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乡村婚姻略论

两汉是中国古代上古婚姻向中古婚姻转化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乡村婚姻具有了越来越鲜明的特性,从婚姻的基本功能到婚姻的基本程式都与城市官僚贵族婚姻有着明显的不同。乡村婚姻功能中的经济与生产功能、乡村婚姻程式中礼俗关系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与把握两汉乡村社会的重要门径。     

宋代佃耕官田的农民

一、官田佃农的不同来源和类别宋代官田的经营,除了在沿边地区采用士兵屯田以加强国防力量外,其余的官田基本上采取租佃制。佃种官田的农民,大致有下面几种人: (一)下户。下户是乡村的第四、第五等户。他们占有的土地很少,尤其是第五等户,只有田五亩、七亩或三亩、二亩,有些甚至是无产税户。他们为了维持生计,除了经营自己微薄的田产外,还必须租种官府或地主的土地。对于下户请佃官田,宋政府容许而且给予优待,“在法官田,惟许下五等人户请     

一部填补空白的力作-《两汉乡村社会史》读后

一部填补空白的力作──《两汉乡村社会史》读后臧知非我国自战国城乡分离以后,至两汉时代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乡村社会均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构成了汉帝国社会文明的两条主线;若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乡村社会则更具决定意义。这不仅仅因为乡村是庞大的国家机器及官...     

两汉乡村管理体系述论

两汉乡村管理体系述论马新乡村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控制的重心所在。自秦汉时代起，中国古代的乡村管理体系日渐成熟，并在封建政治、经济秩序的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乡村管理体系的研究，是了解与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把重要钥匙，有鉴...     

清代诗学家十家简评

清代诗学(包括词学)是中国古典诗学长河的高潮。清代诗学家之众多与诗学理论之丰富皆超越历代。新时期以来,学界对清代诗学家与诗学论著的研究较之“文革”前已有了长足的进展。象王夫之、叶燮、王士禛、袁枚、刘熙载、王国维等诗学大家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从整体上考察,人们的研究视野还欠广阔,目标太集中。清代有一定成就或影响而未被论及或很少论及的诗学中家、小家还是不胜枚举的。这自     

博大而深厚的家国情怀——论淮剧《太阳花》中方大姑的英雄母亲形象

淮剧《太阳花》精心塑造了乡村医生方大姑这样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民族气节的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由此表现出其勇于为国家和民族而做出大义灭亲、舍“小家”为“国家”之壮举的凛然民族气节、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勇于社会责任担当的崇高精神、宽广博大的家国情怀。     

生命历程与日常生活:大流动时代的乡村家庭与个人

社会大流动导致了传统乡村社会网络的瓦解,它改变了乡村家庭的结构、伦理、功能,也改变了乡村个体的生命历程、日常生活。这突出表现为"时空断裂",即乡村日常生活空间和时间的断裂。就其实质而言,时空断裂是在社会大流动中乡村家庭与个人既有的网络关系、伦理道德、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心理情感、生命意义的断裂。断裂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反而在客观上带来了新的契机,作为具有能动性的个人必然会以不同的方式被动或主动地采取回应与行动——重构。应在社会、家庭、个人同构的思路下,从国家宏观制度政策设计和个人能动性激发两个方面入手,重构乡村家庭与个人的时空生活。     

简论汉乐府民歌对"家"的表现及其成因

与《诗经》、楚辞相比,汉乐府民歌无论在艺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上都有重大变化,其中对“家”这一社会现象的表现在汉乐府民歌中尤为突出。此种现象与两汉的社会结构、统治思想和诗歌理念无疑都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抗战时期中共对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社会结构的改造

抗战时期,中共在晋察冀边区村选举与村政权建设中,为乡村社会各阶级表达或隐匿其政治诉求与政治利益提供了实践舞台。中共、村干部、民众在乡村民主政治的舞台上,发挥了不同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改造了村政权组织结构,削弱了地主、富农对乡村权力的影响,锻炼和培养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乡村干部队伍,促进了民众行为、思维方式的转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公共空间培育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安徽省濉溪县临涣茶楼“和谐茶室”为例

广大农村地区是涵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据地,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条件。受传统宗族观念、家国情怀和邻里互助文化影响,乡村社会中公共空间普遍存在。在基层社会构建公共空间、培育场所精神,需借助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有机融合,加快乡村治理政策的落实。公共空间培育能够化解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纠纷和难题,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汉赋作家论

一、汉赋作家群落与演化贯穿两汉四百年的赋文学,汩汩的作品之流根本在于赋家的前行后继,云蒸雾集。在这四百年间,汉赋作家一般背离了春秋战国之际散文家的孤鸣独唱,表现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群体精神。不庸置疑,两汉的赋家群落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学术为中心的诸种学派,象儒、墨、道、法都以学术自身为引力,力图通过自我的社会理论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大多迂远而疏于事情。同时,春秋战国的学术群落,因为带头人的强烈光照,削弱以致掩饰了它们的群落性,使其中许多人名不见经传。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转型:文化变迁与文化重构——基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

以村落建筑与布局为核心的物质文化、以家族权威与伦理秩序为核心的制度文化和以民风习俗、宗教信仰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共同构成乡村文化的有机统一,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乡村社会独特而丰富的乡村资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作为乡村文化物质载体的村落大批消亡,乡村文化不可避免地进入或消失、或共融、或变异的转型期。在此转型期,从物质、制度、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提出重构融汇传统与现代性的乡村文化的政策建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两汉酷吏的文化阐释

两汉酷吏既具有酷、能、傲、廉的共同特征,又在吏道观、执政方式、法律意识以及人格追求上具有各自的时代特性,这与儒学在两汉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不同密切相关。两汉酷吏对封建社会的执政理念、法律精神和史学评价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县域社会中的国家遭遇

无论是在统治能力极为薄弱的传统国家还是渗透能力极强的现代国家，国家都不能完全有效地渗入到以县为基点的乡村社会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县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同。在每一特定的时空场域，国家都在县域社会遭受不同的境遇，并深刻影响了国家与地方的行为和选择。     

正确估价两汉农业生产水平

研究汉代乡村社会，对农业生产水平的认识是一个重要前提。我们既要注意代表当时农业水平成就的内容，如铁犁、牛耕等等，也要注意两汉时代农业水平的另一侧面，如水耨火耕、蹠来而耕等等，也就是说，必须真正深入到当时的乡村社会，去把握其实际生产水平与生产状况。     

汉唐间乡村宗族存在形态考论——兼论中古乡村社会的非宗族化问题

在汉唐时代,乡村宗族是乡村百姓生活中的普通存在.所谓非宗族化的乡村只是这一时代部分乡村中的现象,就多数乡村而言,宗法血缘组织仍是最为常见的民间社会组织,只不过其存在的方式在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聚居,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杂居,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散居.中国中古时代的村落是地缘外壳与血缘内核的组合体,这一构成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避免近亲交配 防止家鱼退化

近年来,各地乡村鱼种场(站)在家鱼人工繁殖时,普遍存在着近亲交配,品种退化的现象,致使鱼体变小,生长缓慢,发病率上升、成活率大幅度下降,原有的品种优势渐趋退化,严重影响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的产量和质量。为此,各地乡村鱼种场(站)应采取以下三项措施,避免近亲交配,防止家鱼品种退化。(一)分别选育不同区域或水系的后备亲鱼。池塘和水库中放养的草、青、鲢、     

论两汉易学的形成、源流及其特征

本文详细地阐明了两汉易学形成的原因、学派及其特征。指出政治上的需要、统治者的扶植和功利所使是两汉象数易学产生的外因,易学发展的需求是其内因。从其渊源言之,两汉易学传自田何,田何传自孔子。经田何几传,汉初形成了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加上民间费、高两家,共六家,其中孟、京两家易学是其主流。东汉易学师承西汉,以费氏易为主。两汉易学有四大特点,即笃守师说;崇尚象数,资取科学,杂糅神学,这四点与其它时期的易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学术上利弊也极为明显。