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破窗理论看环境公害治理

破窗理论启示我们,环境污染事件泛滥的重要原因是,大量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没有被查处,环境领域的无序状态导致一些企业纷纷仿效;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引入“零容忍”的打击政策。但由于环境违法犯罪行为自身的特殊性、政府失灵、行政资源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影响,很难实现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消除这些不利因素,必须为公民参与环境污染治理开山劈道,用公民环境公权力补充、制约国家环境公权力。同时,为了提高打击力度,必须完善现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赋予公民原告资格。     

公共危机下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与公众认知的关系研究——以XX县XX镇基层社区疫情防控为例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风潮日益加剧,潜在社会风险一般不容易被人们感知和识别,而显性的社会风险往往表征为突发公共事件,造成不同程度的公共危机.文章以XX基层政府疫情防控与公众对社区治理的感知度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数据分析与建立模型等手段,对面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基层政府的行政执行力与公众感知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得知,政府能力建设与公民公共危机了解程度高度显著;基层政府建设与公民对疫情防控主动感知的交互作用影响公民对疫情防控的了解程度;基层政府公共危机中的行政能力建设与基层政府行政效能高度显著;基层政府行政建设能力对公民疫情防控了解程度的中介作用受公民对疫情防控主动感知的调节.结论:政府在公共危机中要想提高公众的认知度与满意度,应完善信息的流通反馈机制,注重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健全科学的危机反应机制以及建立信息多元评价体系.     

报复公正心理基础与公民道德建设

报复公正与社会道德情绪和司法制度认知密切相关,是人们关于罪与罚的主观认知与估量,具有功能主义与道德主义两种心理逻辑。功能主义逻辑认为刑罚能够震慑潜在的违法犯罪者,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渴望;道德主义逻辑认为刑罚是违法犯罪者应得的后果,折射出人们对社会道德的认同。报复公正在道德情绪、道德范围、道德载体上具有丰富的学理与现实价值。报复公正心理基础可以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启示:善用道德情绪传播道德观念、凝聚道德共识、强化道德认同;立法中体现道德道义的法律价值,释法中表达法律制度的道德底色;规范践行实体法与程序法,展现道德信念,避免惩罚价值的错误归因。     

集合行为何以发生?城镇化进程中“种房”行为演化的双因素机制研究

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种房”视为一种集合行为,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分析了政府干预与信息传播两种社会控制因素在“种房”行为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政府不干预和信息碎片化条件下,乡村精英的示范效应和意见领袖效应促进了“种房”行为的发酵。在政府弱干预和信息变异式传播条件下,政府行政干预中的规范变通行为,强化了村民对“种房”收益和风险的认知偏差;信息的变异式扩散强化了“种房”收益预期,遮蔽了“种房”风险信息,从而使“种房”行为愈演愈烈。在政府强干预与信息还原条件下,“种房”的成本大于收益,“种房”行为停止。政府干预的迟滞性和信息不对称是“种房”这类集合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据此提出,农民“种房”行为的治理应着眼于强化用地规划的前瞻性、健全“种房”应急处置机制和强化“种房”治理规范的刚性。     

小农生产的社会行为逻辑与制裁意欲的表达层级——基于广西宗族性村庄的考察

观察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制裁机制如何运作,是了解村庄整合度、农民集体认同与行动方式,把握村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持的重要切入口。在中国的宗族性村庄中广泛存在的小农社会行为的一致性,是通过“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和“小农社会的行为制裁”两种方式达成的,其根本差异在于多数农户对少数不一致者的行为是否存在制裁意欲。然而制裁意欲并不必然能够转化为针对少数不一致者的有效制裁行为。小农制裁意欲的表达因制裁效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序列结构。宗族性村庄浓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一方面阻碍小农制裁意欲表达层级的上升,但另一方面也使少数不一致者仍对宗族精英、村庄精英和村庄舆论的规训和制裁存在戒惧心理,成为使宗族性村庄的内生制裁机制仍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效用的最后保障。宗族性村庄的制裁机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也会带来有益启示。     

组织公民行为、社会资本与员工工作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研究了组织公民行为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组织公民行为对员工工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在其中起中介作用;组织公民行为通过增加员工的社会资本,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员工自身的印象管理行为在组织公民行为和社会资本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据此,建议企业管理者注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在提升员工绩效中的作用,注重利用社会资本在组织公民行为与员工绩效间的传导作用;企业员工要重视组织公民行为对自身社会资本积累及工作绩效提升的作用,并结合印象管理行为,提升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效能。     

政府数字治理的隐私监管：加拿大隐私专员制度的经验借鉴

在数字经济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下，政府运用数字资源开展经济社会治理愈加广泛。与此同时，数字治理也意味着公众个人信息的部分让渡，对公民数字隐私带来了挑战与风险。为应对政府处理公民数据过程中的潜在不当行为，亟须完善政府数据治理的隐私监管体制。加拿大率先设立了隐私专员机构规范政府的公民信息处理行为，负责受理与调查政府侵犯个人信息的投诉，审计政府机构的隐私保护措施，接受政府机构关于隐私问题的咨询并提供建议。加拿大隐私专员制度对规范联邦政府数字治理，推动隐私立法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我国个人隐私保护的立法与制度设计，建议中国政府数字隐私治理在理念上更加重视公民隐私保护，建立以责任为本位的政府管理制度；在职能上，完善政府隐私侵权行为的调查、约谈制度，开展隐私审计工作，就审计结果向政府提供改进建议。同时建立明确的评估标准，为风险评估提供咨询和指导意见，帮助部门识别和化解潜在的隐私风险。     

景区经营权转让后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景区经营权转让后委托代理关系包含两层,即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和旅游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景区经营权转让后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公众委托人身份不明确、政府处于关键地位、代理链条冗长、委托风险和代理风险并存等。委托代理关系数学模型表明：信息对称条件下,代理人会选择努力工作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代理人会选择机会主义行为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公民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传播技术对社会整合与民主参与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本文通过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究竟促进还是抑制了公民参与行为,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方式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分析互联网对民主政治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公民参与带来积极影响"这一基本判断在中国社会依然成立;我国公民参与行为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从具体行为来看,网络信息搜寻行为对线下公民参与有积极影响,网络信息搜寻行为、网络社交活动、网络娱乐消遣行为均对线上公民参与产生积极影响。     

环境风险分配、传播与认知机制中的道德冲突

环境风险生产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不平衡关系,如社会经济地位与风险地位的差距,解释环境风险以确定责任分担的专业知识与话语权力的失衡,对环境风险的传播、接受与认知造成巨大心理影响,产生诸如怀疑、焦虑与怨恨的心理影响与道德冲突,对社会安全的潜在影响不亚于环境风险本身;因此,环境风险的生产与分配逻辑、传播与认知机制及其心理影响与道德效应,与社会的稳定和谐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人们的高度关注与慎重应对。     

公务员的权力需要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研究

基于期望理论,对中国情景下政府公务员的权力需要与其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对423名公务员的问卷调查并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结果发现:公务员的权力需要会显著正向影响其组织公民行为,高权力需要会表现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根据组织政治理论与印象管理理论,晋升的程序公平在权力需要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即当公务员的晋升程序公平感增强时,权力需要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影响作用将得到减弱.     

作为刑罚价值的秩序

作为刑罚价值的秩序特性是：安宁性与协调性、规律性与稳定性、严厉性与严格性。我国刑罚制度主要通过用刑罚制裁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以及侵犯国家公职良性运作的行为来维护国家政治秩序,通过用刑罚制裁破坏国家经济秩序的行为来维护国家经济秩序,通过用刑罚制裁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来维护公共安全秩序,通过用刑罚制裁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来维护社会管理秩序,通过用刑罚制裁违反军人职责的行为来维护国家的军事秩序     

刑罚认知有限性及其对刑罚威慑实现的启示

刑罚认知是刑罚威慑实现的基本前提,当潜在犯罪人主观所认知的制裁概率、刑罚强度与客观制裁概率、刑罚强度保持一致时,刑罚才产生预期的威慑犯罪效果。犯罪决策面临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潜在犯罪人可能利用简便的经验法则或认知策略去认知刑罚,这也决定了潜在犯罪人刑罚认知的有限性。在刑罚认知有限的情况下,刑罚威慑的实现要注意降低潜在犯罪人的刑罚信息成本,同时要将刑罚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建立的刑罚认知有限性的基础之上。     

现代社会公民能力：概念、功用及其提升

在现代社会中,公民能力日渐完备,且在各种经济理论的视角下,公民能力日益能量化。从公民能力发挥功用的实践来看,它以变量的形式存在,会对政治生活产生具有正负效应的结果。因而,现代政府需要认真对待公民能力的发挥,并努力提升公民能力正效应,实现公民能力与政府行为的和谐共生。     

信息、监管与犯罪遏制——以烟草行业为例

从犯罪经济学视角来看,信息与犯罪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信息影响犯罪行为被发现概率,从而影响犯罪行为发生水平。从信息经济学视角来看,犯罪行为的产生则源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道德风险。就烟草行业而言,信息不对称包括两个方面:供求信息不对称和监管信息不对称。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分析了烟草行业违法犯罪行为产生的信息机制,构建了烟草行业违法犯罪行为的系统动力机制模型,并提出了有效预防与遏制违法犯罪行为的相应对策。     

公共事件政府出资行为分析

我国公共事件政府出资行为有处置性出资行为、资助性出资行为和代为赔偿性出资行为三类.政府出资行为是行政给付行为,也是替代性行为.公共事件政府出资的依据是事件紧急性和保障公民适当生活水准权利.应当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控制政府出资行为,政府出资范围、对象和标准须符合法律规定.我国应当培育社会自治能力,增加社会化解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少政府出资行为.     

社会知觉:从社会治理迈向社会自理的关键

本文从费孝通的《社会自理开篇》谈起,认为社会知觉可以协调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治理迈向社会自理的关键。重点从知觉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作为人心中的一点"灵明"——社会知觉的概念,并把它分为关于"我之所以为我"、关于"我与他者的联系与区别"、关于"何谓社会和社会何在"、关于"社会何以可能"等五类知觉。同时认为,社会治理困局中遇到的社会知觉偏差主要包括自我偏误、人际区隔、刻板印象、归因谬误、认同偏差、群氓效应和知觉从众、自理失灵。最后,建构了一个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自理,从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再到知觉社会的理想模型。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

针对目前中国在防范与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现实债务压力和潜在财政风险、缓解其与社会经济稳定之间的矛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建议,从而建立一套科学的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的机制,强化地方财政风险预警体系,实行政府债务报告制度,确保政府债务始终处于安全线之内。     

“破窗效应”的辩证省思——基于对“行乞”和“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分析

"破窗效应"适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乞"和"青少年"犯罪问题是"破窗效应"的典型代表。从哲学视角分析其"破窗效应",有助于帮助人们清醒地认识这些"破窗"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发挥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现代美德对"破窗"理论的修复。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信任生成的内在逻辑——基于公民主体视角的考察

政府信任是作为公共权力承载主体的政府与公民权利主体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它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为公民利益服务的动机所作的相关判断基础上的。从公民主体的视角来看,利益诉求是公民信任政府的现实导向,信任信息是公民信任政府的认知依据,信任能力则是公民判断政府可信性的关键。在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下,三者相互叠合构成了我国政府信任生成的内在逻辑。因此,现代公民的成长与培育也就成为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信任优化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