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国际法的影响

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近代国际关系和欧洲的经典外交特别是国际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三个半世纪以来,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法律秩序作用的增强,和约对国际法的影响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本文通过分析和约条款及其与国家主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及国际组织法、国际人权法、外交关系法等的发展,论证和约不仅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产生,而且是现代国际法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     

"五四"前后国民外交协会活动述论

国民外交协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其成立之初曾作为政府后援,积极配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努力,后又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及中国政府拒签《对德和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最终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收回山东主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国民外交协会在"五四"前后发动和领导的国民外交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辉煌篇章。     

近代中日两国法制现代化之比较

19世纪后半期,中日两国在内外压力下开始了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由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近代日本法制现代化起步略早,法制现代化比较深入,从法律体系到法律制度,再到法律观念,循序渐进,较少反复,较短时间内基本实现了法制现代化;而近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起步稍迟,比较被动,整个过程反复较大,宪法及行政法规反复出台,缺乏稳定性,法制变革较多局限于法律条文及制度,基本没有涉及法律意识和观念,法制现代化陷入困境。     

黄遵宪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

黄遵宪是晚清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多年的外交生涯使黄遵宪逐步形成法律思想并最终确立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他在输入近代西方法文化、主张“以法治国”、批判“治外法权”、创设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晚清报刊外交舆论的现代政治意蕴——以《外交报》为中心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份民间外交报刊,《外交报》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外交思想.该报吸收了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先进理论,在国内首倡“国民外交”,坚持新型国家权利观,积极关注领海、领水主权,基于国际法的视角评价中国外交,倡导文明排外.该报还将均势外交等作为晚清政府地缘外交的重要策略.《外交报》依靠大众传媒的优势,传播现代外交观念,形成民间外交舆论,对于启发民智,推动近代中国外交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清末新知识分子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随着新知识分子从清末传统士大夫营垒中逐渐分化出来,他们对西方法文化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并从思想和行动上迈出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质性步伐。在清末法制现代化实践中,新知识分子显示了新的法律思想和被新的法律思想所武装的作用,体现了近代中国由封建法制向资本主义法制过渡的历史必然。     

法治的“教程”——以法权会议报告书为中心

暴力和条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打击司空见惯的手段,但作为一项教育工程的翻译以及诸如报告书之类的文字规训却是隐秘的。对于中国近代法学的发展而言,法权会议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信息加工、构建＂帝国档案＂的工程之中的典型例子,反映了帝国主义试图利用殖民的权力对中国法律进行规训的努力。法权会议报告书也成为近代中国法律改革的又一＂教程＂。     

孙中山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创者之一。在四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不仅提出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国的主张,开创了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变革的新时代,而且围绕巩固共和政体提出了一系列法治与民主相结合的法制思想与主张。他所规划的"五权宪法"的法制蓝图及推进法制变革的一系列主张与实践,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     

移植与创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之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商事立法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晚清《公司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从《公司律》到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移植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是近代中国公司立法的主要途径。但回顾近代中国公司立法史,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为适应各时期工商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不缺少在移植基础上的大胆创新。近代中国公司法一贯采用的集诸多公司类型于一体的单行法模式,对世界公司立法也是具有贡献意义的立法经验。     

顾维钧废约外交考察

中国从巴黎和会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尝试开始 ,到华盛顿会议 ,再到与各国的修约谈判 ,直至中英新约签署 ,顾维钧是惟一参与整个废约交涉过程的外交官。作为一名弱国外交代表 ,顾维钧领导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开辟了中国自主外交的先例。之后的华盛顿会议上 ,他吸收了巴黎和会的经验教训 ,一改过去一揽子提出的办法 ,更注重于基本原则的创树 ,为具体问题的讨论与解决首先奠定法理基础 ,并使整个交涉立于主动地位。这显示了顾维钧杰出的外交智慧和重视国际法应用的外交特点。之后继续开展的中苏、中比修约等一系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活动更集中体现了顾维钧法律废约和外交自主的思想。顾维钧是经由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创者 ,是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初期阶段的一位主要开拓者。不平等条约废除 ,中国主权意义上的外交乃得以确立     

论条约名称在中国国内法上的规范化运用——以条约名称与条约内涵的和谐一致为视角

我国国内法上关于条约名称的表述多种多样,其中,国际条约、协定、条约都是常用的称谓.但是我国国内法上条约名称的运用存在诸多问题,如条约名称的运用比较混乱,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则;有些法律法规中“条约”的具体含义不清楚;我国国内法上“条约”名称的运用既不能与国际法上的“条约”名称相对应,也不能与我国缔约实践中的“条约”名称相对应等等.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条约名称与条约内涵发生了冲突,存在着对立和矛盾.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国应该以条约名称与条约内涵的和谐一致为出发点,规范国内法上条约名称的运用.     

英国法罪过理论及对我国刑法的启示

英国刑法的罪过形式分为三类：故意、轻率与过失。而其分类方式体现了对故意、过失的本质区分。基于实践产生的英国罪过形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其通俗易懂的文言表述及其与诉讼紧密结合的方式对于我国刑事改革具有启发意义。     

WTO协议在我国国内适用的问题

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和条约法的基本原理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分别就各国处理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问题的方法,我国处理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的实践,以及WTO协议在我国的适用问题展开论述,试图通过“转化”、或“纳入”及效力等级的分析从国际法、国内法理论方面解释这一难题,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一点新思路。     

关于法律和全球化研究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论述了法律和全球化研究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球化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是也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中国如何对待法律移植;中国如何对待国际条约;全球化是否意味着非国家化、去国家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看待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台湾地区资产证券化立法及监管研究

台湾地区充分借鉴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资产证券化的经验。一方面,台湾地区采用统一的立法模式,同时与传统民商事法律的一般性规定进行了立法衔接;另一方面,其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同样采取统一监管模式。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同属大陆法系,其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立法与实践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参考。     

人权观念的工具理性与我国人权外交的合理选择

人权是一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权利。人权外交也是人类在国际社会追求普遍道德原则的结果。但是,在人权外交领域,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产生了诸多人权问题。中国在选择人权外交时应遵循国际法准则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公约并以此为标准,在国际社会提倡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人权冲突、化解人权危机,反对以人权为工具的“新干涉主义”行为。     

刑事法律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博弈

中国学术界关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究竟谁应为优先者之争似乎已经陷入了二律背反。一方面 ,主张实体正义优先的学者不得不面对众多深具远见的学者对“看得见的正义”的迫切呼吁以及现实中恣意的“人治”给司法公正性带来严重损害的尴尬 ;另一方面 ,主张程序正义优先的学者也难以回避由于我国刑事立法宁粗勿细、宁疏勿密的原则给法律适用带来的难题。在刑事法律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博弈中 ,如何能够使得两者不会由于陷入“纳什均衡”而导致法律功利目标的削弱 ,就成为我国能否真正走向法治化的关键。     

行政内部监督制度的域外借鉴

我国在推行行政法治,建构法治政府中不免要对域外的制度进行研究比较,并对其合理的内核予以借鉴。加强对两大法系的法德英美四国的具体行政内部监督制度的比较研究,对比我国在内部监督法治化上的不足,进而阐释引进其先进的理念和制度,是当下深化行政内部监督法治化不可缺少的环节。     

论高校图书馆读者维权

图书馆在服务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与读者之间的摩擦,加之我国有关图书馆方面的法律体系极不健全,常常无“章”可循,会出现一定的权利纠纷,缺乏现实法律依据来保障读者的合法权益。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图书馆系统的法治建设,规范图书馆对读者的管理行为：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加强对读者的入馆前教育、加强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法治意识、形成教育手段长效机制,以此完善读者违规的预防举措,构建图书馆与读者的和谐关系,从而推动图书馆与读者的和谐相处,真正实现依法治馆。     

英国法官制度及其启示——关于法官职业化问题的思考

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是学理上所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二者在实践上也时常存在冲突和矛盾。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经之路。但是,鉴于职业法官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法官职业化又不能太过绝对。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跳出要“法意”还是要“民意”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一方面坚持职业化道路不动摇,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利用非职业化元素为法治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