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宗朱辨义》与直书示义之书法

持比事属辞为研究视角,参考《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论说,以《春秋宗朱辨义》为研究文本,考察张自超《春秋》学之原委,究竟如何宗朱。同时阐述即事可以显义,比事属辞可以观义以及以《经》治《经》,可以“无传而著”诸理念。上述观点,分两节阐说论证：一是“直书示义,予夺俱见”与朱子《春秋》学。拟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之视角,凸显朱子《春秋》学之主轴,为后半幅论说提供学理依据。二是“据事之实,仍史之文”与《春秋》宗朱。朱子《春秋》学,或语焉不详,未臻完善;或疑似之际,有待辨析。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既述且作,兼顾“宗朱”与“辨义”,往往于前修未密处,后出转精,以建构自成一家之《春秋》诠释学。由此观之,张自超著《春秋宗朱辨义》,堪称朱子《春秋》学之功臣。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春秋》学与建安文士群

建安时期,在国家分崩离析状态下形成了六个比较重要的文士群。考察建安文士群的聚散分合及其言行事迹,与《春秋》学有着极深的渊源。特别是《春秋》左氏学,更是受到各大文士群的普遍关注,完成了东汉以来《春秋》古、今学兴衰的最后转化。建安史传、史论作品借鉴了《左传》编撰体例。建安作品多以"《春秋》大义"作为行文立言的依据,几乎形成了无《春秋》大义不成文的态势。建安作品用典隶事多采《春秋》经传(尤其是《左传》和《公羊传》),几乎所有建安重要作家都有这方面的运用实例。     

孟子“《春秋》学”考论

先秦时期是"《春秋》学"形成、发展及分化的重要阶段,孟子"《春秋》学"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它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提出孔子"作《春秋》"说,这一说法揭示孔子作《春秋》的社会动因及历史效果,开启孔子素王观念;二是提出"《诗》亡然后《春秋》作",从文化层面揭示《春秋》的内容及笔法,突出《春秋》的王道精神;三是提出"事"、"文"、"义"观念,肯定"原生态历史"的存在,认为这种历史是能够认识和表述的,但是,史家在力求客观书写历史即求真之外,还应该追求"善"的目标。也就是说,史家在撰写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应该体现自身的社会良知,发扬褒善贬恶的批判功能。整体上看,孟子"《春秋》学"表现为经、史观念融合的诠释进路,亦即包含对《春秋》的经学阐释和编纂伦理的认识与观念,这不但对《春秋》的"经典化"及"《春秋》学"的建构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深刻影响古典历史编纂学的形成。     

属辞比事:判例法与《春秋》义例学

《春秋》学在汉代政治法律中发挥巨大经世作用,与判例法实践的关系尤为紧密。《春秋》的"比事"之教,与判例法中的"比"有密切联系,《春秋》义例学是以"比事"为基础,总结归纳圣人的裁断原则,体现出"无达例"的灵活面貌。《春秋》的"属辞",即书法、笔法,是"比事"的体现。不能简单类比史书修撰体例理解《春秋》义例。董仲舒对《春秋》比事智慧做了深入的阐发,对《春秋》义例学做出重要贡献。     

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

有关孙复的研究多集中于舍传求经的方面,忽略了继承三传的方面。其实,孙复的《春秋》学与《公羊》关系密切。他认为孔子作六经为万世立法,且推崇董仲舒、批评刘歆。他的《春秋尊王发微》在方法上继承了《公羊》学重义略事、属辞比事、以例言经的思路;思想上继承了《公羊》尊王、恶盟、天人感应、讥世卿等思想,改造了《公羊》君臣之分与三世说。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启发对宋代《春秋》学、历代《公羊》学书写的进一步思考。     

辑佚视角下的唐宋《春秋》学研究——读《唐宋〈春秋〉佚著研究》

黄觉弘教授所著的《唐宋〈春秋〉佚著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是一部兼有文献和学术价值的辑佚学新著。其特点是辑佚与考论结合,清晰地展现了既注目于唐宋《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真相,又突出佚著佚说重点的学术特色。其所具有的文献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既可为唐宋《春秋》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唐宋《春秋》学的个案和专题研究,同时"对于唐宋时期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也将大有裨益"。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范文正济秀才》故事考

《范文正济秀才》是北宋魏泰所著《东轩笔录》中的一篇笔记,记载了范仲淹接济孙复并教授他《春秋》之事,近来常被当做信史引用。本文从孙复到太学任职的时间,孙复与范仲淹的年龄相仿,孙复实为范仲淹举荐,孙、范二人的《春秋》学差距等方面提出质疑,认为该笔记所记之事不宜作为信史。     

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文章述论

在《左传》学史上,《左传》作为文章的属性长期被遮蔽。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进一步例证了《左传》作为文章的性质及价值,《左传》得以成为“文章之祖”,其文章性质是第一位的因素。在《左传》文章学发展史上,吕祖谦《左氏博议》不仅第一次以文章形式呈现《左传》,而且更是典型的时文教材,此与作为“教科书”性质的《春秋事语》一脉相承。正如帛书《春秋事语》内蕴“事”“理”,《左传》的“事”“理”成为《左传》文章学蔚为大观的基石。     

王安石《春秋》学思想探究——以《春秋》公案考辨为中心

"断烂朝报""不列《春秋》于学官"是《春秋》学史上的两大公案。王安石所谓《春秋》"断烂朝报"指《春秋》注解之书,并以《春秋》经发展的特点而确有"不列《春秋》于学官"之意。王安石以其经学思想区分《春秋》经与传,视《春秋》经为"难知"但"可知",对《春秋》传则由"取"到"疑"以至"不足信"。针对《春秋》中天人关系、伦理等级等问题,王安石提出"任理而无情""以道进退"。王安石在北宋《春秋》学进程中间接为《春秋》学发展指明了新的致思方向,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

关于刘逢禄的《春秋》学书目,历来说法各异,表面上是因为各家简单采信刘氏行述,而根源在于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刊行与成稿情况较多变化。通过清理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四种刊本,可以确定刘氏已刊《春秋》学著述有14种。通过搜检相关资料,排查出刘氏拟作《春秋》学书目8种,对其中《胡母生春秋条例》、《春秋通义》、《解诂笺释》、《答难》和《申何难郑》重加探究,更可窥见刘氏《春秋》学研究的变化,从而深化对刘氏《春秋》学思想的认识。     

庄存与《春秋正辞》标点疑误举隅

庄存与作为清代常州学和公羊学的开山人物,其《春秋正辞》直接开启了晚清百余年的公羊学思潮,对清代后期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但庄氏素称魁儒,文风奥衍,其著作向以艰晦难读著称。现有对《春秋正辞》的标点,仅体现在两类文献中:一是现有研究该书的论文、论著,常会征引部分原文,并施以标点;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4年推出该书的点校整理本,是该书的第一个标点本。可惜的是,这两类对《春秋正辞》的标点,皆存在不少疑误,有待核正。     

董仲舒问答法解《春秋》探析

继孔子之后,西汉董仲舒在下帷讲学期间完美阐释了启发式教学法.孔子在书写《春秋》之时有避讳与畏惧、褒贬与善恶、合道与非礼、常变与亲疏等现实处境与情感向背因素,使得《春秋》的书法与辞法有常变之别、事实与描述有抵牾之处.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问答体解经即以这些问题为切入点而设问,而以史实、《春秋》辞法、《春秋》大义作答,通...     

春秋议论文辞的文体价值与特点——兼对《论语》文体史地位的反思

人们一般以为我国古代议论文体是从诸子讲学语录——特别是《论语》——发展而来的,这个看法忽略了春秋时代的议论文辞。首先,《论语》并非我国最早的语录体散文;其次,《论语》在艺术方面也不代表春秋议论文体的最高水平,《左传》、《国语》所载议论文辞,主题明确,结构完整,表述生动,堪为春秋议论文体的典范。春秋人多通过上书和借助史官记录的方式实现"立言"的愿望,其议论文辞说理圆通,从容委曲,华实相副,体现着春秋议论文体的最高成就。     

元代春秋学的黄泽、赵汸学派

元代学者黄泽、赵汸于春秋学卓有建树,自成一派。自汉代以来,治《春秋》之学者,动言“微言大义”,众说纷纭。黄泽力排众议,认为治《春秋》当先弄清史实,然后再作价值判断。要弄清史实,就要回归《左传》。他认为《左传》首先由史官左丘明撰写,而由其子孙续成之。这种说法与现代学者认为《春秋》为战国人所撰的观点不同,似更合理。赵汸师承黄泽,他不赞同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尊王贱霸”的思想,主张“尊王”亦“尊霸”。并提出孔子当年要得志,会先“修桓、文之业”,由霸道而致王道。以往治《春秋》者或认为《春秋》字字寓褒贬之意,或认为《春秋》只是“实录”。赵汸的观点是,《春秋》一经中既有实录部分,也有孔子所寓褒贬之意。其所著《春秋属辞》一书就是要将此二者区分清楚。     

“统物通变:”陆贾《新语》的《诗》学观

陆贾《新语》中多处叙《诗》史、言《诗》事、论《诗》说、引《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陆贾的《诗》学观。他以"统物通变"为探讨汉初《诗》学的主要方法,提出了"原情立本"、"以匡衰乱"、"尽情为器"的《诗》史观;提出了"《诗》以仁义存亡"的《诗》学思想总纲以及"调心在己"的学《诗》观;并提出了"书不必起仲尼之门"的用《诗》观。陆贾这种"统物通变"的《诗》学阐释是汉初儒者对《诗》学思想的一次创新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汉代后学对《诗》的理解与建构。     

王通《春秋》学考述

王通是隋唐儒学变革的先行者,他的《春秋》学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通过钩稽《中说》里王通对《春秋》和其接续《春秋》所作的《元经》的论述,我们可以整理出王通的《春秋》观,也可以管窥到已经亡佚的《元经》的大致轮廓(作意、起止、取舍、笔法、义例等)。在对王通的《春秋》学复原后,通过历史比较,我们发现,王通的《春秋》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则它是唐宋“义法史学”的先驱,二则它是中唐以后《春秋》学研究中“舍传求经”学派的前导。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春秋序》是对以往《春秋》与《左传》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整理,其“经”、“传”合一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阐释《春秋》的著作。杜预在集解集中阐发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     

《文心雕龙》论《易传》的文学性

《文心雕龙》对《易传》的文学价值进行了多方面论述。刘勰认为文学的本原是道,文学的作用是明道,他提出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一重要命题,正是总结《易传》对《易经》的阐释所做出的概括。他认为《易传》释经不是简单的转述与琐碎的注解,而是精心创造并广泛使用了"丽辞",既多用对偶,又注重协韵,是文章的典范。他认为,《易传》在文章体裁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论、说、辞、序几种文体的产生,都与《易传》有着直接关系。他还论证了《易》象的意义,评价了《易传》的语言,分析了《易》的事象,既揭示了《易传》的文学贡献,也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