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中“讹”的阐释学阐释

根据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中关于文本、意义、理解等问题的论证,“讹”是翻译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必然现象,“化”与“讹”实质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完全的“对等”只能是翻译中不可实现的理想,而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讹”译则不可避免,甚至有时译者还会有意为之。不过,在肯定翻译是文学创作活动的基础上,译者发挥创作性也必须有一定限度,优秀的译者应该能够在尊重原作和自主创作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对话”

儿童文学的翻译首先是针对儿童的,译者面临着既保持儿童童趣又要把它传递给另一文化的儿童读者的挑战。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文化因素,译者应从文化翻译观的视角来鉴赏和体会原作,与原作"文化对话",充分认识到两种文化的差异,寻求最佳翻译策略,以求最大限度地向目标语儿童传递源语文化。     

“雅”在生物化学翻译中的体现

严复曾提出翻译的三原则＂信＂＂达＂＂雅＂。在生物化学翻译中,往往只注重＂信＂和＂达＂,而忽略了＂雅＂。从词汇层面、句子层面和修辞层面诠释了生物化学翻译中的＂雅＂,期待本文能为生物化学翻译提供有效的指导,从而提高生物化学翻译质量。     

简论钱钟书与翻译

世界进入跨文化对话时代 ,“译介学”将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钱钟书关于翻译的点评述说 ,很值得精研。他的翻译理论有三个主要内容 :一是“诱” ,指翻译所能起到的作用 ;二是“讹” ,误读误译 ,叛离原文 ,或是创造性误读 ,却有独特价值 ;三是“化” ,忠于原作又不泥于原文 ,达到“化境”。     

从“狰狞”到“和谐”:本雅明“纯语言”的翻译观

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一文提出了一种"纯语言"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观看似"狰狞",因为它放逐了"读者"(接受者)与"交流",甚至放逐了"意义"。理论上它是一种"和谐"的翻译观。在纯语言这一"和谐、圆满的领域"的观照之下,原作与译作、忠实与自由这两对以往总是争吵不休、相互对立的概念也和谐地统一起来。本雅明这种"纯语言"的翻译观在更多的层面上只是一种理想的翻译观,带有本雅明式的"弥赛亚"救世精神。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却永远无法到达。     

“非个人化”文学翻译——T.S.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创作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T.S.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在文学发展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文学翻译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从＂非个人化＂的理性角度来探讨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问题。翻译是＂非个人化＂的行为;译者是传达原作艺术情感的媒介;译者要不断地牺牲并超越自我的主观个性。＂非个人化＂理论让我们深刻反思翻译的性质、过程以及译者的任务和译德等。     

从许渊冲的“三美”观解读唐诗《春望》的英译文

许渊冲先生提出了诗歌翻译的＂三美＂观,即翻译诗歌理应传达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本文从＂三美＂观理论对其翻译的《春望》进行解读,分析说明其＂三美＂观在具体翻译实践中的运用和体现。     

从原型观视角看经典文学目录翻译的“古调今腔”

传统文学翻译研究侧重于归化与异化译法及译作优劣的比较。而根据杨炳钧的翻译原型观,文学翻译可视作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试图穷尽原作样例与译作样例,以期达到最佳样例甚至实现原型的整合过程。翻译原型观解释了经典文学目录翻译的众多译者从选词、语义增补、小句语气转换等多个角度不断追求、力图接近译作＂理想原型＂尝试的必要性。     

释“化”

运用“以钱解钱”的方法,从“诱”、“讹”、“化”三个基本概念看“化境”说的内涵和实质,译者只有充分发挥译作的正”诱”功能,努力避“讹”求“化”,缔结一场文学或文化姻缘,才能实现钱钟书先生一贯的“打通”思想,最终通向人类文明的巴别塔。     

文学翻译“快餐化”的尴尬——对乔布斯情书翻译热潮的冷思考

本文以乔布斯情书网上翻译热潮现象为切入点,通过析读原作和对比各版本译作,梳理了读者期待,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翻译热潮背后所涉及到翻译的各角色较量,指出了文学翻译＂快餐化＂的尴尬成因。     

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译思想

本文重点探讨了著名翻译学家钱钟书在其所著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所提出的“诱”、“讹”、“化”的翻译思想，以及其对于中西异质性语言文化之间的互解互译具有的理论上的实践意义。     

"化境"背后:钱钟书的文本价值论

钱钟书在讨论翻译问题时所采取的是观察家角度,他提出“化境”的本意并不在于为翻译行为设定唯一正确的标准;他认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可以分离,翻译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起着重要作用。从钱钟书暗喻的文本价值论来看,可以推断出他对文本竞争和语言竞争的提倡。     

从解构主义的视角看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读《林纾的翻译》

钱钟书1963年3月写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译论,仔细分析,有一部分译论竟然与同一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兴起的解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中一西两种译论虽然阐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其精神实质是相通的.文章拟从解构主义的视角,通过观察和讨论林纾的翻译作品,来探讨文学翻译作品中译文与原文的关系问题.     

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先生的翻译观

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化境”说,不仅与奈达的动态对等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和译学理论的研究走出“沉寂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重释钱钟书的“化境说”

通过比较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与西方解构主义的译论观点后认为,译界对于钱先生的“化境说”多有误渎之处,其实质上是对传统的“信”翻译观的反叛,隐含着翻译作为一种“调控性转化”和“后起的生命”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比西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学派更早地提出一种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道出了翻译的本质,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和重新诠释。     

承继与发展: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学术关联

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多个方面有着相同或相通的认识,但认识获得的途径则完全不同。在政治观上,二者旨在构建一套维护封建皇权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从经学入手,利用史学和天人感应思想创建了“大一统”理论;司马迁则是从汉初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统一是大势所趋的认识。在历史观上,两人都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变易论成为董仲舒变革思想的历史根据;司马迁则通过对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之特点的分析,得出了这一规律性认识。在社会观方面,都积极主张安民、保民,目的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董仲舒借用儒学的影响力,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归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并把它塞进了神学的外壳之中;司马迁则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利用抽绎的方法来表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但其思想的一些内容则已以一种隐含的形式存在于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体系中。     

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司马迁的史识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上。《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见识和《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本体”概念与近似概念的语义学辨析——推进新世纪我国文艺学、美学研究的一个问题

新时期我国文艺学、美学研究频繁使用的＂本体＂一词,它每每被和本质、本原、本源、本性、本身等近似概念相混同,遭遇着较随意的使用状况。为了推进新世纪有关文艺本体论的讨论,需要先对＂本体＂概念和上述近似概念进行立足于学理的语义学辨析。这项工作同时包括义理和词源两个层面。通过深入地辨析表明,本体论不是简单研究本体的理论,而是研究存在的学说,由于不同的思想立场,本体论分别形成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诗话的顶峰--钱钟书《谈艺录》的历史地位和治学启示

钱钟书的<谈艺录>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思维模式,站在中西文化、中西诗学的交汇点上来探讨普天下共有的"诗眼"、"文心".这种"打通"式的研究使得<谈艺录>不仅在内容上,更在方法论上成为中国诗话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钱氏渊雅浩博的学力和洞微烛隐、老吏断狱的眼力为他从事"打通"式研究提供了可能.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敢向历代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更体现了钱学独有的魅力.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颇有启示.     

钱钟书与休谟哲学

钱钟书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对休谟哲学的渊源、实质、特征和学术个性有深入的理解,而且把“休谟问题”引入历史学、伦理学特别是文学研究之中。更可贵的是,他将休谟的“自我”说融入自己所概括的“破我”说,揭示出“破我”在人类精神文化活动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品格,进而为其“打通”说给出学理上的根据。因而,青年钱钟书的学术研究的哲学倾向已打上了某种休谟哲学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