的反垄断法规制

作为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的商业安排,特许经营与其他纵向协议一样,由于有促进品牌间竞争和抑制品牌内竞争的双重属性从而在反垄断法调整中得以区别对待,其规制规则在整体上趋于缓和.通过对美国反托拉斯法和欧共体竞争法特许经营规制规则的梳理,结合中国<反垄断法>的现行规定,剖析和评价中国特许经营的可能法律适用以及中国现行立法的利弊是非常必要的.     

"和谐社会"建设的国际影响

福利国家为了本国的经济福利必然产生国际冲突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实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在建立一种福利国家。但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主要是建立在依靠自我的基础上的,而且努力减少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经济资源上的竞争。本文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建立福利国家过程中的对外扩张与掠夺政策,分析中国在建立"和谐社会"进程中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国际作用,从而指出这种社会发展战略的和平主义倾向及其对国际关系的重大意义。     

网络反腐中的侵权行为及其规制——社会契约论替代路径下的中立审视

在罗马法传统理论与自然法学派观点里,贪腐是对社会公正的破坏,是一种反社会契约的行为,而公众的道德力量会对不公正作出价值判断,这种公共理性在当前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为网络反腐。罗尔斯整合的社会契约理论构建了公众关注社会公正到正义的修正,而斯密却引入了"中立的旁观者"来警惕和审视"民意暴力"和"小众关注",网络反腐可能侵犯其他公民隐私权及名誉权等。网络反腐中的侵权行为有着其特殊的行为构造,其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均有侵权生成的原因。从"中立审视"的角度可探寻网络反腐中规制侵权行为的四个理论依据。必须从意识、制度、法律、总量四个层面来规制网络反腐中的侵权行为。     

CPTPP国有企业章节的评价与中国应对

CPTPP首次以专章规制国有企业，模板效应已开始显现。相较于以往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国有企业规则，CPTPP国有企业章节在规制内容上既有继承也有突破，在规制体系上更加完善。但是在规制理论、范围、内容和效果方面存在一定缺陷。CPTPP国有企业章节并不反对国有企业的设立和维持，所提倡的公平竞争理念也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相一致。建议中国继续通过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减少纳入协议规制范围的国有企业，区分对待不同义务，借鉴各缔约方的经验，做出国别例外，防止在国有企业国际规制体系构建中被边缘化。     

“三难选择”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演进与成因

近年来,跨境数据流动规制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实际上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已经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并演化出分别由欧盟和美国主导的两套规制体系。但全球层面的规制却存在"三难选择",无法同时兼顾"良好的数据保护""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保护自主权"。在此框架下,规制目标之间的平衡、参与主体之间的竞争以及规制本身对约束力和执行力的诉求构成了推动规制演进的三重因素。结合这些规律,中国应借鉴欧盟与美国的规制方法,推进国内规制实践,确立最合适的规制模式,尽快参与规制竞争。     

贸易与社会规制分析(上)--以GATT/WTO的规制措施为中心

GATT/WTO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对象发生了以下二个方面的变化.第一,自由化及撤销的重点从关税壁垒向非关税壁垒转移;第二,对外措施方面的重点,从国内的撤销措施和规制的自由化,向不同国家间的国内制度的一体化(共同化、统一化)方向转移.为此,讨论规制与竞争的关系就具有以下二层意义,一是试图形成一个能确保自由贸易的市场体系,二是通过统一规制措施,尽而形成竞争条件的统一化.与社会规制相关联的事项在贸易规则-GATT/WTO中形成问题的起因,就是贸易自由化对象及手段的变化.     

TPP关于国有企业的规则研究

TPP在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于2016年2月正式签署,其第十七章专门规定了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制度,对国有企业参与商业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TPP国有企业规则对国有企业的现行制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将会对今后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产生巨大影响.在TPP国有企业规则的提出和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TPP的背景之下,分析TPP国有企业规则的理论基础、TPP国有企业规则对竞争中立的强化,界定国有企业规则概念及适用例外,解构非商业援助制度、透明度要求、清晰管辖权和公正监管相关概念,总结TPP国有企业规则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将TPP国有企业规则带来的挑战转化为机遇,完善竞争法和竞争政策,对我国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才能不断增强我国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     

论竞争中性的两面性

竞争中性是维护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则.竞争中性的确立有助于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公平竞争中提高效率,有助于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认识,有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蕴含着向竞争中性趋近的轨迹.同时也要看到,国际社会的竞争中性诉求具有历史性、政治性和偏狭性等方面的问题.竞争中性应当服从于整体公平竞争的要求,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积极推动以国企分类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有效消解竞争中性规则的国际压力.     

“一带一路”国家国有企业法律制度的国际构建与完善

"一带一路"国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主体。现有国企国际法律规范是基于传统国企理论构建,不能完整反映"一带一路"国家国企制度现状和发展需求。印度、俄罗斯等沿线典型国家的国企法律制度及实践相似,国企基本经济社会职能和发展目标趋同。基于沿线国家共识,坚持所有制中立、强调国企社会责任、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是构建与完善"一带一路"国家国企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则。     

论垄断协议及其规制对传统契约理论的突破

19世纪的经济发展以自由放任主义为理念,传统契约理论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当时的契约理论主张完全的意思自治,契约即合意。到了20世纪,随着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日益重视和契约公正理念的提出,契约完全自由受到了限制。在反垄断法领域,垄断协议这种特殊的契约被纳入了法律规制的范畴。这一趋势不同于传统契约理论的是:对垄断协议的规制是基于法定义务的预设而非遵从当事人的约定义务;除关注传统契约构成要件外,更注重"效果要件"。     

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中国参与

在中国传统刑法规则领域内,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面临法律机制失灵的困境,与信息社会蓬勃发展以及居高不下的网络犯罪率形成巨大落差。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困境归因于国内法的制度掣肘与发达国家治理跨国网络犯罪狭隘的外交政策,导致中国参与跨国网络犯罪全球治理进程中内忧与外患共存。鉴此,须站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以"中国参与国际治理"为主线,以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的现实需求为牵引,构建"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二元并重的法律归化方式,推进中国互联网法院能够拥有对跨国网络犯罪案件的审判管辖权,进而填补中国参与网络犯罪全球治理的盲区,改变"空想式"爱国主义的口号,促进中国刑法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实质融合。     

辽宁省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探索——基于契约关系的视角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深化和攻坚阶段。辽宁省作为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众多,其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也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在辽宁省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公司治理方面的困难,例如,产权契约关系不完善、行政型治理模式和代理成本高等。完善公司治理成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因此解决辽宁省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产权契约关系不完善和行政型治理模式缺陷有利于促进辽宁国有企业公司效益的提升。从契约关系的视角探索辽宁省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旨在提高辽宁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效率和企业竞争能力。     

国有企业公平参与竞争的逻辑与路径——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场

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属我国经济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的关系协同尚未达成理论共识。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特殊性，一方面要维系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要求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必须服从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要求。对此，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如何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成为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结合垄断和市场规制的相关理论，发现我国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存在一定难题，一是竞争中立如何绕过国有经济主导的基本要求，二是国有企业惯有的垄断或优势地位如何才不破坏市场竞争法则，三是顺应市场要求的国有企业改革如何适应经济社会的协同。基于此，对于国有企业公平参与竞争可建立双轨制方案，即按市场化为导向对国有企业主体进行二元划分，并建立相应的主体制度和判断机制，借此形成不同的市场竞争模式。     

析美国文官制改革取向:"结果"重于"规则"

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推行的"放松规制、加强绩效管理"改革举措颇具影响意义。由于政府内部的过度规制,造成了政府机构人员惟规则是从、墨守成规的行为模式,使得政府机构反应迟缓、效率低下,已难以适应美国公众和环境对政府绩效的需要。因此,强调"结果"重于"规则"成为美国文官制改革的基本取向。但该取向是美国政府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值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认真思考和研究。     

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的合理合法性刍议——基于政策法学的实证分析

作为一个较新的国际空间,防空识别区不仅受到既定和潜在政策的框架性规制,也在其相应法律拓展过程中引发了"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规范性困境.国际政策法学视角下中国防空识别区的划设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分析在既有条件下,国家行为体为建立防空识别区所达到之目的价值在各阶段过程当中的策略和趋势.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在一般法律原则方面需要突出政策的"权力"价值取向,明确自卫权使用、维护国家安全而非针对特定国家意图;在推动和接轨国际条约方面需要考虑"财富和福祉"的价值取向,强化国际条约的价值和功能作用;在国际习惯规则方面需要突出政策的"尊重和情感"价值取向,通过国际实践塑造相关观念以减少或避免冲突.     

主权克制下的平台自决之惑——数字平台规制的国际协调与中国因应

数字平台规制的国际协调目前面临三重难题：一国基于公共道德的平台规制措施很可能影响他国私权保护；一国权利保护措施可能对他国权利设置产生影响；数字平台内部“准立法权”与“准司法权”可能违反主权国家管辖权与国际跨境送达规则。在此进程中，主权国家对其主权的行使体现出了相当的克制与礼让，但主权的自我设限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平台内部治理干预的力所不逮。平台自决很可能导致较强势国家的法律与价值观对弱势国家造成不利影响，数字平台的全球布局还会造成对弱势国家主权的有意规避。数字平台国际规制表面上看是国家与平台间博弈，但本质上属于“国家-平台-他国”三角博弈。对此，我国有必要灵活处理数字平台服务条款中的争端解决条款效力问题，以保障我国司法主权对争议的覆盖；同时适当允许司法介入平台内部治理。在对外缔约当中，我国应精心设计服务贸易“不符清单”,同时以相对克制的方式实施互联网内容审查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