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同角度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自传性质与作年——兼谈自传定义及其判定标准

依据《五柳先生传》没有提及躬耕这一对陶渊明至关重要的经历,以及陶渊明强烈自我认同意识,《五柳先生传》应作于早年。不能以五柳先生形象与陶渊明存在着差距,或以现代自传观念否定《五柳先生传》的自传性质。陶渊明自我描述的变动与差异,必须放在群体认同与自我认同的复杂互动中考察。对《五柳先生传》性质及作年的深入讨论,有助于反省自我描述与认同关系、自传定义、自传判定标准及古代自传创作传统等问题。     

“儒家超人”文素臣——神话建构及消解

《野叟曝言》中,夏敬渠从理想、才华、人格、功绩等方面,用各种手段将主人公文素臣神化。神化导致了人物人性、个性、命运悬疑性的消解,影响了作品的文本价值。作为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道学家”形象,文素臣形象颇具认识意义,有不可偏废的文学地位。     

论《铁皮鼓》中的畸形侏儒形象

我们发现《铁皮鼓》中的奥斯卡把一个可爱的三岁孩童的形象保持了20年直到战争结束,而此之后他开始长大并变成了一个鸡胸驼背的畸形侏儒。由这个安排对奥斯卡形象的设计及变化进行分析,以及对战时神化和战后异化的现象进行探究。     

文本中的女人——解读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和女作家笔下的自己

文章以福克纳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的爱米丽以及波特《老人》中女权主义者伊娃为例,分析了作者是如何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出不同时期的女权运动对南方社会的影响,以及这些女性形象对压抑她们的父权社会所持的态度,从而突出了寻求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权主义思想主题。     

依据“学习型”理论构建自我的超越

本文通过对《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论述了如何构建员工的自我超越、团队的自我超越和企业的自我超越,以及学习《第五项修炼》理论应当注意的问题等,从而得出建立学习型组织、构建自我超越的方法和所达到的目标。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的结局探微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与历史人物关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结局更是被赋予了宗教色彩：皈依佛门。这不是作者的凭空构想,而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将关羽纳入佛教体系,改造成为佛教中的护法伽蓝神。这种改造反过来又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影响,并最终影响到文学领域,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美化、神化都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     

从“神”到“人”——浅析《龙图公案》和《三侠五义》中包公形象的演变

包公是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清官代表,包公故事也是民间传说和文学创作演绎的资源。关于包公的故事有两部集大成式的作品,即明万历年间的《龙图公案》和清光绪年间的《三侠五义》。研究者一般认为从《龙图公案》到《三侠五义》,包公的形象经历了从“清官”到“忠臣”的演变。其实两部作品对包公形象塑造的不同之处不能仅仅只定位于“清官———忠臣”,由“神化”到“人化”更能准确地表述包公形象在两部作品中的演变过程。     

李靖神化的初步演变及其原因

李靖为唐代著名将领,在后世其形象逐渐被神化。明清之际,人们了解的李靖是已经被小说家们艺术化的托塔天王李靖。在唐代,李靖就开始被初步神化。李靖被初步神化的文献记载可以分为笔记传奇和史书两部分。从笔记传奇看,随着时间的发展,李靖神化形象由虚到实,到唐末已固定为一名为国为民、法力非凡、颀长黑衣的壮年男子;从史书看,随着李靖在国家祭祀和地方祭祀中政治地位的上升,其神化过程更进一步展开,成为一名有具体职责、可以降雨的仙人。最后,从隋末唐初的宗教背景、政治背景、李靖的兵书著作、军事才能和个人性格等五个方面总结李靖在唐代被神化的原因。       

论美国当代女性主义电影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以《简·爱》《蒙娜丽莎的微笑》《欲望都市》为例

以美国电影《简·爱》《蒙娜丽莎的微笑》《欲望都市》为载体的女性主义叙事直接参与了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简·爱》中的女性形象直接解构父权制社会并争取女性权利,《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女性力图通过张扬女性意识而成就为独立的女性形象,《欲望都市》中的女性通过多元的主体性选择而对女性自我进行多元化的欲望叙事,三者共同构成了西方女性主义叙事的艺术主流与逻辑发展。     

“自我”的危机与拯救——《伤逝》再解读

通过对《伤逝》文本的解读,发现涓生在建构自我形象中经历了"启蒙导师"、"个人主义者"、"反叛的强者"等形象的转换,在自我形象的不断转换中经历了严酷的内心搏斗,小说以涓生"手记"这一自白体,将坦露与掩饰、追问与忏悔、真实与空虚等复杂的情感与思想交织于一体,展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自我生成的困境与可能性。《伤逝》作为探寻鲁迅思想转变的关键文本,分析涓生自我形象的建构过程,可以更深刻理解鲁迅先生1925年之后如何回应和深化其早期的"立人"思想。     

论《三国史记·金庾信传》独特的创作原则

《三国史记》中包含着高涨的民族意识,并且贯穿于其创作原则之中,从而使《三国史记》与一般的汉文正史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而这又恰恰是《三国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上具有巨大价值的基础。人们读《金庾信传》时可以发现,金庾信这个形象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已经被神化,成为民族的象征。出于高扬民族意识的目的,编纂者给了他相当于国王的待遇,进行神化的描写。这样做尽管与汉文正史的创作原则不符,然而这正是这篇传记成功的所在。     

弗朗茨·库恩《红楼梦》德译本译后记研究

弗朗茨·库恩的《红楼梦》德译本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变译个案。译本的译后记深入探讨了《红楼梦》的主要情节、艺术特征、哲学思想及核心价值。通过这篇译后记,细致考察库恩在向西方读者译介《红楼梦》的过程中突破西方主流价值对中国文化的偏见、颠覆刻板的中国形象、发掘《红楼梦》的现代价值、构建多元文化视角的种种努力,并探究库恩通过译介《红楼梦》而建构的中国形象,对西方现代"自我形象"的影响和作用。     

《月牙儿》的苦难意识

通过辨析《月牙儿》文本的叙事特征,笔者认为《月牙儿》的主题是抒发自我生命悲感,而非控诉社会黑暗。文章由此进一步分析抒发生命悲感主题对母亲形象塑造的影响,分析叙述者“我”的自我封闭的心理特征。     

薛绍徽译《八十日环游记》人物形象的本土化与文化身份构建

分析了薛绍徽译《八十日环游记》中文学形象的本土化现象,指出文学形象的变异过程即是译者自我发现、自我认识的过程,揭示了译者通过文学形象的再创造积极构建文化身份的过程。     

《随想录》的知识分子立场

巴金《随想录》揭示了作家在非常岁月里的心路历程,从中引发对知识分子立场问题的思考。巴金在＂文革＂前期陷入盲从、丧失自我立场,需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中寻找根源。通过写作《随想录》,巴金努力挽救知识分子奴化形象,维护自我独立人格;《随想录》体现了作家进行自我剖析与自我忏悔的艰难性,在建立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的路途上,巴金以写作《随想录》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简论“神化”创作心境的条件

笔者在《论“神化”说的两层涵义》一文(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美学》1989年第11期复印),曾探讨了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神化”的渊源与涵义。作为一个复合性的审美范畴,“神化”是由先秦的“神”、“物化”等哲学概念蜕变而来的,脱胎于《易》、《庄子》、《孟子》。这就决定了“神化”的内涵具有两个层次:(1)以艺术创作主体而言,     

“杂感家”鲁迅自我形象的轨迹——从鲁迅杂感文体意识说起

作家自编文集往往能够体现自己的创作特色和文体风格，更重要的是暗含了自己文字努力的向度及其自我主体形象。鲁迅在1925、1926年编辑《热风》、《华盖集》、《坟》，对自己以前的文字究竟编到哪个集子中做出了复杂的思考，而这样的编辑过程既体现了他自觉的杂感文体意识，更重要的是透露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反思自我、建构主体自我、塑造自我形象的努力。     

儒学神化与西汉君主专制主义指导思想的确立

从《春秋公羊传》到《春秋繁露》,儒学完成了由世俗到神化的转变。儒学神化理论宣扬君权至上,神化三纲五常,将封建等级秩序、政权机构及治国方略等纳入神学体系,在汉初神秘主义盛行的土壤上,迅速与西汉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融合起来,成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     

一个白痴意识流中的“美”与“爱”——浅析《喧哗与骚动》中班吉的意识流

指出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采用了多角度的叙述方法、神化模式、意识流等多种写法来描写日益没落的康普生家族,从班吉的叙述角度深入探讨班吉意识流中的凯蒂形象和班吉与凯蒂之间姐弟之情背后所隐含的深刻意义。     

沉沦与救赎——东北现代家族小说研究

东北现代家族小说一方面与“五四”文学有着紧密的承继关系．塑造了众多的“多余人”形象，表达了新旧交替时期知识分子无以附着的精神之痛；另一方面又与“五四”文学的现代启蒙立场发生游离，这主要表现在对女性形象或妖魔化或神化的极端处理上，在这种极端化的处理中传递知识分子自我救赎的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