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与民初的电政基本建设述略

我国电政事业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1912—1916年间之所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交通部的努力至为关键。以电政基本建设为例，交通部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之一是规划线路，其特点首先是设计追求实用性，这既与民初我国交通依赖外人、应“列强的要求建线”有关，又与各条国有线路的支线几乎都靠地方局自筹资金，新线建设则靠几个局筹款，因此在规划中大量出现已有路线的延长工程有很大关系；其次是电政业务如有线电、电话、无线电等，在民初均未出现应有的大统一局面，设计主体趋于多元。体现之二是统一标准，包括相关组织的创设以推动统一标准的制定、改进细化标准两个方面。体现之三是清查线路障碍。总体来看，交通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电政事业的现代化，尽管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论1928-1929年国民政府建委会的无线电管理

论述了建委会管理期间无线电取得的成绩;并从合法性、人事和有线电争权三方面对交通部与建委会的无线电管理权的争论进行了分析;无线电管理权重归交通部.近代电信业历经的种种问题,对今天电信业的发展不失借鉴作用.     

论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邮电基础

清末舆论放大现象体现在报刊发行量、舆论界自身定位、受众、社会各阶层的关注等多个方面,至于形成这一现象的邮电基础,主要在于邮政、电政等事业的发展。其中邮政方面的发展,表现为邮政各局数目、邮件数、邮政汇兑量、包裹数的增加;电政方面的发展,表现为电政局盈利、收发国内报次数、收发国内报字数的增加,以及电话事业的推进。铁路航运也是影响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因素之一。清末邮电通信事业的大力发展,以及铁路航运的进步,为报刊新闻传输速度的提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撑,推动了舆论的放大效应。     

邮传部与清末电政事业的近代化

清末10年是我国社会近代化的关键之年，其为世人注目。这其中，既有民间力量的作为，亦有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以电政业为例，邮传部作为主管交通的中央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健全章程、整顿与改良、增费与减费等新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清末我国电政事业的近代化。     

《民初交通部与交通发展》评介

近代以来,交通一直是令国人瞩目的事业,其巨大的经济效益、难以割舍的社会公平使得历届政府都必须正视并重视它,民国初年交通部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2011年12月,线装书局出版了苏全有、王丽霞主编的《民初交通部与交通发展》一书,与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的苏全有教授的《清末邮传部研究》一书构成了姊妹篇。著作从交通部与交通行政、交通业务、交通营运、交通利权、交通政策等五个方面对民初交通发     

晚清电报业的社会化进程及其国有化

电报业是晚清社会的新生行业。晚清社会引入电报后,清政府按照近代中国的社会条件建设发展电报业。电报业诞生后,形成官方主导的运行机制。在官方的推动下,晚清电报业逐步进入民间社会,开始其社会化进程。随着电报业的发展及其优势的体现,民间社会开始接受、认同,并开展建设民族电报业的讨论与思考。电报业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发展的社会需要,决定了晚清电报业国有化的最终归向。在晚清电报业的社会化进程中,官方高度重视、全程参与、顺势引导,这一特殊现象表明了清廷对电报业的民族性"改造"。晚清电报业的国有化过程,亦是电报业民族性改造的过程。     

邮传部与清末电政利权回收

清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小黄金期，这其中，邮侍部领导的、包括电政业在内的交通利权回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邮传部对清末电政的利权回收之推动集中体现在中俄、中日交涉及中国与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交涉，除此之外还进行了进口替代生产，这极有利于该领域的近代化。以往学界仅仅关注民间的利权回收运动，而对政府部门多所忽视，此乃革命史范式在作祟。     

“世界电信日”的由来

电报的发明,为方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865年5月17日,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奥地利等20多个国家在法国巴黎签订了《国际电报公约》,并宣告国际电报联盟正式成立。随着电话和无线电的广泛应用,国际电报联盟于1932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决定将“国际电报联盟”改名为“国际电信联盟”。1947年联盟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国际电信联盟目前共有188个成员,中国于1920年加入该组织。为了纪念国际电信联盟的建立,强调电信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国际电信联盟1968年第23…     

企业社会责任议题的创意实践与挑战

正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近半个世纪几经演变,已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国际上纷纷设立社会责任相关规范与倡议,并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各项评鉴指标,相关研究也证实努力尽到社会责任的企业,较其它企业拥有更佳的企业形象、品牌价值与营运获利。显然,推动企业社会责任(CSR)已成为企业组织建构企业形象,执行公关活动,建立品牌的重要价值策略。     

论民国时期贺电的类型及其发展

贺电作为交际电报的一种,在民国时期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军事、外交及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民国年间,随着交通部业务的日益完善,同时受拍寄费用降低、报刊媒介宣传推广、社会舆论倡导及民众观念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贺电在拍发数量、类型等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国期间贺电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社会各阶层的交往与情感交流,时至今日,贺电仍在政务层面广泛存在。     

电讯与云南的近代化

近代云南的电讯包括有线电报、电话、无线电通讯三个方面。从技术层面看,有线通讯技术是云南近代化的起点,对于云南内部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电话则对加强城市内部的信息流,改善市政管理,丰富城市结构和职能有一定作用;无线电通讯有效克服了电线电杆维护的障碍和高山、河流、深谷的阻隔,在抗战期间得到了较大发展,强大的无线电信号网络,奠定了云南在西南通讯枢纽中的门户地位。     

电信与艺术:从电报到手机短信

电信技术的革故鼎新对 19世纪以来的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广播模式的电信网络发展成为大众媒体 ,支撑着现代广电艺术。点对点传播模式的电信网络充当着日常交流的工具 ,并为前卫艺术家提供了艺术实验的天地。目前正崭露头角的手机短信蕴藏着艺术创新的契机     

交通部与民初的邮权统一政策述评

有关交通部的民初邮权统一政策这一课题,目前学界尚乏专文探究。交通部统一民初邮权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邮驿之争——驿站的裁撤问题,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告成功;二是官民之争——民信局的衰落,交通部借助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排挤民信局,竞争取得了胜利;三是华洋之争——官邮与“客邮”,取得了进步,但不彻底。总体而论,自民国初年交通部管理邮政以来,对传统的信息交换系统如驿站、民信局进行裁撤,对客邮予以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华邮权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民初我国邮政的现代化。     

合并时代的竞争：各国电信、多媒体法之比较

网络分配业(电话公司、有线电缆和卫星经营者)与装配业(电信装配、计算机硬件软件公司)的操纵者迅速合并,合资或战略联盟。他们在寻求互相吸收股份增加力量,或者共同谋求获取知识产权(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合并)。笔者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电信多媒体法为例,结合具体案例,逐一比较分析各国的电信、多媒体法在竞争方面的规定,以及如何保护合理公平的竞争,维持市场的秩序的问题。     

晚清中外陆线交涉述评

19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列强不断谋求中国内陆的电信利权,使用各种手段,或劝说中国设线,或求中外合办,或请自设,并期望将陆线与海线相接,建立起符合其利益和需要的电信网络。而清政府则坚守陆地设线权,极力拒阻列强在中国内陆设立电报、电话和无线电,积极收回外人所设立的侵权线路,并以发展中外陆路边界接线来谋求或争夺经济权益,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电信利权。     

浅析修订后的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

2002年,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企业效绩评价操作细则(修订)》,此细则是对1999年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操作细则》的修订。修订后的评价指标、指标权数与修订前相比都存在改进,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企业效绩评价方法,规范了企业经营效绩的评价行为,加强了对企业的监督管理。     

广东报业广告经营的突出问题与应对思路

在当前媒介变革的时代大潮和全球报业危机的大背景中,广东报业广告经营已然告别近20年的突飞猛进,渐露捉襟见肘之象:经营额增速放缓,竞争同质化严重,广告集中度过高,跨地区经营遭遇广告与发行倒挂,新媒体经营又迟迟不见起色。为扭转颓势,广东报业必须大力优化广告经营结构以提高抗风险能力;全面升级整合营销服务,进一步提高广告市场竞争力;逐步探索跨地区扩张的新模式;以转企改制为契机,尝试广告经营环节的融资上市和激励机制;抓住三网融合的政策机遇,借壳广电抢攻新媒体广告市场。     

电信消费中的问题与法律适用

电信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经常遭受不法侵害．因此有必要让广大电信用户了解有关法律规定，即防止电话盗打和线路维护是电信局的责任；现行电信计费方式违反公平交易原则；电信局不能擅自改变用户的电话号码；电话用户对电信服务的详细情况拥有知情权；电信企业的强制交易行为于法无据。     

推进中国电信普遍服务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电信普遍服务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电话普及率由1980年的0.43%上升到2004年底的50.8%.但中国电信普遍服务一直存在着投入大、产出小、维护困难的被动局面,成为运营商长期以来的沉重包袱,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人口居住高度分散、现行各种通信技术体制不适合解决普遍服务以及竞争的压力迫使运营商不愿主动承担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建设义务.发达国家在实施电信普遍服务上是比较成功的,他们的成功做法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要推进中国电信普遍服务的全面发展必须采取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与技术的政策措施,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电信普遍服务滞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